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获罪怎么办？除了下大牢等死，还可以“出奔”！   出奔”，指统治集团成员在政治压力下脱离原有权力基础，前往他地避难的政治行为。   从微观视角观之，出奔是个体对政治动荡波及自身的应激反应，“出奔者”近似于政治难民。   从宏观视角观之，出奔是政治矛盾层累积聚的产物，是政治冲突溢出效应在社会层面的反映，出奔盛行是政争剧烈、政局动荡的缩影。   从先秦出奔事件出现的频次观之，春秋时期最为频繁。对于春秋时期出奔成风的原因，学界一般的解释是：邦国林立，诸侯混战，各国为延揽人才，竞相为出奔者提供庇护；礼坏乐崩，政治斗争加剧，产生了大量的政治难民；宽松的舆论环境减轻了出奔者的压力等。   分析春秋时期出奔盛行的缘由，首先要观照东周王纲解纽下的政治格局。该问题关涉西周至春秋间周人国家结构的变迁。   整体而言，夏商西周都是典型的“复合制国家结构”,这一结构中既包含处于支配地位的王邦，也包括居于依附地位的属邦。王邦与属邦形成特殊的“共主政治体制”。   周人翦商后，与商人满足于属邦名义上的臣服不同，他们从地缘空间和社会结构两端着手，重塑国家组织形态。   为此，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政治家大幅推进了周人国家结构一体化的进程。   具体来说，大规模分封王室宗亲于冲要之地,使得周天子可以借新建封国将中央权力末梢延伸至旧有古国,从而建立起政治隶属关系和以此为基础的国家结构。   普及宗法制，将异姓、同姓都纳入以周天子为核心的领主式宗法结构中，“使得各路诸侯具有‘身在外心罔不在王室’的归属感”。   由于历史局限，周人尚未突破共主政治的窠臼，所封诸国不构成完整、严格意义上的地方政区,周王朝权力的行使与国家机构的权力配置还显得比较粗糙。   凭借这些强大的政治工具，周天子将共主权威发挥到极致。整个西周时期，天子以庇佑万邦为己任，万邦也承认天子的至上权威。   实际上，直至春秋早期，尽管力有不逮，周王仍数次介入晋国的君位继承之事，帮助稳定政局。   从统计数据看，西周时期的出奔事件远少于春秋,其中应有周王协助稳定局面的因素。然而，作为周人政治秩序制动器与减缓出奔的安全阀，周天子权威未能长久延续。   他国提供的政治庇护和待遇，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出奔者的顾虑，变相支持了出奔。   而外部的政治支持与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合流，形成内外联动、相互影响的局面，使得各国的政治稳定更难维持，政局更为复杂，政治冲突更加剧烈，进而导致出奔事件不断发生。   周人的权力系统自夏商演进而来，夏商国家从早期血缘氏族组织中诞生，这是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的重要特色。   直至春秋，尽管以君主世袭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早已通行于各邦国，官僚机器也粗具规模，但周人的权力系统仍然建立在宗法血缘的基石之上。   宗法制与分封制分别构成这一体制的两翼。作为周代上层建筑的两大柱石，两者既相互交叉，又各有侧重。   不过，血缘政治在给周人的权力系统造成冲击的同时，也逐渐催生了破坏自身存续的新因素。   春秋时期，在争夺霸权和防止内乱的压力下，一些国家开始尝试打破血缘政治的桎梏，加强中央集权。   如晋献公“无畜群公子”就是试图排除近支宗室对君位的干扰，防止曲沃代翼的故事重演。到了战国，为了集中大规模人力物力以应对高强度的兼并战争，各国竞相变法。   变法的内容主要有：用郡县代替采邑成为国家的下属行政区；推广成文法和军功爵；用融合官员任免、俸禄、考核为一体的新型官僚制取代世卿世禄制；解散宗族，将所有个体纳入国家的编户系统等。   有些国家还出现了管理人口流动的通行证和关津制度。战国一系列社会变革重置了国家的权力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进而阻遏了出奔的发生。   随着商鞅变法的深入，各国的统治机器日益完善，政治控制手段愈加精细。强大的权力系统是政局稳定的枢纽，也是防止出奔的制动器。   此法的实行，使得许多政治阴谋来不及实施即被破坏掉。尽管强大的控制体系可能造成人人自危，但也带来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即便偶有政治动荡，绵密的社会控制系统也能限制个别政治失败者可能的出奔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