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章在浙江，浙江文章在乌镇。
乌镇文章孙璞好，我替孙璞改文章。
以上戏言，如今恐怕失传了。小时候听三外公和舅舅说着逗趣，半懂不懂，记住了。我的母系的亲戚，分布宁波、慈溪、杭州，其中没出过文人，却能随口背诵，相顾嬉笑，可见当年流行之广。理由呢？三外公说，从前浙地多文人，个个自夸，互相看不起，便有了这么四句。
注意：起始句固定不变，第二句，浙江境内的地名镇名，随你改，第三句，任何坐你对面的家伙均可抬举，因等着第四句：“我替某某改文章。”
近日拜读直指木心“抄袭”的文章，忽而笑了，想起这四句，抄下呈堂——网络之“堂”——地名变成“乌镇”，人名易为“孙璞”，“我”，专指木心。
为什么这个“我”是木心呢？请诸位稍候。
初遇木心那年，我俩时常聊得昏天黑地，某日说起这四句，他好开心，而且惊异：“咦！侬倒晓得这种事体，蛮好蛮好。”从此在纽约总算有个人跟他闲聊浙人浙事了。
我问：鲁迅被骂“绍兴师爷”究竟怎么回事？
他脸色一正：“喔哟，从前师爷厉害！”
怎么个厉害法？
“改状纸。”
怎么改法呢，他想了想：“譬如‘用刀杀人’，师爷只改一划，变成‘甩’字——你看看，性质马上两样了呀！”说时，他装出狠毒的表情，活像我的浙江老亲戚。
但我不很信。单改一划，这诉讼岂不太便宜了，显然这段子也是木心从祖辈听来，到他幼年，浙地应该没这等师爷了吧。
回到“抄袭”案。文学网民今次小规模哗然，那是肯定，其中有一标题党指名催我回应，念及春节前后的讯息波澜：丰县铁链女、冬奥谷爱凌、乌克兰危机、俄罗斯陈兵……我要是为这类小把戏出头辩难，多难为情啊。
不过书生圈的茶杯风波，“抄袭”要是算吓人的污名，弄不死你，足够恶心：这回轮到木心了。有位网民留言欢呼，我一看，居然跟着兴奋了好几秒：
“老帮菜终于翻车啦！”
论岁数，我才是“老帮菜”，木心死了整十年，得另想个诨名赏给他。他招人惦记，我知道，年初他的遗稿刚刚面世，我就想：这次会惹上哪出戏呢——哇，“抄袭”！
可是老人已死，我怎么办呢，想半天，决定再添些我所知道的边角料（说是“罪状”，也可以）博围观者一笑。什么料呢？就是以上打油诗第四句。
木心喜欢改文章，遇到名家名作的文句和修辞，尤其喜欢改。
这是他的癖好，没法解释——你想学？你试试看——可解者，或许是浙地文人的千年基因吧，不然别的省份何以不听见那四句戏言呢？下面就我记得的事例，说说木心的癖好——也许是“恶习”吧。
大家熟悉的木心的俳句、短语，多半是聊天中脱口而出，略添数字，事后记录成句。读者经已看惯他常取前人的句子，添二三字，以为游戏。我总记得的一例是：
“谈虎色变虎也惊，骑虎难下虎也怨。”
另一戏法是不改句子，只作字词调换。读者或已听说以下的例：“木心，你样样好，就是没有群众观点。”他带着认怂的笑，随口说：
“群众没有观点。”
他总能让各种旧句子，意思一新。
“有时，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芥川这句，他激赏，取来原句，跟着写道：
“有时，波德莱尔不如一碗馄饨。”
年轻时浦东教书的心境给这么一用，辛辣而戏谑，芥川句，忽而显得旧了。
他还有个戏法，是取古语和白话炼成一句，进入诗，譬如：
忆儿时养蚕，蚕蚕而不蚕于蚕的样子。
我不记得出处，却喜欢它音节好听，感佩，而且享受古文的句式。这种句式给他一用，“养蚕”，尤其是“儿时”，被说出来了。有谁能把“儿时”的感觉用古语说出来吗——“蚕蚕而不蚕于蚕”，句末还跟着三个白话口语字——“的样子”，这么一弄，生硬吗？伤害了古语句式吗？我以为没有，很舒服，很随意，而且很摩登。
当然，我不懂文学，可敬的秀才若以为那是胡闹，我没意见。
另一种表现，不是游戏，近乎卢女士所谓的“文本再生”：读到经典小说、文章、书信，木心会忍不住择其片段，弄成诗。陀思妥耶夫斯基临刑获赦，登程流放，给哥哥写的那封书信，木心感动得要死，取这信的某段，写成诗。九十年代初，有一阵他想入手长篇，我借他托尔斯泰的《复活》，逗逗他，他选了其中几段，写成短诗，题曰《帝俄的七月》《库兹明斯科一夜》，剔除了汉译中累赘拖沓的字词，分了行，自以为诗。
我俩初识那阵，有一回他在我寓中捡起鲁迅的《坟》，翻到《春末闲谈》，默读第一段，抬头道：
“你看你看，五四那批人，只有鲁迅会拿了句子来回白相。”
说时，十指交叉搅动，做“白相”状。他佩服张爱玲，我借他《秧歌》，他才读篇首，就沿着字句指点着（似乎是“的”“地”“了”“吗”之类），转脸问我：
要是拿掉这几个字，多好！
随便读到什么经典，木心已在心里改动。那年我在上海买到《枕草子》，回纽约借他看，猜他会手痒改动，果然，下次见，他摊开稿纸，工整抄了几段清少纳言。比对原文，我一时看不出改动，他就指说动了哪几个字，删了哪几个字——他敬惜原文，从不大改，只不着痕迹小弄弄——随即一脸吃醋相，叹道：
“伊这种味道，学不像，弄来弄去，到底弗及伊。”
他改动的明人句，周作人句，出书后附原文，坐等高明的读者，但改动清少纳言的段落不见于日后的集子，显然他不满意。
他也偶尔凑对子，譬如“张之洞中熊十力”，喜滋滋拿给我看，还有个对子取“柳下惠”三字，原句怎么凑，想不起来了。和鲁迅一样，木心不喜旧诗，偶然写写，写了，就不免“用典”，但有时很猖狂，拿来整部古诗做“典”用，弄成后，仿佛全篇是“典”，《诗经演》就是例子。
以上都是我亲见的实例——“虎也惊”“虎也怨”“群众没有观点”……被他一动，意象突增，意思大变，维度被豁然打开，我会就此忘了原句，因为增减之后，句句盖了“木心”的印戳。
真的，我对著名词语和经典文本的看法，也因此被他改变，每读到好词，好意思，好文章，会忍不住猜老家伙怎样动它。他对所有既成的文本（包括他自己的），都不满意，都想改。他永远动态地看待早经完成的作品，包括遥远的《诗经》。
一时没什么好弄，他就看《康熙字典》，说是坐马桶上看。这时，他放下耶稣、尼采、卡夫卡，不再动辄“世界性”，变回江南的文人——孙璞长大了，变成牧心，牧心老了，有个木心替他改文章：其实老头子顶热衷的活计，是给他自己改稿子。
八十年代初写成《哥伦比亚的倒影》，木心挺着腰背，得意极了，九十年代却忧心忡忡对我说：“还是不行，要分行，弄成诗，那才好哩！”
我使劲劝他别弄，不记得后来怎样。1987年我俩去普林斯顿参加巫鸿婚礼，不久，木心写成散文《普林斯顿的夏天》，在《中国时报》刊出了，多年后，不晓得怎么一来，被他改成诗。另有一篇大散文《浮士德的呵欠》，长篇大论写景物，“蝴蝶忽高忽低……”，也在报上发了，我很喜欢，结果也被改成诗，易名《魏玛早春》。
小改动那就太多了，一个句子，一个字，忽然就电话打来，说是改了，念给我听：“适意吗？适意吗？幸亏改了，好多了！”“适意”，沪语即“舒服”“享受”之意。我看他有时改得好，有时未必。但在他看来，所有初稿“简直是闯祸”。及后我也偷偷写作，渐渐明白他所谓的“闯祸”。
我写过的一句话，也曾被木心拿去用了。1984年巫鸿给我在哈佛“亚当斯阁”（木心译成如此）办展，兼带商量怎样给木心办。那天入住亚当斯阁招待所——巫鸿说木心来时也将住在这里——深夜给老头子写信，形容那小小的单间，信末我写道：“每只抽屉都是空的，下一个是你。”
回纽约见木心，他开门站定，容光焕发：“丹青啊，有句话等下怕要忘记，赶快告诉你：你信上这句好，‘每只抽屉都是空的’，这是文学呀！”那时他还不到六十岁，好高兴、好郑重，站在门口说。
忘了两年还是三年后，他还记得那句话，说是要用在他的诗里，特意来电话：“照规矩要说一声的，可以吗？”我当然开心。结果用在哪篇呢，长诗《普林斯顿的夏夜》，配着他的上下文，变成单独一行。近时翻看大陆版，诗名又被改了，变成《夏夜的精灵》，查找“抽屉……”那句，似乎不见了，我好失落。
是的，他喜欢借句子，改句子，将名句缩短或拉长。倘若他有范仲淹或帕斯卡的电话号码，他也会“照规矩说一声”，但以我读过的“互文”写作，古人或西洋人从不注释。这类文字风流一经挑明，还剩什么滋味呢？
网友们关于“文本再生”的讨论，选择了更多木心文本，认真比对，颇有礼貌，列举了不少古今中外的公案。然而“引文”“戏仿”“变奏”“熔裁”“间性”“互文性”（后现代绘画另有一说，叫做“挪用”）……都是二十世纪文界学界的常识，更是中国古典诗词的老把戏，此刻扛出来为木心辩，谁听？谁认账？
是以几位朋友警告我：“切勿回应。”
这道理我懂，但大家别忘了乌镇。乌镇子弟请回本乡的孙璞，养老送终，盖了美术馆，纪念馆，忽然听说“木心抄袭”，他们去问谁？又去信谁？乡亲们并不在文界混，这当口，我该锁屋里抽自己的烟，狠心不吱声吗？
当然，吱声也没用。好在木心死了，死前写了这样的句子：
去吧，去吧，我的书，你们从今入世，凶多吉少。
哼！木心哎，你了解当今之“世”吗？“凶多吉少”，你知道是哪种“凶”吗？诗作中，遗稿中，木心自以为早给他的“互文”设了伏笔，还相信日后有所谓“诗国法庭”——有时我拿他的天真，无可奈何——老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今日大不然，看见吗？给一些“高等学府的高等秀才”一过眼、一审批：呔！孙木心，你犯了法哩。
谢天谢地，好在孙璞走了，由我兜着吧。怎么兜法呢？其实我也没办法。现如今有些“学院的秀才”一旦义正辞严，加上网络威猛，网友围观，任谁都没办法。
我也算半个浙人，临了也来改改从前的句子（同样带着认怂的笑），叫做：
文章遇秀才，有理说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