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夏邑县）。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
两千多年来，孔子在中国的地位虽曾大起大落：位尊至“圣人”，20世纪又被当作“丧家之犬孔老二”，但他在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却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
伏尔泰（法文：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是法国十八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任何一部欧洲文化史都无法绕开他的名字，在他那形销骨立的肖像下，总是赫赫然写着他对瓦解欧洲封建秩序、打破基督教精神禁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生活过的18世纪，也因此被称之为“伏尔泰的世纪”。
没曾想，事隔两千余年，比孔子所能想见的“九夷”之地还要遥远千百倍的法兰西，居然出了一位毕恭毕敏尊孔子为师的洋弟子。他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挂起孔子的肖像，认真研读孔子的著述，并且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复宣传孔子生平及他所理解的儒家思想，其虔诚、其热情，绝不亚于任何一个孔门正宗弟子。此人就是十八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伏尔泰的成名史法国与瑞士边境上的日内瓦城，一向以她旖旎的湖光山色闻名于世。但中国人大概很少知道，在与她毗邻的法国一侧也有一处旅游胜地，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四方游客。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
这个叫费尔奈的小地方，并不是因为依山傍水的地理环境而游客不断的，而是因为欧洲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经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其实，伏尔泰购买费尔奈古堡时已是一位年届六十四岁的老叟了。在此之前，他虽早已跻身于欧洲知名作家之列，却一直过着“客卿”或流亡者的生活，从未有过只砖片瓦的房产。促使他晚年下决心购置房产的主要原因，是他不堪再忍受寄人篱下的屈辱和流浪生活的颠簸，渴望拥有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
生于1694年11月21日的伏尔泰，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是巴黎一家殷实资产者家庭里的幼子。他的父亲原是巴黎的一个公证人，后来用钱买下了审计法院税吏的职务，在十岁那年，他被父亲送往当时巴黎著名的路易大帝中学学习。这是当时法国极有权势的天主教教派耶稣会设立的学校，学生中有许多贵族子弟。
“望子成龙”的父亲原指望伏尔泰在这里受到最好的教育，将来能走上辉煌的仕途。哪知做儿子的伏尔泰在这所等级森严、只教授拉丁文和修辞学的学校里，却培养起了最初对自由和平等的热爱，一心只想成为与古罗马诗人维吉尔齐名的桂冠诗人。
路易大帝中学实行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贵族子弟住单间，有单独的指导教师，还有仆人随时伺候；而出身资产者家庭的小阿鲁埃尽管学习成绩优异，也只能住五人一间的宿舍。这使他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初次体验到社会的不公。
这所由耶稣会士主持的学校以教授拉丁文为主，因为这是天主教唯一正宗的语言，而以“天主教卫道士”自诩的耶稣会士们当然视之若宝，一心想让它成为弟子们熟谙的第二母语。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正是这个正统教派的摇篮，培养出了日后成为基督教死敌的伏尔泰。
伏尔泰自幼就体弱多病，但思想却极为敏锐活跃。他聪慧过人，十二岁时就能写出颇有些新意的诗句，在路易大帝中学常因漂亮的诗文而获奖，也因此深得教师、同学（相当一部分出身于名门）和某些社会名流的赏识。
十二岁离开路易大帝中学后，父亲逼迫他研习法律，但几经周折，他对诗歌的迷恋终于使他违背父命成了一名专事写作的诗人。二十一岁时，他创作了第一部悲剧——《俄狄浦斯王》，这部作品虽然写得平平，却很投合时人的趣味，为他赢得了更大的社会声誉。加上他中学时的一帮贵族朋友的捧场，使许多权贵都向这位少年才子敞开大门。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
在这些眩目的成就前，他误以为诗人从此便可与贵族们平起平坐了。但不久，他就尝到了自由思想带来的后果：他因为写了几行诗文曾犯了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而被逐出了巴黎，数日后虽然得到摄政王的宽恕，返回巴黎，但很快又因警署怀疑他创作了一首讽刺当局的诗歌，而被投入巴士底狱。
十一个月的铁窗生涯，使他第一次对于专制和不自由有了切肤之痛，然而这不过是厄运的开头，从此，流亡和监禁接踵而来，在以后的三十多年里几乎就不曾间断过。
流亡的岁月1726年，他因与一个青年骑士顶撞而再次被投进巴士底狱。出狱后，他不得不流亡英国达数年之久。
他的作品在这个时期受到公众的喜爱。然而，无论是财富还是名望，都没有能挽救他的厄运。1734年，他因《哲学通讯》中反神学、反专制的文字，而被当局通缉，逃往女友夏德莱夫人的西雷官躲避，一住就是十来年。
在这段退隐乡间相对平静的生活中、伏尔泰有了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和写作。他兴趣广泛，阅历丰富又积累了相当的材料，好作品接连不断地从他笔下涌出，涉及到历史、政治、哲学、文学、数学等各个方面。他成为了文、史、哲并重的通才。
1746年，伏尔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实现了多年的夙感。不过，这已是他和法国王室的最后一次言欢。路易十五容忍不了这个浑身带刺的“侍从”。不久以后，伏尔泰便不得不再次出逃。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
1749年，夏德莱夫人在西雷宫病故，伏尔泰痛不欲生。
伏尔泰对法国已经极度失望了，终于在次年踏上了赴波茨坦的路。
普鲁士王腓特烈二世早就与伏尔泰过从甚密。还是在当王子的时候，他就经常给法画的天才诗人写信，向他倾述仰慕之情，且时时寄些蹩脚的法文诗请尊师修改，即位后，他一直想把伏尔泰网罗到自己宫中。
伏尔泰也很骄傲有这样位尊至王的学生和朋友，几次欲往普鲁士，终因夏德莱夫人的劝阻而未成行。如今，伏尔泰一心只想到那位热爱文学的“开明君主”身边寻求庇护，以为那里会是科学和理性的殿堂。
但是，腓特烈二世绝不比路易十五更爱思想自由的客卿。三年之后，伏尔泰不堪忍受普王的专横而逃离波茨坦宫，在边境被搜身、监禁、倍受侮辱。
此时，法王不许他回巴黎，普鲁士又再也呆不住，他于是只得前往当时欧洲大陆唯一自由的共和国——瑞士栖身。没曾想，他发表在《百科全书》中论日内瓦的文字又触犯了当地的新教徒，在舆论的攻击下，他再次感到思想和写作都受到威胁。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下决心建造自己的营地。
1758年，他终于在法瑞边境上买到了两处田庄——一处叫图尔内，另一处就是费尔奈古堡。这时，加上他在瑞士境内购置的两幢别墅，他已有了四处藏身之地，足以应付各种不测了。
伏尔泰世纪在伏尔泰所有的营地中，他最钟爱费尔奈，他称这个隐没在汝拉山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古堡为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阵地”。
事实上，自1760年费尔奈修葺一新起，至1778年二月，也就是他辞世前三个月赴巴黎止，他一直以费尔奈为活动中心，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十八年。
费尔奈对于伏尔泰，恰如大西洋中的杰西岛和盖纳西岛对于雨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批作品，如：《论风俗》、《哲学辞典》、《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老实人》等也都是在费尔奈完稿的。
设想假如伏尔泰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便终此一生，法兰西的历史将会怎样记述他？他当然仍会是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是著名的剧作家、诗人、史学家；却不再会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启蒙运动领袖和欧洲思想界的权威了。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
法国人常说，十七世纪是路易十四的时代，而十八世纪则是伏尔泰的世纪。这当然与伏尔泰几乎生活了整个十八世纪，是时代风云的见证人不无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曾从费尔奈向封建专制主义和教会黑暗势力，发起了最强有力的进攻。
早在撰写《哲学通讯》时，伏尔泰就已认识到宗教狂热和迷信是人类理性的大敌，也是封建秩序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有彻底揭露教会编织的谎言，才能使人恢复理性，并按照理性的原则去重建人类社会。
从那时起，揭露宗教蒙昧主义、宣传科学、理性，即宣传启蒙思想，就成了伏尔泰作品的主旋律，在他的悲剧、诗歌、小说中，在他的政论、哲学、历史著作中，处处可见对于宗教战争、宗教裁判所罪行的揭露，和对基督教教义荒诞不经的嘲讽。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
1759年，伏尔泰从费尔奈掀起了著名的“反无耻之战”，这是一场旨在讨伐宗教迷信、狂热和不宽容的正义之战。它把伏尔泰一生的启蒙宣传和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推向了巅峰。伏尔泰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圣战”中，他从费尔奈发往欧洲各地的书信、杂文、小册子，犹如密集的子弹使“无耻”原形毕露。
伏尔泰为人类的尊严和自由，为理性和正义所做的一切，理所当然使他的名字不朽，也使费尔奈成为欧洲进步势力的大本营。每天，从欧洲各地前来拜谒他的人都络绎不绝，更多的书信如雪片般飞来。除了问候、致意外，人们还向他报告各地的情况，讨教各种问题；他也通过会见和通信积极参与、支持和指挥着法国及欧洲各地的启蒙运动，成为十八世纪欧洲公认的精神领袖。
欧洲的孔夫子在寄往费尔奈的无数信件中，有一封信特别引起人们的兴趣。
这是1767年冬，一位名叫理查德的十六岁德国青年写来的，开首的几行这样写道：“先生：请允许一位素昧平生的人从德国中部向您致意！您是欧洲的孔夫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您的热情和天才，以及您的人道主义的行为，使您赢得了任何世人都不敢企盼的地位，您堪与古代最著名的伟人并列齐名。”
显然，在这位德国青年的心目中，伏尔泰是与孔子并驾齐驱的伟人，而这封充满了赞誉之词的信件也向当代人透露了这样两个历史信息：（1）孔子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欧洲，已被公认为“古代最著名的伟人”、“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2）在当时人们的眼中，伏尔泰对人类所做的贡献，特别是他在费尔奈所进行的一系列“人道主义的行为”，使他无愧于“欧洲孔夫子”的称号。
面对这些历史事实，今天的中国读者会做何感想？无论如何，请先读读下面这两个小故事，权把它当作为理查德信件做的两个小注。
孔丘
其一，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美因兹地方的选侯（德意志有权选举国王的诸侯）曾下令在美因河边建一座小城。他对这个新城的居民别无它求，只令他们必得遵照东方古哲孔子的教诲行事：“为人公正，信仰自由”！
但凡有点文化修养的中国人，是不会试图去查这引言的出处的。显然，这是那位讲故事者根据译成西文的儒家经典自己杜撰的。但是不管怎样，如此明确地打着孔老夫子的旗号来做宣传，不是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孔子在十八世纪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了吗？
其二，是伏尔泰的一段自述。在《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一书“论中国”的辞条下，他写道：“我认识一位哲人，在他的小书房里只悬挂着孔子的肖像；下面还题有这样四句诗：他只传授裨益人之大理，点拨众人，从不哗众取宠，他只以智者的身份讲话，从不冒充先知；然而谁都相信他，即使在他的祖国。”
这里，伏尔泰所称他认识的那位哲人，其实就是他本人。因为紧接着他就换成第一人称继续写道：“我认真读过他的全部著作、并做了摘要；我在这些书里只找到最纯洁的道德，而没有丝毫江湖骗子的货色….…”
上面这个“小注”当然不足以说明为什么欧洲人眼里的伏尔泰堪与孔子齐名，但至少可以表现出伏尔泰对东方“先贤古哲”的尊崇和他对儒家思想不遗余力地学习和宣传的劲头。这种宣传也是在费尔奈达到了最高潮。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
伏尔泰一生“述而不作”，从未创立过任何属于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但是他却是启蒙思想最杰出、最有成效的宣传者、普及者。年轻一代的启蒙思想家，诸如狄德罗、达朗贝、卢梭等，无一不是从他的作品里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教育、学会了怎样思索社会和人生。
如果说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曾汲取了中国传统人本主义思想的精华，那么这种结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伏尔泰。
就像他宣传其他的启蒙思想一样，在几十年间、特别是在费尔奈，他“喋喋不休”地向欧洲人民介绍孔子、介绍儒家思想、终于使他所理解的“中国精神”和他的名字一起深入人心。
他也因而被人称为“欧洲的孔夫子”。他所理解的“中国精神”和他的名字一起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