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人生中头一次意识到“阶层差距”，是在高一的一堂音乐课上。 应该高中的头一次音乐课，老师站在钢琴前问我们：“有谁想来弹点什么吗？” 一个女生起身，上前，随手弹了一段，再起身，回到人群中。 有人鼓掌，我也鼓了。我至今还记得她弹琴的样子，主要是她的头：似乎低着，又像是微微扬起。我至今还记得鼓掌时心里的自卑：那是我人生中头一次看到钢琴。 法国作家、思想家迪迪埃·埃里蓬在《回归故里》里也写到了他在音乐课上的自卑：当他的许多出身资产家庭的同学跟着一些钢琴曲哼唱时，他和另外一些平民家庭的孩子似乎被赶出了教室。不过，他们不是鼓掌，而是“讲些傻乎乎的笑话，或者忍不住放声说话”，以掩饰自己的紧张、尴尬和自卑。 迪迪埃埃里蓬将这种差异视为“阶级的判决”：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命运是否早已被宣判？” 这是让人震撼的设问，《回归故里》也以这样的设问，以及一系列细节和反思，让人震撼。 面对这个设问，以前我大概还会说，知识可以实现阶层跃迁。现在我已经没有这种自信了，即便命运已经改变，跃迁接近完成，“阶级的判决”仍然隐藏在内心深处，影响着你的一举一动。 《回归故里》的作者，典型的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并实现阶层跃迁的人，他出身工人家庭，后来上大学，读哲学，成为知名知识分子。父亲去世后，他回到故乡，发现自己过去一直在逃避故乡。一番追根溯源，他发现自己一直以出身于工人家庭为耻。阶级的判决在他的一生（或者说前半生）中，几乎是高于一切的存在。 除了上面说的音乐课，作者还举了一个例子：哪怕是现在，他因为某个文件而要写下父母的职业时，他会“羞到脸红”，因为他父亲是“非技术工人”，母亲是清洁女工。 “阶级的判决”，只有弱小的阶层才会意识到，作者还提到一个关于“遗嘱”的故事，当他的朋友自然而然地谈起父辈“由公证人打开遗嘱”时，他想到的是自己的父辈根本没有遗嘱可立——因为他们去世后，几乎没有值得分配的东西。 如何克服“阶级的判决”，重新塑造自己？ 很难说《回归故里》提供了答案，但作者的经历（尤其是特殊的性别喜好，这里不展开）和哲学背景还是给出了一些参照，他引用萨特的一句话，也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 “重要的不是我们将自己变成了什么，而是我们在改变自己时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