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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节：
01、金星、沙白白和杨永信都有自恋型人格障碍（NPD）？
02、没有进行面诊，能不能下诊断？
03、NPD是如何形成的？
04、精神分析流派对归因模式有不良影响
01、金星、沙白白和杨永信都有自恋型人格障碍（NPD）？
金星被广州、佛山拒演的事情，又有新进展。
最近，苏州、上海的剧院也发出告示，称金星的舞台剧“因故取消”。
苏州、上海剧院发布的告示，图片来源于网络
虽然这4个城市的相关机构没直说原因，但网友们都知道，这是因为金星在山西太原演出时，公开展示“LGBTQ+彩虹旗”。
但对于这个行为，金星公然抵赖。
网友批评她行为不当，她还发图片暗示国内网友是乌合之众、无知。不过，她很快又删掉了这些图片。
金星的风波让我想到了不久前的另一个热点人物：沙白白。
沙白白，图片来源于网络
沙白白在青少年时期被诊断系统性红斑狼疮（SLE），但因为一味追求自由，长年不配合治疗，病情越来越严重。
不过，只要坚持治疗，沙白白还是可以生存下去的。但上个月，她决定在父亲的陪同下，赴瑞士接受“安乐死”。
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职业范围，沙白白与金星是毫无交集的两个人。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有典型的偏执型人格障碍、自恋型人格障碍（NPD）！
沙白白选择“安乐死”是她个人的自由，但她发表偏激言论，鄙视穷人，自以为高人一等，极度自私、偏执、自恋。
而金星在演出中公然展示“LGBTQ+彩虹旗”，被大众批评，她却认为自己毫无过错，还隐瞒自己的行为，暗讽国内大众“无知”、是“乌合之众”。而且，这次风波中，很多LGBTQ+群体表达对金星的支持，对金星过度夸奖，她已经变得更加偏执、更自恋了。
有的网友经常看我们的文章及视频，可能会感到疑惑：
“何医生，为什么你总是动不动给人贴人格障碍的标签？”
“人格障碍真的有那么普遍吗？”
其实，还真有。
绝大部分人以为“人格障碍”患者离自己很远，但事实上，人格障碍的患病率相当高。
有大样本研究发现，人格障碍的患病率达3%至10%。（《沈渔邨精神病学》第6版，2018年）。
也就是说，每100个人里面，往往至少有3个是人格障碍患者。可为什么真正被诊断的人少之又少？
一方面，人格障碍患者有3个特征：严重缺乏自我反省的意识和能力，严重缺乏同理心，行为超出社会规范。
由于严重缺乏自我反省的意识和能力，他们根本不认为自己的人格有问题。
如果他们没有情绪、行为方面的苦恼，又没有遭遇巨大的挫折或外在的压力，他们根本不会去精神科就诊。
另一方面，就算这部分人到精神科就诊，大夫也未必有意识、有能力诊断出人格障碍。
早在2013年，DSM-5（美国精神医学《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就提倡在临床中实行3轴诊断法：
轴一是精神心理疾病的诊断，比如抑郁症、双相障碍等；
轴二是人格异常方面的诊断，即人格改变或者人格障碍；
轴三是躯体疾病方面的诊断。
DSM-5是全球最权威的诊断体系之一，国内大部分精神科大夫也在使用。但是，直到现在，国内主流精神科仍是单轴诊断，也就是只有第一轴诊断。
绝大部分精神科医生、心理卫生从业人员对人格障碍的认识不足，相关的临床研究也极其缺乏。
当然，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3轴诊断也践行得不理想，存在人格异常漏诊的问题。
而且，即使大夫能识别出人格障碍，国内外主流精神科对人格障碍也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甚至可以说是束手无策，那就更容易有意无意地当它不存在了。
很多犯罪案件的凶手其实都是重度人格障碍患者，比如“弑母案”的北大学子吴谢宇、“杀妻案”的清华学子陈立人。
有的凶手曾被诊断为抑郁症、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又或者接受司法精神鉴定后，被鉴定出这些精神心理障碍。
这导致很多人以为这些精神心理障碍患者是很危险的，有暴力倾向的，对患者群体的歧视更加严重。
其实，真正促使他们犯罪的是严重的人格障碍。只不过临床精神科大夫和司法精神鉴定的专家都容易对此忽视。
希望大众能更深入地了解人格障碍的典型特征，更希望精神心理从业人员能加强这方面的识别能力，别总让抑郁症、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背锅”。
02、没有进行面诊，能不能下诊断？
还有的网友疑惑：
何医生，你又没跟金星、沙白白这些热点事件的人物见过面、说过话，就说他们有人格障碍，这样准确吗？这样合适吗？
对于准不准确的问题，可能很多网友并不知道，精神科大部分的病症都是“症状学诊断”，包括常见的抑郁症，也包括本文说的人格障碍。
也就是说，只要个体出现了相应的症状，大夫就可以下诊断，不一定要通过调查量表或者生化检查。
上面提及了，人格障碍有3个典型特征：严重缺乏自我反省的意识和能力，严重缺乏同理心，行为超出社会规范。
很多犯罪者、热点人物的言行举止看起来“叛经离道”，还不知悔改，这都非常符合这3个特征，这可以说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的。
至于合不合适，要看属于什么情况。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有一条 “戈德华特守则”（goldwater法则，又称“金水法则”），是指精神科医生在未经亲自诊断、或未经病人同意的话，不能评价病人的心理健康情况。
这条守则是有其合理性的，主要的作用在于保护病患的隐私，并避免大夫因一己私欲，随随便便给别人贴“精神病”的标签，侵犯别人的权利。
可是，在有的情况下，精神科大夫不能一味固守这条守则。比如，当社会公众人物出现了明显的精神心理问题，并且会威胁到社会安全和公共利益时。
2017年，35名美国精神科专家发公开信，称特朗普有自恋型人格障碍，“他的自大越来越明显……无法安全承担总统的责任”。
特朗普，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些精神科专家没有直接对特朗普进行精神科诊察，更没有得到特朗普的同意，但他们还是坚持发声。
因为，他们认为特朗普的NPD（自恋型人格障碍）实在是太严重了，如果不说出来，将会令整个美国社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还有，世界上最有名的“双相障碍”患者梵高，给他下诊断的大夫也没有见过梵高，更没有得到梵高的同意，因为：
“双相障碍”这个诊断，是梵高去世之后，后来的精神科大夫根据他的生平来推断的。
梵高，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且，梵高很有可能并不是真正典型的双相障碍。
不过，借着梵高的名气，大众对“双相障碍”的认识度和了解度得以提高，这也是一件积极的事。
所以，精神科大夫能不能公开说某个公众人物“有病”，这要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公众人物、明星名人在社会中收获了名声和财富，影响力远超常人，他们也就必须让渡一定的个人权利，要在一定限度内接受大众的评价、讨论，甚至是指责、责难。
尤其是如果他们有人格障碍，其言行举止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的话，这更应该被及时指出，这有利于大众看清楚真相，避免受到误导。
如果人格障碍患者还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他们很可能会对别人造成严重的心身伤害，甚至给社会带来危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心理从业人员应该大胆发声，不应盲目遵守“戈德华特守则”！
比如被《科学》杂志用“最臭名昭著的”来形容的“杨叫兽”杨永信，作为一名精神科大夫，他却有严重的NPD（自恋型人格障碍）。
杨永信，图片来源于网络
杨永信面对大众的指责毫无自我反省，对被电得死去活来的青少年毫无同理心；
他长年借精神科诊疗之名，对数以千计的青少年实施电击、电休克，给青少年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种行为不但远远超出社会规范，甚至涉及犯罪！
杨永信的行为完全符合NPD（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也符合偏执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
当时，我是国内第一个站出来批判杨永信的精神科医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只有我一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遵从所谓的“金水法则”，这绝对是盲从！这种局面是令人痛心的！
03、NPD是如何形成的？
不过，我们说一个人有人格障碍或人格异常，这并不是从道德层面上去批判，而是一种客观的分析。
即使人格障碍患者极端犯罪，他们也不是“天生的坏种”！
人格障碍的主要原因不是基因遗传，而是后天的病理性记忆，尤其是不良的归因模式。
比如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他们遇到挫折时完全外归因，怪父母、怪社会、怪国家体制，反正都是别人和外界的错，是别人无知。
而当他们取得一些成绩时，则完全内归因，认为自己特别优秀，自己的决定果然是正确的，把功劳归于自己。
而这种归因模式是怎么来的呢？最主要的来源是外界的过度夸奖，及缺乏积极的引导。虽然这种过度夸奖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却类似于“捧杀”，会带来极大的不良影响。
沙白白从小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炫耀的工具，接受过大量来自长辈、老师、同龄人的过度夸奖。
金星的成长经历我们不得而知，但金星作为所谓的舞蹈家、明星，成名后肯定经常被身边的人阿谀奉承，尤其受到LGBTQ+人士的崇拜。
金星，图片来源于网络
杨永信虽然不是明星，但他一度是所谓的“国务院津贴专家”，是山东临沂当地的大专家，被很多父母视为“救世主”，他也肯定长期接受过阿谀奉承。
这些夸赞都是“甜蜜的毒药”，令他们盲目自大，内心膨胀，不愿意接受批评和反对，严重缺乏自我反省意识和能力，自然也缺乏感恩之心。
而且，从精准精神心理学角度来说，自恋型人格障碍（NPD）往往与“高能量”的偏执型人格障碍共生共存。
偏执型人格障碍有2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低能量”的，患者表现为敏感多疑、胆怯怕事，总认为别人伤害自己、针对自己。
他们对于“伤害”过自己的人更倾向于怀恨在心，最后有可能会采取极端的报复行为，俗称的“冤有头债有主”。
而“高能量”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更多表现为自以为是、固执偏执，一旦受到批评就反驳、争论，充满敌意，这跟他们内心深处的极度自恋有关。
根据最新消息，金星在苏州、上海的演出也被取消了。金星在国内上海的演出被取消，这是一个风向标。
如果金星还不懂得及时自我反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恐怕她以后在国内的演出都要“凉凉”了。
要是她继续一意孤行，甚至情绪爆发，在节目或网上继续公开抹黑国内大众和国内社会的话，她甚至极有可能面临被封杀。
其实，很多LGBTQ+人士在“性”方面都比较偏执。TA们大多很善良，对人友好，对认同TA们的富有同情心。TA们选择自身的性取向和性别，这也是TA们的自由。
可是，只要有人说TA们不应该在国内宣扬“LGBTQ+运动”，说这背后有社会隐患和精神心理问题隐患，TA们就会指责别人愚昧，甚至指责国家体制和社会。
我们对同性恋、性别烦躁背后的精神心理隐患作出过分析，可能很多LGBTQ+人士一听到就抵触，但我还是希望TA们能够先平和、理性地去了解了解。
可能在很多LGBTQ+人士印象中，TA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同性，或者渴望成为另一性别，进而以为这是天生的。
但进入到人的内隐记忆层面中发现，至少在我们接触过的案例中，这都源于后天的病理性记忆，尤其是叠加性心理创伤。只不过个体遗忘了，或者缺乏觉察。
这些病理性记忆影响了个体的性取向、性别认同，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这导致他们变得敏感、自卑、愤怒，内心有强烈的冲突，出现情绪、认知和行为问题。所谓的同性恋、想变性，只是一个表象。
所以，其实，已经有LGBTQ+人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即使他们选择了跟同性伴侣生活，甚至选择了变性，但他们还是生活很压抑、痛苦。
希望更多的LGBTQ+人士能对此有所意识，尽可能先觉察、修复自己主要的病理性记忆，然后再在性取向、性别上作出决定，这才是更加理性的。
就算无法觉察、修复病理性记忆，就是渴望成为同性恋或跨性别者，这其实也没有问题，这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国内绝大部分大众都是非常包容的。
任何人都不能因为别人非主流的性取向、性别认同而侮辱、谩骂、歧视。
但是，国内社会大众主流价值观绝不允许公开宣扬“LGBTQ+运动”，这也是非常确定的，希望国内的LGBTQ+人士要理性认识到这一点。
这不是国内社会落后、愚昧，也不是什么国内体制“阴谋论”，而是国内大众都看到了这背后的精神心理隐患和社会隐患。
04、精神分析流派对归因模式有不良影响
除此之外，遇到挫折就完全外归因，这还有可能与精神分析流派的影响有关。
沙白白说，她在初二时跟父亲出现过矛盾。父亲要求她必须吃自己做好的早饭，她不愿意，还指责父亲有“控制欲”。
“控制欲”一词来自于精神分析流派，沙白白很可能接触过这方面的信息，受到了负面影响。
事实上，精神分析流派总是用“外归因”的方式去解释个体的心理问题及困惑，过度地把青少年精神心理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原生家庭，尤其是6岁前的经历。
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流派时，受到西方文化中“人有原罪”的影响，认为人有各种原始的欲望和冲动，生来就有“攻击性”和“破坏性”。
很多精神分析师认为，如果父母对孩子的要求过多、过分严厉，那就是在满足自己的“控制欲”“是为了控制孩子”。
这与中国、甚至整个东亚的主流社会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国内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孟子提出的“人之初，性本善”更加深入人心。
国内很多父母对孩子管束过多、过于严厉，主要是源于对孩子未来的担忧。
他们的出发点，是希望孩子成长为优秀而独立的、能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社会栋梁，而不是为了父母自己。
精神分析流派和中华文化有很大的冲突。它虽然能给一些孩子带来情感共鸣，但没法高效修复亲子关系，也没法得到父母们打心底的认可，甚至还会破坏亲子关系。
而且，精神分析流派早就不局限于心理学领域，它还广泛地影响了文学、哲学、影视剧等领域。
很多人虽然没接受过精神分析心理咨询，也没有看过精神分析的专业资料，但在看书、追剧、看电影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受到过影响，出现了不理性的外归因模式。
金星曾在国外留学多年，跟国外的交流甚多，又从事文艺领域，她极有可能受到精神分析流派的影响。
因此，如果大众有兴趣、有需求了解心理学，最好避开、或起码理性地看待精神分析流派，不要盲目地随大流，避免在无意中令自己的归因模式受到了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