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官员的俸禄制度，平台上大多数文章主要介绍的是文官系统，少有谈及武职系统的。刚好最近也有粉丝私信这方面的问题，御史借此机会与诸位好好讲一讲清代武职官员的俸禄问题。

武职系统的俸禄主要分为两大块，即八旗和绿营，因为篇幅所限，这里重点介绍绿营的情况。

绿营将领的俸禄和文官一样，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而且绿营武职的情况还要比文官更为复杂一些。从顺治初年至乾隆晚期，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调整期。

各省绿营武职依品级高下依次为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

顺治时期提督的品级不固定，主要根据加衔来确定，加左右都督衔者为正一品、加都督同知衔者为从一品、加都督佥事衔者为正二品。

顺治元年初定绿营官员的俸禄标准，顺治五年，又在俸银的基础上加支蔬菜烛炭银、心红纸张银和案衣什物银三项。

以正一品提督为例，俸银95两、薪银144两、蔬菜烛炭银180两，心红纸张银200两、案衣什物银100两，总计719两。以下的总兵至把总，分别从571两至36两不等（千总、把总仅有俸银和薪银，其他三项无）。

从法定的工资待遇来看，绿营将领的标准似乎并不低，至于账面数字上要比文官系统要高得多。比如正一品的文官年俸为180两外加米180斛，不到的提督的三分之一。

需要注意一下，很多作者把清代文官的俸米单位写成“石”，这是不符合历史的。宋代以前，1斛等于1石，皆为10斗；宋代以后改1斛为5斗，所以清代时1斛仅有半石。

武职官员天生有个短板，就是不能综理地方钱粮、刑名，故而少了文官系统中“火耗”这一大宗进项。实际上清代文官的俸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头主要是灰色收入。

总体来看，绿营将领的俸薪定额是较低的，很难维持他们的家庭用度，更谈不上体面，这也从客观上造成了各级将领虚冒兵额吃空饷的弊端。

康熙四十二年，朝廷鉴于各省绿营将领“任意虚冒，多寡不等”的现象，推行了亲丁名粮制度。

文献中对此制度的解释比较生涩，通俗地理解就是朝廷给各级绿营将领一定的亲丁数量，每个亲丁都有固定的俸粮。只是这些“亲丁”都属于空额，说白了就是给绿营将领们的一种经济补助。

具体标准是：提督给名粮80名、总兵60名、副将30名、参将20名、游击15名、都司10名、守备8名、千总5名、把总4名。

亲丁名粮由于在制度层面存有漏洞，因为同样都是亲丁，却有骑兵和步兵的区别，他们拿的俸银标准是一不一样的。故而，各省绿营将领钻空子，多将名下的亲丁名额划为骑兵，实现多拿多占的目的。

雍正八年，在田文镜的建议下，雍正皇帝进行了一次调整，采取了“马步各办”的基本方针。这样算下来，提督每年的亲丁名粮标准为920余两、总兵为680余两，以下各级将领皆有定额。

亲丁名粮制度的出台，是朝廷限制各级将领任意虚冒的临时应付措施，它的积极方面是提高了绿营将领的经济收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亲丁名粮制度的消极方面也体现出来，就是各省的绿营军队中出现了大量的空缺。前面讲了所谓的“亲丁”只是一种经济补助，实际上并没有人员配置，乾隆时期全国绿营的马步兵空缺多达数万名，严重影响了绿营的战斗力和国家安全。

养廉银制度颁布于雍正时期，但在雍正朝和乾隆晚期以前，养廉银制度主要针对的地方文职官员和八旗武职，不包含绿营将领。

乾隆四十六年颁布上谕，将亲丁名粮制度造成的六万空额按数补充。同时，以文职、八旗武职养廉成例，支给绿营各级将领。这道上谕的发布，表明了亲丁名粮制度的正式废除。

绿营将领养廉银标准也随之制定，具体如下：

提督2000两、总兵1500两、副将800两、参将500两、游击400两、都司260两、守备200两、千总120两、把总90两。

与各省文职官员相比较，绿营将领的养廉银标准定的不高，大致只有文官的五分之一左右。以提督为例，一年的法定收入不到3000两，而总督、巡抚都在15000两以上。

不过有些绿营将领的养廉银相对要高一点，比如京师巡捕营（京城中驻扎的唯一一支绿营军队）比各省绿营将领高十分之一；边疆省份的某些营镇，养廉银也略高于一般的直省定额。

如新疆乌鲁木齐提督为2800两，伊犁总兵、巴里坤总兵为2100两，哈密等营副将为1200两，参将为800两，游击为600两，都司为380两，等等。

从顺治五年初定绿营薪俸，至康熙朝出台亲丁名粮，以及乾隆朝实行养廉银制度，其本质都是以提高经济收入以培养绿营将领的廉洁，限制他们的贪赃玩法，且这些措施在一段时期内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随着军政的日趋腐败，其实际效果仍是大打折扣的，在文官贪腐横行的大趋势下，绿营将领怎么可能会廉洁，结果是朝廷多给了补助，但仍无法完全遏制任意虚冒、克扣军饷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