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都投降了为何还要发赏令？原来不是悬赏令，而是“拉拢”令。   关于“击匈奴降者赏令”颁布的时间、具体含义和实施对象，此前学者已做过一些重要研究，但仍有剩意可述。   如赏令颁布的时间，大庭條和朱绍侯都认为产生于汉武帝时期，且大庭條认为具体产生于汉武帝元狩年间设立五属国时期。   后阎盛国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此令颁布于汉初汉高祖时期，但崔建华又质疑阎盛国先生的观点，将此赏令颁布的时间上限定在汉武帝元光二年。最近邬勖认为赏令的制定不早于武帝元狩四年。   本文试图通过解析“击匈奴降者赏令”语词结构，理解该赏令的具体含义，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该赏令的颁布时间和实施对象再做探讨。   并籍此对西汉时期封侯匈奴降者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击匈奴降者赏令”的颁布，突破了“白马之约”的限制，为汉朝封侯匈奴降者提供了法律依据，是汉朝在汉匈新形势下采取的新举措。   “击匈奴降者赏令”的语词结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偏正结构，我们将其进行层层剖析。   首先，“击匈奴降者”是修饰“赏令”的定语，这是一则针对“击匈奴降者”的“赏令”。   其次，“击匈奴降者”又是一个偏正结构语词，“击匈奴降”是修饰“者”的定语。   最后，“击匈奴降”又是一个使成式结构。   王力举《史记》中的例子认为“大约在汉代，使成式已经产生了”。王力还说“使成式既然是两个词的结合，就有可能被宾语隔开”。   张显成也指出“因为使成式是两个词的结合，就有可能发展成为中间插入前一动词宾语的形式，如果中间已带上了宾语，则强有力地帮助使成式早已成熟。”   王力在《汉语语法史》中所举使成式中间插入宾语形式的最早用例为南朝诗，张显成则在考察战国秦汉简帛文献基础上指出“从简帛文献来看，使成式产生于先秦且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成熟了”。   张显成举多例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的例子进行帮助，如“治身疡疮方”：“燔饭焦，冶，以久膏和，傅。”张显成解释说“燔饭焦，即将饭烧焦。饭也是中间插入的宾语。”   以上详举王力先生和张显成先生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帮助理解秦汉时期使成式语词结构已比较成熟完善。   根据赏令内容来看，赏令的实施对象主要针对的并不是普通匈奴降者，而是匈奴的大小贵族、军事将领。 但如果是“率众降”则受赏赐的户数则相对较多，如汉武帝时湿阴定侯昆邪“以匈奴昆邪王将众十万降侯”，赏赐万户。   汉宣帝时归德靖侯先贤掸、信成侯王定、义阳侯厉温敦都特别注明是“率众降”，赏赐分别是二千二百五十户、千六百户、千五百户。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破陇西，汉朝封浑邪王漯阴侯，赏赐万户，并于陇西、北地、朔方、云中、代五郡设五属国，纳其部众，也即简文所说“取故君长以为君长皆令长其众”。   如此看来，汉代五属国的建立也是有其法理依据的，很可能就是该令产生的年代。但实际上赏令产生的年代还可以稍早一些。   通过对“击匈奴降者赏令”进行语法结构分析，特别是指出“击匈奴降”是使成式结构。   由此解释了“击匈奴降者赏令”的真正含义，进而明确“击匈奴降者赏令”的真正实施对象是在汉朝军事攻击下投降的匈奴人，更确切是指匈奴大小贵族、军事将领。   从“击匈奴降者赏令”中关于封匈奴降者侯的规定着手，结合西汉时期封侯匈奴降者的记载，又可以重新考察“击匈奴降者赏令”制定颁布的时代。   汉朝自有旧例，无论是汉景帝还是汉武帝都曾受到制约，所以汉景帝封侯匈奴降者遭到丞相周亚夫的反对.   汉武帝时期虽然是西汉封侯匈奴降者最多的时期，但却没有留下像汉景帝时期因为“白马之约”而被群臣反对的记载.   再者宣帝时期也封侯匈奴降者，亦不曾有关于能否封侯匈奴降者的争论，究其原因，应是汉武帝时期颁布“击匈奴降者赏令”规定了投降的匈奴大小贵族、军事将领可以被封为列侯。   “击匈奴降者赏令”的颁布令汉朝摆脱了汉高祖“白马之约”的束缚，使封侯匈奴降者合理合法化，从此有了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