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犯上”也要讲

庐山会议上，张闻天不顾一切阻力发言支持彭德怀信，旋遭错误对待，妻子问他：“你做外交工作，对经济问题何必多讲呢？”张闻天说：“我非讲不可，老百姓都快没饭吃啦！经济再这样搞下去，人民生活怎么得了？”

庐山会议，张闻天一生中重大转折点之一，也是他与伟人最大的一次分歧。但无论是张闻天还是毛泽东，都是完全出于公心，对于年轻的中国走怎样的道路有着不同的见解。事实上，他们一度私交甚笃。

长征途中，毛泽东看出张闻天有意刘英，就想撮合这桩好事。在二下遵义后，时任地方工作部部长的刘英，忽然接到李富春的一张便条，要她立即到中央纵队报到，接替邓小平的工作。

刘英报到后，恰好遇见毛泽东与王稼祥。毛泽东问刘英：“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

“李富春呗。”刘英脱口而出。

“是我提议你来的。”毛泽东说，“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了。”

毛泽东说的是实情，但刘英也感觉到，毛泽东这样做也是出于对张闻天与她的关心，为她们谈恋爱创造条件。后来，张闻天与刘英终于走到一起了。

话题回到庐山会议。张闻天是在7月21日发言的，那时已是彭德怀上书后的多日，气氛相当紧张。在张闻天发言之前，田家英、胡乔木等了解内情的同志也打来电话，劝他少讲。但是，张闻天认为，“犯上”也要讲。

7月21日那天，张闻天义无反顾地讲了整整一个下午。这确实是一篇剖析时下一些错误的深刻发言，其理论高度，当时在党内是无与伦比的。亲历过那个难忘场面的李锐说：张闻天“有经济理论的修养，因而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站高，看得远。”

对于自己的发言，张闻天充满了自信，曾在成稿后抚稿对秘书说：“就是这样了，这份报告想驳倒也难”。但他没有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

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受到不公正对待。但即使身处逆境，他却丝毫没有改变忧国忧民的赤诚。

1962年8月，张闻天又向毛泽东转交了一份《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这是他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调查研究两个多月以后写成的。报告提出了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拓展流通渠道、调整工农业产品比价等政策建议。

报告马上就要送上去，夫人刘英出于之前的教训，忍不住劝阻，但张闻天坚持要送上去。他说：“这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大问题，而且也是反映群众的要求，怎么能够不提；至于听不听是中央的事，我是党员，既然看到问题该提建议的还是要提。”

1967年7月26日，批斗会是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联合召开的。他们不知从哪儿听说中央要公布庐山会议决议，为了配合这一重大事件，造声势，所以要再次批斗彭德怀和张闻天。这次号称万人大会，也是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悲惨的一天。

1969年10月，张闻天被疏散到广东肇庆。 这时，张闻天虽已垂垂老矣，但他的心还是年轻的，思想仍然清晰、敏锐；他从没有间断过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考，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兴邦规律的探索。

他把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驱使着他一旦获得写作的自由，便迫不及待地重新开始曾被迫中断的理论研究。

六年里，张闻天在病魔缠绕下，以0.2的视力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学习，先是写下10多本读书笔记和13篇文稿合订本。被造反派抄走后，又从头开始，重新读书写卡片，将它们按专题分装在纸袋中。

“九一三”事件后，张闻天又花费两年半时间写下10万字的理论文章，批判种种“左”倾错误观点，总结从“大跃进”到“特殊年代”的经验教训，探讨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

张闻天曾坚定地对外甥说：“书可焚烧，书可禁读，但禁不住写书人的思想的波涛。不是吗，我过去写的读书笔记，被掠夺一空，今天我又重写了一大沓！”

张闻天生前坚信：“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1979年8月2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追悼张闻天。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充分肯定张闻天“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有人说，张闻天一届书生闹革命，少年得志一步登天，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多，全凭书生意气。而他自己也曾诚恳地表示要补课，也曾主动去偏远地区长期调研补课。但他不光有书生意气，更有文人风骨，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他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即使牺牲自己也无怨无悔。这样的敢言负重，“比整个世界的重量还要重”。

历史最公正。一切黑白、谜团、曲直，终将在历史巨幕中得到最客观的呈现。#涨姿势##热门话题创作激励计划##历史上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