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盛唐时代，光芒万丈，街头巷尾，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云集于长安，金银绸缎、香料珍宝流动不息，整个大唐帝国的繁华景象如同一幅流光溢彩的画卷。

然而，盛极必衰，在这片表面风光的背后，危机却已悄然萌生。

李隆基在位之初锐意改革，削减奢侈开支，礼贤下士，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使朝政井然有序，官员们以贤能为主，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

然而随着国家日益富强，玄宗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目光从朝政事务上转向了享乐生活，甚至在杨贵妃的柔情蜜意中彻底沉沦。

自从杨贵妃进宫之后，玄宗不再是那个锐意进取的君主，他的生活变得奢靡，日夜宴乐，不再过问朝中事务。

《新唐书》中一言可谓贴切：“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

与此同时，边疆的安全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唐朝初期，边境面临着突厥、吐蕃、契丹等族的不时犯边，为了应对这些威胁，唐朝在边境地区设置了节度使这一官职，起初节度使只有军事指挥权。

但随着边防形势的发展以及军事需求的增加，玄宗时期，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逐渐将军政财权集于一身。

府兵制到唐玄宗时因均田制的破坏已无法维持，募兵制成为主要兵源获取方式。

募兵制下，士兵长期受节度使统领，与节度使关系紧密，逐渐形成了只知有节度使、不知有朝廷的局面。

而且节度使掌握了自行招募、选任属吏、生杀赏罚大权，能够组建起只听从自己指挥的私人军队。

安禄山身兼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拥兵数十万，实力强大。

节度使不仅掌控了当地的军事，还可以自行筹集赋税，这使得他们有了充足的资金来养活大量的士兵，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势力。

一些节度使在地方上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积累了巨额财富，用于扩充军备和巩固自己的统治。

节度使在地方上权力极大，他们可以任免地方官员，干预地方政务，使得地方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逐渐脱离了中央的控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节度使们形成了自己的一方势力，成为了地方上的实际统治者，地方割据的局面逐渐形成。

一些大臣与节度使相互勾结，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势力集团，他们争权夺利，使得朝廷内部政治斗争激烈，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矛盾重重，政治局势动荡不安。

随着节度使势力日益壮大，他们的野心也逐渐膨胀起来，有些节度使甚至开始无视朝廷的命令，公然与朝廷对抗。

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 年），安禄山联合史思明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中，叛军长驱直入，攻破洛阳，长安也未能幸免。

城池被摧毁、民众流离失所，曾经繁华的长安城沦为废墟，为了平息叛乱，朝廷耗尽了国库，甚至不得不向边疆节度使借兵借钱，以求自保。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向回纥借兵，唐肃宗与回纥达成协议，承诺在收复城池后，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

然而这种求助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边疆节度使借此机会进一步坐大，他们以“勤王”之名扩充自己的军队，招募更多的士兵，掌握了更多的军队。

在平叛过程中，一些节度使逐渐控制了河北、河南等地的大片地区，形成了地方割据的局面。

安史之乱后，唐朝虽然名义上恢复了对全国的统治，但实际上各地的节度使已经不再完全听从朝廷的指挥，成为了独立的地方势力。

面对藩镇的割据局面，中央政府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权威被逐步蚕食。

到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各地节度使公开招兵买马，自行其是，而中央则因长期战乱导致国库空虚，已无力收回权力。

这个庞大的帝国已经不堪重负，百姓在苦难中挣扎，朝廷腐败不堪，社会矛盾层层叠加，随时可能引发一场动荡。

此时的黄巢，便如同一枚火星，点燃了四处充满干柴的土地，让唐朝的江山风雨飘摇。

黄巢出身富足的盐商家庭，在唐代，盐是政府专营物资，利润丰厚，黄家几代人经营盐商生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

这种家庭背景使黄巢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史书中有 “善击剑骑射，稍通书记，辩给，喜养亡命” 的记载，说明他不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还擅长武艺。

黄巢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没有考中。

关于他落第的原因，有说法称晚唐科场黑暗，也有说法是因为他相貌不佳不符合武举考试中 “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 的要求。

他在落第后写了《不第后赋菊》一诗，诗中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可以说是令人耳熟能详了。

公元874年，水灾和旱灾肆虐，庄稼欠收，《旧唐书・僖宗本纪》中记载：“乾符元年，蝗虫自东而西，蔽日，所过赤地。”

“乾符二年，关东大旱，自虢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

饥荒席卷了大半个帝国，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

但朝廷不仅未采取赈灾措施，反而加紧收税，对饥民的苦难置若罔闻，这种无视让底层百姓陷入绝望，起义的火苗开始在各地蔓延。

这一年，王仙芝领导几千民众在长垣揭竿而起。

王仙芝自称 “天补均平大将军” 兼海内诸豪都统，痛斥唐政府的统治 “贪沓，赋重，赏罚不平”，六月，黄巢在冤句响应王仙芝。

起义军从一支小部队逐渐发展为万人队伍，所到之处，饱受压迫的百姓纷纷加入。

黄巢军初期作战十分迅速，仅几个月就攻下多个州县，百姓们看到他们的旗帜，不是畏惧，而是奔走相告，争先恐后地加入他们的行列。

起义军的迅速壮大，令朝廷措手不及，短短几个月内就达到几万人，并且接连攻下十几个州，势力发展到淮南。

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军节度使出兵剿灭起义军，但各藩镇想保存实力，不太上心，导致起义军得以继续发展壮大，令朝廷难以应对。

随着起义的推进，黄巢与王仙芝之间的分歧也开始显现。

朝廷曾派使者劝降王仙芝，提出了安抚的条件，王仙芝有所动摇，但黄巢坚决反对妥协，并痛斥其背离起义初衷。

二人最终分道扬镳，公元 878 年（唐乾符五年），王仙芝在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兵败被杀。

王仙芝死后，黄巢重新集结他的部队，他自封“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

起义军的士气随之高涨，仿佛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般向帝国的核心区域推进。

在战斗中，黄巢的军队表现得异常凶猛，无论官军还是地方武装，都难以抵挡他们的攻势。

公元880年，黄巢的军队终于攻破洛阳，大唐的腹地第一次敞开在起义军的面前。

当时唐廷为阻止黄巢北伐，任命曹全最为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率兵 6000 防守泗州等；

但由于晚唐社会矛盾重重，政令不畅，各藩镇之间矛盾斗争复杂，军事防线未能有效阻挡黄巢义军。

官员和士兵纷纷逃亡，无人敢于正面抵抗，洛阳城几乎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陷落，局势已然失控。

经过一番整顿，黄巢并未停下脚步，而是向着长安进军。

《资治通鉴》记载，广明元年（880 年）十二月，黄巢军攻克潼关。

《旧唐书・黄巢传》记载，“巢乘锐攻潼关，陷之。僖宗狼狈幸蜀，贼遂入京城。”

公元881年，黄巢的军队浩浩荡荡地抵达长安城外，城内的官员和百姓惶恐不安，纷纷逃命，守军也士气全无，起义军势如破竹地攻入长安。

《新唐书・黄巢传》记载，“巢入京师，即皇帝位于含元殿，号大齐。”

这一行动显示了黄巢取代唐朝的决心，他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改变唐朝的腐败统治，给百姓带来新的希望。

《旧唐书・黄巢传》记载，黄巢军初入长安时，“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恤汝辈，但各安家。’”

可见，起初黄巢军还是有一定纪律约束，试图安抚民众的，黄巢在长安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任命官员、整顿秩序等，试图稳定局势。

但随着时间推移，黄巢军队的内部却出现了部分失控行为的迹象。

经过多年征战，起义军中有不少原本便是流寇草寇，纪律松散，战斗残忍，难以管制。

起义军虽然入驻长安，一些士兵们却开始烧杀抢掠，民众也因此对起义军的期望逐渐转为恐惧。

黄巢虽然试图恢复秩序，但已无力掌控局面，长安的百姓在动乱中失去了安全感，开始对这位新皇帝心生怨怼。

此时，朝廷趁机招募新的兵力进行反攻，随着叛军内部的矛盾和民众的背离，黄巢的队伍日渐削弱。

朱温原为黄巢部将，后降唐，率领官军围剿黄巢，数度交战，最终将黄巢的起义军彻底击溃。

关于黄巢的身死，也存有争议，有说法认为黄巢兵败自杀，也有说法认为他被部下所杀。

《旧唐书・黄巢传》记载，“黄巢入泰山，徐帅时溥遣将张友与尚让之众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将林言斩巢及二弟邺、揆等七人首，并妻子皆送徐州。”

而《新唐书・黄巢传》记载，“巢计蹙，谓林言曰：‘我欲讨国奸臣，洗涤朝廷，事成不退，亦误矣。若取吾首献天子，可得富贵，毋为他人利。’言，巢甥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斩之，及兄存、弟邺、揆、钦、秉、万通、思厚，并杀其妻子，悉函首，将诣溥。”

黄巢之乱虽然落幕，但这场起义已使唐朝元气大伤，经济崩溃、社会动荡，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彻底丧失。

唐朝再也无力恢复到以往的辉煌，帝国的命脉如同垂死的蜡烛，在风雨飘摇中渐行渐远。

大唐的气数渐尽，而朱温则在蠢蠢欲动，步步逼近权力巅峰。

他在朝廷的扶持下，屡次率军击败残余的起义军，屡建奇功，一路权势飙升，甚至在短短几年内成为拥有兵权的东平王。

《资治通鉴》记载，“昭宗以全忠（朱温）为宣武、宣义、天平三镇节度使，以讨李茂贞等。”

战功与权力让朱温羽翼渐丰，唐昭宗为维稳不断提拔他，殊不知这一决定却使自己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

朱温深知，手握军权的同时，唯有掌控皇权才能真正确保不受掣肘，于是他在暗中开始策划，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实现更大的野心。

当时，朝堂之中权力交织，宦官、朝臣与外藩割据各怀鬼胎，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权力网。

朱温善于周旋在这些势力之间，既稳住了唐昭宗，也打压了朝中对他持异见的官员，同时还与朝中权贵建立了联系。

为了加强对昭宗的控制，朱温强迫其将都城迁至洛阳，使昭宗完全处于自己掌控的区域。

《旧唐书・昭宗纪》记载：“天复四年，朱全忠（朱温）请迁都洛阳，车驾发长安。”

搬迁后的昭宗形同囚徒，生活起居、朝政大事无不受制于朱温，此时的朱温一边大肆收揽权力，一边清除异己，逐渐将朝廷变为自己的私人势力范围。

为了彻底消除任何可能威胁到他的势力，朱温开始了令人发指的杀戮。

一次宴会上，九位皇子被他毒酒灌醉后活活勒死，朱温用绳索缠绕他们的脖颈，一一扼杀，将尸体抛入黄河。

《新唐书・昭宗诸子传》记载：“德王裕、棣王祤、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祎、景王祕、祁王祺、雅王禛、琼王祥，昭宗诸儿也。天祐二年，九王谋诛全忠，全忠杀之。”

《旧唐书・哀帝纪》记载：“（天祐二年）六月戊子朔，敕：‘责授登州刺史裴枢、责授棣州刺史独孤损、责授均州刺史崔远…… 并宜赐自尽。’时全忠聚枢等及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

《新唐书・奸臣传》记载：“全忠以槛车送（裴）枢等百余人，皆见杀，投尸于河。”

白马驿之祸中，朱温将三十多位朝廷大臣斩杀并投尸于河，忠良之士的鲜血染红了河水，皇亲国戚尸骨无存，这场大清洗后，唐朝再无反抗朱温的力量。

不过，这一切还不足以令朱温安心，他早已将昭宗视作一颗棋子，当发现昭宗可能有所反抗时，他毫不掩饰将其处死。

《旧唐书・昭宗纪》记载：“天祐元年八月壬寅夜，朱全忠令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枢密使蒋玄晖弑昭宗于椒殿。”

昭宗之死并未让人怀疑到朱温头上，反而是他“哀悼有加”，表面上哭诉失去皇帝的悲痛，实则在宫中布下天罗地网，安排亲信监督宫人，将所有曾亲近昭宗之人调离、软禁或诛杀，以确保没有人会揭发他的阴谋。

当唐昭宗死后，朱温扶立年幼的李祝为帝，是为唐哀帝，而自己则在幕后操纵一切。

哀帝即位时尚年幼懵懂，根本无力反抗朱温的指令，他的帝位不过是朱温的一块遮羞布。

随着哀帝的成长，朱温逐渐发现自己布下的傀儡不再听话，与此同时，朱温的篡位之心愈发强烈。

905年，他逼迫哀帝“禅位”，改国号为梁，正式建立后梁王朝，唐朝最终灭亡，而大唐的最后一丝血脉，也在黄河的滚滚波涛中被彻底湮没。

朱温终于如愿以偿，登上皇位，完成了他长久以来的野心，然而，残忍好杀的他并未因此长久享福，反而因自己的暴虐行径而死于内斗。

《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记载：“乾化二年六月，郢王友珪弑逆，帝崩于寝殿。”

登基仅七年，他便被自己的儿子刺杀，一代权臣、篡位者的传奇也在血腥中落幕。

朱温留下的不过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王朝，而后梁也仅仅维系了短暂的统治，迅速被历史洪流所吞噬。

这一切宛如一场轮回，让人不禁感慨，一个辉煌无比的王朝竟以如此血腥的方式谢幕，而新的政权也难逃覆灭的宿命。

本文创作宗旨是传播正能量，杜绝任何低俗或违规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妥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