秦汉盗窃罪，被分为故意和非故意两种？已经服刑的犯人也包含在内。   在秦代，盗的内涵并不明确，盗是指以侵犯财产为核心，以侵犯财产为连接点的一系列犯罪行为，包括盗窃，诈骗、官吏行贿受贿等行为。   秦代盗罪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值得注意：秦代盗罪的犯罪主体具有多样性，不仅包括一般民众和官吏，还包括已经犯罪正在服刑的人员，加重了对故意犯罪行为的处罚。   秦代盗罪的犯罪客体，不仅涉及到对单一客体侵犯的犯罪行为。   秦代盗罪的内涵的不明确，因为它是以财物为连接点，将一系列犯罪行为囊括到盗罪下，使得秦代盗罪的犯罪行为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包括盗窃、诈骗、侵占、瞒报土地等行为。   在对盗罪的处罚上，秦代开始以赃物的价值来对犯罪者进行定罪量刑，在涉及到群盗这种严重的犯罪行为时，则加重了处罚。   此外，秦代还建立起了一系列打击盗罪的奖惩机制。总之，秦代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盗罪的法律规制体系。   到了汉代，盗的含义与秦代基本相同，但是盗的犯罪行为通过《盗律》一章确定下来了。   在犯罪主体上，汉代进一步对已经犯罪正在服刑的人员犯盗罪进行了规范，秦代已经犯罪正在服刑的人员以劳动日赀六钱赎罪而逃跑以盗罪论的情形不再存在，犯罪主体仅包括一般民众和官员。   在犯罪主观方面，汉代不再对犯罪过失进行规定，倾向于打击故意犯罪。   在犯罪客体方面，汉代统治者已经充分认识到盗罪不仅会侵犯财产和人身，还有可能侵犯国家的管理秩序及国家的政治秩序，加大了对群盗行为的打击。汉代的盗罪行为方式，则已经通过《盗律》详尽的进行规定了。   此外，汉代在继承了秦代打击盗罪的奖惩机制基础上，加大了对盗罪的打击力度。与秦代相比，汉代盗罪的法律结构更加完善，定罪量刑规则更加合理。   “盗”的含义在秦汉时期指的主要是一类侵犯财产权的行为，但是其外延有所不同。   汉代在秦代盗罪是侵犯财产行为的基础上，对“盗”的法律外延有所扩展，还包括对国家管理秩序，国家政治秩序的破坏。   在该时期，统治者已经认识到秦代时期所规定的“盗”行为侵犯客体的复杂性，其危害后果相比单纯的侵犯财产的盗行为更为严重。   与秦代盗罪的法律结构，盗罪的构成要件相比，汉代对于盗罪的规定也更加精细化。   在法律结构方面，汉代将盗罪单独规定出来，形成《盗律》一篇，减少“与盗同法”等的应用，法律用语更加精确，法律结构更加完善。   在构成要件方面，汉代较秦代更加明确。在主体方面，汉代肉刑制度改革将秦代犯过罪的人逃跑的行为不再纳入汉代盗律规制，汉代主体仅包括一类一般主体与一类特殊主体，增强了法律检索与法律适用的可行性。   在主观方面，与秦代对故意与过失的模糊界定相比，汉代统治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故意犯罪的危害性，出土的汉代简牍未见有关于犯罪过失的规定，提高了盗罪的入刑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汉代盗罪的犯罪率。   在客观方面，与秦代认为盗罪主要是对侵犯财产的侵犯相比，汉代统治者已经充分认识到盗罪侵犯客体的多样性，对侵犯单一客体的行为一般打击，对侵犯复杂客体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在刑罚制度方面，汉代基本继承了秦代的计赃论罪的原则，但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到了东汉时期计赃论罪的赃值等级有所变化。   汉代较秦代更充分的认识到盗罪侵犯客体的复杂性，加大了对官吏受贿，群盗行为等的打击。   此外，汉代亦继承了秦代的照顾未成年的刑罚裁量的原则上，进一步明确了刑事责任年龄，加强了刑法上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保护。   此外，为了加大对盗罪的打击力度，汉代建立起了较秦代更为完善的奖惩制度，可以看出汉代时期统治者对于盗罪的态度相比秦代更加严厉。   统治者对侵犯人们财产权行为的“盗”行为的打击，其原因在于为了保护人们的财产权。   但是就其根本目的而言，本质还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首先，统治者可以通过打击盗罪维护基层政权的稳定；其次，统治者可以通过打击盗罪加强对官吏的治理；最后，统治者还可以通过打击盗罪避免政治暴动事件的发生，危害自己的政权。   秦汉时期盗罪的发展以及后代的统治者对秦汉盗罪制度的继承，均可以看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