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项英、陈毅在梅岭斋坑召开兵运工作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陈宏（又名陈海）在离开梅岭途中被捕叛变，他供出了红军游击队在大余城开设的地下交通站“广启安糖铺”。 1937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的紧张前夕，中共地下活动和游击战争在全国范围内愈发激烈。大余城，一座位于江西省的小城，其不起眼的外表下隐藏着红军的重要活动节点——广启安糖铺，这个地方不仅仅是普通的糖铺，更是红军一个秘密的信息和物资交换站。 在这段时间，项英和陈毅这两位中共高级将领在梅岭的斋坑里秘密召开了一场关键的兵运工作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组织和协调抗日力量，同时保持与中央的联系和指令同步。 然而，正当他们筹划着未来行动时，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会议参与者之一的陈宏在返回途中被敌军捕获。 被捕后的陈宏在严刑逼供下背叛了同志，泄露了广启安糖铺的秘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利用这一信息，策划了一场精心的陷阱。他们迫使陈宏写了一封伪装的信，声称共产党中央派来了重要人员，要求广启安的负责人前往大余城南饭店接人。 信件如约而至，对于长期与中央失去直接联系的项英和陈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消息。陈毅感到这是一个机不可失的机会，决定亲自前往验证并接回所谓的中央使者。他带上了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一同前往大余城，两人一路小心翼翼，带着希望与谨慎。 当陈毅和黄占龙抵达陈宏家门前的时刻，春日的阳光正洒满尘土飞扬的小巷。街道两侧，老旧的民居显得格外安静，仅有零星的几声犬吠打破了午后的宁静。陈宏的妻子正在门外的石磨旁洗衣，双手浸在冰冷的水中，对面前突然出现的两位陌生人显得有些漠不关心。 陈毅向她询问陈宏的下落，她不经意地一抬手，指向了镇外的方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他到团部去了。”语气中透露出对这突如其来的访问并无多少兴趣。陈毅和黄占龙对视一眼，黄占龙稍显急躁，却被陈毅的目光稳住，示意他保持冷静。 然而，这个简单的动作和随意的回答中，陈毅误将“团部”听成了“糖铺”，这个听觉上的误差将他们引向了另一条危险的路。两人离开陈宏家，沿着尘土飞扬的小路，快速向广启安糖铺的方向前进，心中充满了即将见到中央派来的使者的期待。 走近广启安糖铺时，原本应有的繁忙景象并没有出现。街道上异常清冷，周围的店铺多数关门，只有偶尔几个路人匆匆走过，他们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响，增添了几分紧张气氛。陈毅皱着眉头，感觉事情并不对劲，但仍旧按捺下这种直觉的不安，继续向糖铺走去。 他们刚走到糖铺前，突然从对面街道拐角处，几个身穿国民党军服的士兵出现在视线中。士兵们并没有立即注意到他们，但这足以让陈毅和黄占龙心中的警钟大作。他们立刻转身，避开了直接前往糖铺的路，改向一旁的茶馆掩藏身形。 就在这时，一名看上去年岁已高的男子急匆匆地从糖铺中走出来，直奔他们而来。这人正是糖铺里工作已久的老曾，他一边快步走来，一边环顾四周，似乎在确认是否有其他人注意到他们的对话。陈毅和黄占龙立即警觉起来，准备应对可能的危险。 老曾到了近前，低声急切地说：“陈宏、黄亚光都叛变了，你们快走。”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陈毅和黄占龙顿时明白了自己正处在何等危险的境地。他们没有多问，立即从茶馆的后门匆匆离开，沿着一条小巷快速穿行，试图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脱离危险区域后，他们没有直接返回梅山，而是选择了一条绕行的小路，以避免可能的追捕。小路弯弯曲曲，两旁是高高的竹林，偶尔传来远处的鸟鸣声，显得格外静谧。这种寂静与他们心中的紧张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路上，两人交换着彼此的猜测和分析，如何应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一切。黄占龙忧心忡忡地表示，这次的事件可能会对他们的行动造成重大影响，毕竟他们已经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中。陈毅则更多地思考着如何安全地带领同志们撤离现有的根据地，避免更大的损失。 经过长时间的行进，他们终于摆脱了紧追不舍的敌人，回到了梅山脚下。但刚一抵达，就撞上了一队从山上撤下来的国民党兵。 原来，陈宏按照约定的时间在城南饭店等待，未见游击队负责人到来，便迫不及待地带着敌人顺路包抄上来，意图将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一网打尽。这一突发情况迫使陈毅和黄占龙再次隐藏身形，悄无声息地绕过敌人，艰难地摸回梅山，与其他同志会合。 这一连串的逃脱和回归，虽然充满了惊险，但也展现了他们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出色的战术判断。在这种危机四伏的环境中，每一次的选择都可能决定生死，他们的每一步都必须谨慎而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