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佛教双崛起，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文化产生了什么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文化的内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是玄学清谈成为时尚；二是文学地位上升，并与玄学一起，成为世族追求的风尚；三是史学地位相对上扬，而六艺以外的诸子地位下降；四是佛道广泛传播。   传统文化的这些变化，在不同地区、不同家族的身上，反映得很不一致。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家族最为兴盛者为会稽士族与吴郡士族。   会稽士族以儒学著名，如孔氏，从汉代孔安国到唐代孔若思，都深通经学；虞氏自虞翻以降，直到齐、梁，皆以《易》著称。   贺氏自汉及唐，治礼学世代传承，几乎不曾中断；谢氏人物，多以通儒著名；魏氏虽人才不继，但出现于史传的人物，也可看出儒学家传。   如此，会稽士族共通的特点是世传经学，这与东晋南朝注重玄学清谈的环境不相协调，又进一步地不利于会稽士族的仕进。   值得指出的是，东晋南朝的学风，以经史为同类，与老庄玄学对立。会稽士族重经的同时又重史，重经史的同时又漠视甚至反对清谈作风。   东晋南朝以玄学清谈品评人物，品评又关系仕宦，于是会稽士族在政治上远不及吴郡士族。   尽管同在江南，吴郡较之会稽，距离建康较近，交通便捷，吴郡士族因而对中央有较大的影响力，政治上也有更多的机会。   而就家族门风看，东晋南朝时吴郡士族模仿、接受了侨姓大族(又称“门阀”)注重清谈玄学的标准，这也是吴郡士族政治机会更多的原因之一。   据日本学者的看法，西晋末东晋初，面对巨大的政治冲击，吴郡士族向政治型转化，而会稽士族向土地经营型转化；土地经营型的会稽士族，沿袭经学传统，难以转变。   政治型的吴郡士族则转向文学清谈，以适应新的社会政治情势，以保门第不坠。   这就可以理解，本来不以经学传家的吴郡士族，入晋以后，很快就赶上了新的潮流：沾染玄风。   东晋南朝，吴四姓中张姓尤善文章谈论，陆氏皆善属文，即便是吴兴沈氏，也由尚武转向尚文。   士族家风受传统与现实，政治与风尚的影响，又反过来对这些方面产生影响亦可见一斑。   由会稽士族与吴郡士族的比较，我们还可以看出孔圣人的一句名言是多么地正确：“礼失而求诸野”。   汉武帝以后的两汉经学传统，保留在相对偏僻的会稽，而距离东晋南朝文化中心较近的吴郡，已有较多的新变了。   两汉时期，以经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在齐鲁地区得到了长足发展，一批世代业儒、世代高官的家族逐渐成长、巩固。   中原文化的发展表现出强劲的势头，并超过齐鲁，则是在东汉时期。东汉以南阳、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为帝乡与国都所在，文化特点表现为驳杂。   然则齐鲁之正宗与中原之驳杂，及乎魏晋，就使得这两个地区的家族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过分发达正宗的儒学，并不利于玄学清谈及文学的发展，有时甚至会起到妨碍、窒息的作用，而在驳杂的文化氛围中，新的学术风尚与思想潮流容易形成，玄学在中原就是如此。   齐鲁家族与中原家族在本土的这种文化差异，十六国北朝一直程度不等地保持了下来，即使离开本土以后，齐鲁家族的面貌与中原家族的面貌，也或隐或显地有所不同。   比如西晋永嘉乱后移徙江东发展的琅邪王氏与陈郡谢氏，政治地位都举世莫比，人才相继都凌驾各族，然而就总体趋向言，王以文名，谢凭诗胜，王重“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为簪缨世家，谢持名士家风、庄老心态、描山摹水，为华丽家族，其间还是有种种的差别。   这些差别，秉承自身家族成长过程中受区域文化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家风。简而言之，齐鲁家族相对保守稳重，中原家族相对多变求新，这应是分析这两大区域家族的一个前提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