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57位开国上将之中，阎红彦是唯一自杀而死的开国上将，他为人耿直，宁折不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坚守原则，面对诬陷他不惜以死明志，他临终前留下遗言：“逼死我者江青陈伯达”。

阎红彦是陕西子长县瓦窑堡人，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家庭，生活过得颇为艰辛。阎红彦9岁时才上私塾，仅仅上了半年就因家境困难而放弃求学，为了生计，阎红彦找了一家砖瓦场干活谋生。

1920年，11岁的阎红彦就独自外出谋生，家中少一个人吃饭也可以减轻负担，期间他给有钱人家当过长工，受尽打骂，逃离之后他一直靠打短工谋生，1924年，15岁的阎红彦为了谋生参军了。

在军中阎红彦认识了谢子长，1925年，在谢子长等人的介绍下阎红彦入党了，在组织的安排下，阎红彦留在军阀的队伍中从事兵运工作，后来因身份暴露他被迫回到家乡，1931年2月，阎红彦被派往山西工作。

阎红彦在山西期间参与了红军晋西游击队的创建，他被任命为大队长，后来他带着游击队转战到了陕北，当时刘志丹在陕北也带领着一支队伍，他参与了陕甘红军和陕甘根据地的创建。

由此可见阎红彦在陕北红军中的地位是很高的，于是在1934年7月，阎红彦被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七大，并留学苏联学习 。1935年4月，阎红彦带着密码本回国，帮助红军主力与共产国际重新取得了联系。

1936年4月，陕北红军独立团和几个县独立营进行合编，成立了红30军，阎红彦出任红30军的政委。后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阎红彦被任命为八路军129师留守处主任，不到一个月他就被改任为留守兵团警备第3团的团长。

从阎红彦的任职经历来看，他在军中和党内的地位并不低，抗战后期他还担任过旅长、军分区司令等职，在解放战争时期阎红彦担任纵队副政委、兵团副政委等职，跟随部队进入了四川。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之后，阎红彦出任军管会主任，后来他还担任过川军军区副政委，主持了清除土匪和进行土改的工作，为当地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后阎红彦就留在了四川任职。

1955年，阎红彦被授予上将衔，出任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由于工作出色，1959年，阎红彦被调任云南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上任之后的阎红彦积极开展各项工作，让云南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66年，为人耿直刚正不阿的阎红彦卷入了一场漩涡，当时他被江青、陈伯达叫到北京开会，会议期间陈伯达一伙罔顾事实诬陷一位老同志，阎红彦勇敢地站出来说了公道话，江青一怒之下停止了会议。

没想到阎红彦此举触怒了江青、陈伯达一伙，北京街头贴满了“炮轰阎红彦”的大字报，回到云南后的阎红彦受到了冲击，面对诬陷阎红彦选择以死明志，1967年1月8日，阎红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58岁。

临终前阎红彦写下了一句话，“逼死我者江青陈伯达”。在阎红彦去世10年之后，1977年11月，正式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同时把他的骨灰移放到八宝山公墓骨灰堂的正厅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