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北洋政府向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六国银行搞“善后大借款”。谁担任翻译最合适呢？六国银行的代表认为非精通九国语言的辜鸿铭莫属。辜鸿铭接到邀请，毫不客气，直接狮子大开口，要了个天价，六千大洋。六国银行考虑到难以找到第二个理想人选，只好被迫答应。 辜鸿铭，这个响当当的名字，在民国时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个地道的混血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却是葡萄牙人。然而，这个混血儿骨子里流淌的，却是最纯正的中国血液。 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是个颇有来头的人物。他远渡南洋，凭借过人的才干，帮助英国商人打理马来西亚的橡胶园生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后来，辜紫云娶了一位葡萄牙女子为妻，婚后定居槟榔屿，育有一子，取名＂汤生＂。 尽管辜鸿铭有一半的外国血统，但父亲辜紫云从小就不断叮嘱他:＂你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受父亲影响，辜鸿铭自幼留起了辫子，并且一直将其留到死。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少年辜鸿铭只身前往英伦求学。在那里，他因为一头长长的辫子而备受嘲笑，同学们戏称他为＂猪尾巴＂，还恶作剧般地扯他的辫子，甚至把他推进女厕所羞辱。 然而，辜鸿铭并不以他的辫子为耻，反而将其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在异国他乡，辜鸿铭以一己之力捍卫着心目中古老而伟大的中国。因为精神可贵，所以举止虽怪，却无人敢小觑。 民国时期，辜鸿铭以他特立独行的性格和犀利尖锐的言论，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他曾受邀担任中国政府与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六国银行贷款谈判的翻译，因精通多国语言而受到青睐。谈判中，辜鸿铭狮子大开口，要价六千大洋，把六国银行的代表吓了一跳。但碍于实在找不出第二个合适人选，银行家们只得忍痛答应。谁知，辜鸿铭并不领情，聘期一到，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人了。 有人问他为何如此，辜鸿铭冷笑一声，说:＂所谓的银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计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此话一出，立刻在欧美传为佳话，还被收入英国权威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辜鸿铭博学多才，然而在晚清大儒沈曾植面前，他的才学却显得苍白无力。1896年，沈曾植来到辜鸿铭效力的晚清名臣张之洞府上做客，辜鸿铭当着张之洞的面侃侃而谈，对中西学术评头论足。沈曾植听后冷笑道:＂你说的话我都懂，可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再读二十年的中国书！＂辜鸿铭受此羞辱，暗下决心，发奋读书，几年后终于学富五车。得知沈曾植再次前来，辜鸿铭大摇大摆地将藏书搬到厅堂之上，询问沈曾植:＂先生所背之书，不知我能背否？＂将老学究问得哑口无言。 辜鸿铭虽然桀骜不驯，却也真性情。有一次，北洋政府的人想收买他去拉选票，谁知辜鸿铭收了钱，却拿去寻欢作乐，还振振有词:＂你们这些钱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我不过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罢了。＂狂士之名，名副其实。 但凡不顺他意的人，辜鸿铭从不留情面。民国时期，奉系军阀张作霖想请他当顾问，张作霖开门见山地问:＂你能做什么？＂辜鸿铭非但不卑不亢，反而冷冷地看了张作霖一眼，头也不回地走了。张作霖习惯耍狠，见状怒道:＂我在军中杀人如麻，你一介书生，不怕我杀了你？＂辜鸿铭闻言，嗤之以鼻，头也不回地走了。张作霖这个民国枭雄，在辜鸿铭面前，也不得不悻悻而归。 辜鸿铭，这个民国第一狂士，以他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和锋芒毕露的言论，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身上有太多的矛盾:留洋归来，却偏要留一头象征传统的长辫；精通多国语言，却偏要著书立说宣扬中国文化；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却也曾创立＂茶壶理论＂调侃一夫一妻制。 就是这样一位矛盾的狂士，在民国时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曾这样评价他:＂到北京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的就是辜鸿铭。＂高尔基在《中国印象记》中，也对这位民国奇人赞不绝口。1924年，辜鸿铭在北京六国饭店演讲，阐述《春秋》之义，现场座无虚席。更有甚者，他的演讲门票比梅兰芳的戏票还要贵。要知道，梅兰芳可是民国四大名旦之首，一出戏的票价为银元一元二角，而辜鸿铭的演讲票，却足足要卖到两元大洋。 毋庸置疑，在那个军阀割据，列强环伺的年代里，辜鸿铭以一己之力，将中国古老文明的精髓展现在世人面前。他或许是那个大时代里，中国文化自信的第一人。 身为民国第一狂士，辜鸿铭的思想亦是超前的。他早在百年前，就以＂茶壶理论＂讽刺封建礼教禁锢下的婚姻，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在辜鸿铭看来，婚姻大事关乎个人幸福，须由当事人自主决定，而非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有一次，一位信奉男权至上的女士找上门来，质问辜鸿铭何以创立＂茶壶理论＂侮辱女性。辜鸿铭不慌不忙，反问那女士:＂夫人是坐汽车来的吧？请问您为几只轮胎都配了打气筒吗？＂那女士一时语塞，只得悻悻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