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为防止地方势力过大，形成地方割据，江淮地区分由徐、扬二州刺史部统辖。

西汉时江淮地区包括临淮郡南部、广陵国以及九江郡、六安国和庐江郡等地区。

东汉时因政区调整，包括广陵郡、下邳国南部、九江郡、庐江郡等区域。

大体范围未出现明显变化。

西汉时期的江淮地区人口组成复杂“与闽中、干越杂俗”，百姓“不待贾而足，无饥馑之患，无积聚而多贫”，与中原地区形态迥异。

《淮南子》中提到该地区“民皆处危争死”。

尽管因刘濞“招天下亡命者”以致“（部分文人）仕吴,皆以文辩著名”、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等举动促使江淮文化一度出现过欣欣向荣的局面。

但随着诸王势力衰微，江淮地区失去外来人才的聚集，文化上再无所建树。

时至东汉，曾繁荣一时的淮南已然衰落，出现了“九江、庐江两郡所出公卿、士人、教授都很稀少。

所出书籍仅有两部，五经博士则无一人”的情况。

因此依靠社会上层的文化互动，并未使江淮地区的社会风气有明显的改良。

“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是此时江淮社会的基本面貌。

东汉定都洛阳，政权核心区域东移，与江淮地区的联系逐渐增多，朝廷所号召的相关举措得以更好地推行。

表现在社会风气的改善方面，一方面通过以地方循吏改良生产、移风易俗的举动促使地方进行自我调整；

另一方面江则是以全社会性的崇儒尚学风潮和相关政策促使江淮地区培养尚学之风，改善原有的社会活动方式。

所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西汉时，淮河以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与中原地区相比，农耕和生产生活水平较为落后。

促使“轻死易发”的社会风气长期未得以改变，经济、文化相对处于停滞状态，整个地区的小气候变化不大。

好战尚武精神如同存在于社会风气中的遗传基因，被一代代地沿袭下来。

东汉时朝廷启用大批“循吏”，传播儒家文化，改进地区农耕方式，促进南方社会的开发。

“论及地方风俗，多先从该地官吏入手进行批评，为百姓父母官者应对地方风俗负责任，关注的重点在士阶层”。

任何时期地方士绅对于社会风气的引领作用都是不可忽略的。

江淮地区的地方官往往通过改进生产生活方式。

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带动江淮地区的百姓勤于耕作，提倡以农为本的生活方式，纠正落后的社会风气，逐步化蛮俗为华风。

《后汉书》有关江淮地区官吏上任后改进当地生产方式的记载有多处：

东汉建武年间，樊晔任扬州牧，“教民耕田种树理家之术”。

由于东汉时期扬州范围极广，该措施的有效性和推广范围有待探究。

但因州治位于历阳，可以猜测淮南一带改进生产的措施应该是有所推广和实行的。

时虎为江淮地区一患，宋均任九江郡太守“退槛阱，进忠良”，刘平任全椒令，“以政术治民”，推动生产，以致“虎皆南渡江”。

建初八年（83年），王景任庐江太守，到任后就发现庐江郡“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

生产方式仍极为落后，于是在庐江郡推行先进的生产方式：

“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

此后又进行教化改革，“铭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

通过教民牛耕之术，推广桑蚕技术，刻石著令以达到教化乡里的作用。

章和元年（87年），马棱迁广陵太守，当时谷贵民饥，马棱通过“罢盐官，赈贫赢，薄赋税”的方式维持社会稳定。

之后“兴复陂湖，溉田二万余顷”，“增岁租十万余斛”，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至永初元年（107年），江淮所产稻米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已经可以供应中原。

总体上来看，在担任江淮地方长官的良吏的倡导和支持下，江淮地区农业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由于江淮地区本土为吴楚之民，后有武帝迁越人于此地，楚越之人“信巫鬼、重淫祀”。

因此当地百姓鬼神崇拜和偶像崇拜的风俗传统极为浓厚，遇事往往寻求神助，而巫鬼之说因其须有之名。

耗费百姓钱财，蛊惑人心，往往成为地方不安定的因素。为此革除“淫祀”也为江淮长官之重任。

《后汉书》记载宋均任九江太守时下书曰“自今以后，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扰良民”。

宋均以诏令革除地方为山娶妻之恶俗，从长远来看是有利于江淮地区社会进步的。

但总体而言革除“淫祀”之风效果不佳，地方习性难以根除，成为长期存在的江淮地区的社会风气，并在后世长期延续。

伴随着移风易俗同时都还有对吏治的改进。

鲁峻任九江太守期间，废除残酷刑罚，行循吏之道，受到百姓的爱戴。

《汉故私隶校尉忠惠鲁君碑》记载了鲁峻的这一事迹：“残酷之刑，行循吏之道，统政载，穆若清风”。

通过以上地方官一系列改进生产、兴学传儒、移风易俗等一系列的举措，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改正了当地的鄙风陋俗。

对地方的社会风气起到了引导作用，使得“郡中向之”。

当然，仅有地方官一时的教化并不足以促使社会风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必须要经过长期的变迁才能内化为群众个体长久的行为方式。

事实上，循吏依靠当地世家大族和儒士的影响力进行社会风气的变革导向于东汉时十分常见。

如会稽任延、第五伦等人都通过任用当地名望之士以促进社会风气的改善。

而当地名士也是在东汉崇儒尚学的环境中影响力逐渐扩大的。

由光武帝、明帝、章帝以身示范，敦化社会风俗之举。

带来的是儒学之风日盛，尊经崇儒的思潮在东汉域内广泛流行。

形成“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碟不下万人”的盛况。

由此带来的是东汉游学和求师之风盛行，各地郡县学、私学纷纷出现。

学校教育呈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局面。经过东汉推崇儒学等一系列的举措后。

各地出现了“下层人物也受其熏习，潜心学习儒家经籍，甚至出现了父劝其子、妇劝其夫的现象”。

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风气的改善。在这个过程中，江淮地区家族性文化群体规模扩大。

分布也更加广泛，文化传承与政治地位结合，呈现学术的“地方化”、“家族化”。

如庐江周氏，广陵刘氏、臧氏、华氏、张氏等家族，人才辈出，代代相传。

为之后世家大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奠定基础。

以庐江周氏为例，以“通经入仕”成是其家族的文化特征，也奠定了周氏家族于庐江郡文化豪族的地位。

东汉时期周景祖、父均在洛阳任职官，而周景起家仍由地方察举以入仕。

可见东汉之时的察举制下，乡里势力对士人及其家族意义重大，文化士族的发展及良好的品行也会带动乡里社会风气的改善。

周景子忠后也在朝中任尚书令，其子“兄弟好宾客，雄江淮间”，扩大其家族在民间的影响力。

江淮地区文士遗留的著作多为实用性的章奏策议，以“仕宦身份为第一位”。

据冯世明统计，东汉时期的广陵、九江、庐江等江淮地区已经涌现出了大批本土官员。

需要注意的是，与全国范围的游学不同，江淮地区响应崇儒风尚，进行了一定的学术流动。

但流动性与其他地区比仍然偏弱，桓荣曾因王莽之乱避难江淮并于江淮授业。

部分士子随其学习，一定程度上在江淮地区传播了儒学，总体发展程度仍不如中原地区。

而据杨颖统计，东汉在太学规模和生员人数激增的情况下，江淮地区五十位士人仅陶谦有“诸生”经历，私下求学中。

文士的流动范围基本集中于江淮地区及邻近郡国，鲜有远行求学、教授的情况。

表现出江淮之人求学动力不足，成为东汉中后期乱时，江淮地区社会风气迅速转变的一大原因。

总体而言，经过东汉初一系列改良生产、移风易俗、推行教化、推广儒学的举措后。

江淮地区的社会风气稍有改善，渐慕儒风，民间也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生产有所发展。

旧有陋俗有所革习，推动了江淮社会的开发，拉近了与中央政权的距离。

“（两淮地区）已经不再是不安因素，而是融入到了统一的汉帝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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