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民党将领的乘用马匹、汽车等都有着清晰的规定标准，师长、师参谋长、旅长一级各分配有乘马2匹，没有汽车，团营长及中少校团附、团营副官各乘用1匹，其余官佐并无专属马匹，但有规定数量的公共乘马。

1937年，国民党军队经历了复杂的内部架构与职责分配的制定。这些军队不仅包括了直属部队，还涵盖了五个战区共88个师的庞大编制。

国民党军队的内部构成和职责划分，尤其在其领导和后勤支持方面有着明确的规范。师级单位的配置标准，例如在车辆、警卫以及参谋和副官配置上，均有严格规定。师长通常配备专用轿车和军用吉普车，而副师长则共享一辆公用轿车和吉普车。

在参谋系统中，一个师的组织架构中包含一个中校级的主参谋，而副师长旁边则设有一名少校参谋。这些参谋官员负责汇总情报、制定作战报告和指令传达等核心军事任务，是军事谋略和日常操作的关键人物。他们的工作通常在参谋处集中进行，确保军事行动的统一指挥与协调。

而在副官配置方面，这些军官专职服务于其主官，从事行政支持和个人辅助工作。例如师长的副官是少校，参谋长的副官则是中尉。

尽管国民政府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常常出现规则的弯曲甚至违反。尤其在军饷发放上，中央军的军官与地方军的军官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地方军队的师长级军官有时甚至不及中央军的少级军官。

此外，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矛盾与政治斗争也严重影响了其效率和凝聚力。蒋介石虽然利用各派系军队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但仍对这些势力保持警惕，有时甚至利用抗日名义优先消耗地方军力，以此来巩固和强化自己的中央军势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民政府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国家局势，实施了一项针对军队的薪饷调整政策，称为“国难饷章”。该政策旨在通过降低军队官兵的薪饷，节约军费用于加强军事备战。具体的月薪标准如下：上将240元、中将200元、少将160元、上校120元、中校100元、少校80元、上尉50元、中尉40元、少尉30元、准尉24元、上士15元、中士12元、下士11元、上等兵8元、一、二等兵7元。

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即便这样的薪饷听起来不多，其实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经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据学者陈志让统计，1937年四川地区拥有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年收入为1068元，而五十亩以上土地的半自耕农的年收入仅为103元。由此可见，即使是在薪饷降低后，军队高级官员的收入仍然较一般农民为高。

此外，国民党军队的薪饷是以银元结算的。1914年推出的《国币条例》规定，一块大洋价值等同于七钱二分白银。当时在上海，一块大洋可以购买44斤大米，若以现代货币价值来算，约合132元人民币。因此，转换成现代货币价值，国民党军队中的师长、副师长、参谋长等高级官员的月薪约相当于两万多元人民币。

在中央军中，特别是蒋介石麾下的三个德械师，这些精锐部队的待遇尤其优越。他们不仅获得全额的战前标准薪饷，有时甚至还能额外得到一些补助。相比之下，其他地方部队的待遇则差距悬殊。例如，刘湘、刘文辉领导的川军，在整个国军中以待遇差而著称。有记录显示，一名川军少将因经济拮据，无法为其子准备足够的伙食，只能让儿子带着猪油去学校拌饭吃。

淞沪会战期间，蒋介石为确保前线作战，给予孙元良等爱将26万元的国防工事费。然而，孙元良未能将这些资金用于提升防御工事的质量，而是私自挪用，造成守军在日军炮火下遭受重大损失。这一行为虽然被蒋介石得知，但处罚不严，仅仅是表面的批评。

曾泽生的故事是中国历史上国军将领中的一个悲剧案例。出生于云南的他，20岁就投身于军旅生涯，成为了滇军军阀唐继尧的部下。尽管后来进入了讲武堂学习，但由于他并非嫡系将领，加之缺乏财富来疏通关系，曾泽生在国军将领中的名气和地位一直不高。

曾泽生在国军中的处境可谓艰难。他的职业生涯充满了挑战和辛苦，南征北战了17年，一直默默无闻，直到靠着自己的战功才晋升为国军第一八四师的副师长。与此同时，他的一些同期战友，多数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由于有更好的背景和关系网，他们的职业晋升速度远远超过了曾泽生。

曾泽生的私人生活同样困苦。他以勤俭自持的生活态度著称，不沾烟酒赌博，但他微薄的军饷仍难以支撑家庭开销。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导致他不得不依赖妻子出嫁时带来的嫁妆来维持生计。1940年，曾泽生的妻子住院分娩，由于缺钱支付医疗费，他不得不四处借钱。更为不幸的是，由于经济困难，他不得不将妻子和新生儿送回老家，途中孩子不幸因病夭折，这对曾泽生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晚年，曾泽生终于升任第一八四师师长，但他的经济困境并未因此得到解决。在权力的位置上，他开始尝试通过商业活动来解决自己的财务问题。他的行为背离了他作为军人的初衷和职业道德。在他的自传中，曾泽生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和忏悔，表达了对自己行为的后悔。

来自 林炯如等编著.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M].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