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经济的规划，是好或者坏？》
国内有一些倡导市场经济的右派经济学者，他们反对政府对经济做干预，认为政府规划、计划会误导市场，带来恶果。
讨论这个话题时，我不得不提到经济学家科斯（Coase）、以及先生。
科斯先生在《企业的本质》一文里，指出企业存在是因为其可以节约交易成本。这里的交易成本其核心是信息成本。
我总结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定价成本、(内部）沟通成本、度量成本、（外部）合作成本。
而定价成本、合作成本是外部交易成本。沟通成本和度量成本是内部交易成本。
在我看来，企业之所以存在，并不止于其节约了交易成本。还因为其创造的价值。
创造价值-交易成本=企业绝对价值。
当市场需求为“需＞供”，只要绝对价值大于0，就可以存活。
当市场需求是“供＞需”时，则会逐步淘汰“绝对价值偏低”的企业。从而实现供需平衡。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企业的存在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但企业自身内部，企业与其他企业交易时，仍存在交易成本。只是说，企业这个组织存在可以相对减少交易成本。
如果放大到非企业组织形式，任何人类的组织形式，包括国家，也符合类似的原则。
只是说，企业的偏好主要是创造经济价值。而其他组织形式的偏好是另一些。
国家这个组织形式，如果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为目标。
然后：“对经济建设有规划、有计划” VS “政府对经济建设放任自流，无欲无求”。
哪一种更好？
我先不说理论推演的结果。
我先说说人类经济发展的国别比较历史。
苏联经济的崛起，是人类第一次，一个国家“对经济建设有规划、有计划” 。其效果是很显然的。短期内迅速的提升了苏联的经济水平。
实际上，不止如此，纳粹德国曾对经济有强干预，类似的还有美国的罗斯福新政。
后来还有二战后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乃至新中国。
甚至再扩大的说，二战后的欧洲也并非没有政府对经济的规划，干预。
我们都可以看到东亚地区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而崛起。
相比较，很多政府对经济发展采取放任自流策略的国家，至少被强干预国家给甩开了距离。
然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非没有成本，代价。
就如很多右派学者所指的那样：腐败，低效投资等等。
就如，治疗疾病需要药物治疗。很多人看到了疗效，而另外一些人看到药物副反应。
国家也好，企业也好，任何规划，任何计划，任何投资决策都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企业做规划，计划，其投资决策失败，直接的损失其实就是一小部分人。
而国家做规划，计划，其决策错误，直接损失会很大。其带来的经济风险也好，政治风险也好，都会比企业大得多。
所以，反对政府做经济规划，反对政府搞经济计划等，其好处就是“不做就不会错”。
但不错，不等于“有效”。
实际上，同样一个经济规划，如果是企业来做而不是国家来做，其成本的确要更小些。因为企业不需要像政府那样向更多人解释“这个规划的合理性”。这里的沟通和决策成本就要小很多。
但问题是，企业能调动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企业没法做一个国家层面的大的经济规划。
如果一个企业能做一个调动国家层面的资源的规划，其本身也往往需要向更多人解释“规划合理性”，也同样面临着沟通和决策成本偏高。
允许有不同的经济主体（企业），其重要一点就是风险分散。企业的计划失败，其带来的风险相对小。
最终总结：
经济活动的本质是分工与合作；而交易成本是制约分工与合作的底层逻辑。
形成组织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而组织的任何行为都会有“内在交易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其本质是信息沟通的损耗和代价。
而国家经济计划不能一概而论的说好与坏。具体分析还得看“内在交易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的高低，以及计划所能调配的资源的大小，以及最终呈现。
国家经济计划越是细微，其付出的交易成本就越大；
国家经济计划越是宏大，调动的资源越多，其带来的风险就越大。
不做计划，自然不会出错。但也不会有产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