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华北，战火纷飞。在吕梁山区这片抗日根据地上，一位年轻的团长与当地一位农家女孩的相遇，本该是一段佳话。这位27岁的团长英姿飒爽，指挥才能出众；女孩更是当地少有的高小毕业生，清秀可人。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似乎正印证了＂天造地设＂这个词。然而，100元的彩礼成为横亘在他们之间的一道坎。在那个物价飞涨的年代，这笔钱对一个共产党的团长来说，实在不是小数目。这位日后成为开国上将的军事家，面对这道＂人生难题＂时，会作出怎样的选择？这100元彩礼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时代印记？
一、吕梁相遇
1938年3月，杨得志接到上级命令，率115师685团进驻吕梁山区。这片山区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理想之地。
刚到吕梁山区时，杨得志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地百姓对八路军并不了解，有些甚至还以为是土匪。为了打消百姓的疑虑，杨得志带领部队帮助群众春耕生产，挑水、扛粮、修路，样样都干。
一次，杨得志得知山下王家村的一位老大爷家里的牛生病了。他立即派出卫生员前去治疗，还把部队仅有的一些药品送给了老人家。这件事在当地传开后，村民们对八路军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
为了更好地了解敌情，杨得志经常带着几个侦察员，装扮成普通农民到日军据点周围侦察。在一次侦察任务中，他发现日军在山下的据点竟然在修建地下工事。这个情报对后来的作战计划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吕梁山区的日子里，杨得志和战士们住的是农家的土炕，吃的是百姓的杂粮饭。虽然条件艰苦，但部队纪律严明，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种作风赢得了当地百姓的信任和支持。
4月中旬，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导致山洪暴发，威胁到山下村庄的安全。杨得志立即组织全团官兵，连夜转移群众，抢救物资。这一举动更是让部队与群众的关系更进一步。
到了5月，在杨得志的带领下，685团在吕梁山区已经建立起了初具规模的抗日根据地。他们不仅组建了地方武装，还成立了群众自卫队，形成了军民一体的抗日力量。
这期间，杨得志还特别重视发动妇女参加革命。他支持成立了妇女识字班，帮助当地妇女提高文化水平。这一举措在当时的农村社会引起不小的轰动，也为后来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在与日军的多次遭遇战中，685团展现出了过硬的战斗力。特别是在一次伏击战中，他们仅用三个小时就歼灭了一个日军小分队，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这些战果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
就这样，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杨得志带领部队在吕梁山区站稳了脚跟，为建立更大的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二、情定农家
1938年6月的一个傍晚，杨得志像往常一样完成侦察任务返回驻地。这时，一位老乡拦住了他，这位老乡名叫王德贵，是当地小有名望的乡绅，也经常为部队提供情报。
王德贵热情地邀请杨得志到家里吃饭。席间，王德贵提起了一件事：他认识一户张姓人家，有个女儿叫张秀兰，是附近少有的高小毕业生。在那个年代，能读到高小的农村女子实属罕见。
这番话引起了杨得志的注意。当时的农村，女子能识字的都不多见，更别说读到高小。王德贵见杨得志来了兴致，便详细介绍起这位张家姑娘的情况。
张秀兰不仅识文断字，还会算术，平日里经常给村里的妇女们教认字。她还参加了妇女识字班的工作，对抗日救国工作也很支持。在当地，她可谓是远近闻名的知书达理的姑娘。
几天后，王德贵特意安排了一次见面。那天，张秀兰穿着一件素色布衣，端庄大方。她不仅谈吐不俗，对时局也很关心，与杨得志聊起了抗日形势。这让杨得志颇感惊讶。
两人相谈甚欢，话题从抗日形势转到了文化教育。张秀兰提出要在村里多办几个识字班，帮助更多妇女学文化。这个想法与杨得志不谋而合。
见面之后，张秀兰的父亲张老汉也表示，对这位年轻的团长很是满意。但是随后，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要100元彩礼钱。
这个数字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要知道，当时一块银元可以买20斤鸡蛋，100元简直是天文数字。但张老汉解释说，这是他们村的规矩，不能破例。
团政委吴文玉得知此事后，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用粮食代替现金。他们找来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做说客，希望张老汉能通融一下。
然而张老汉态度坚决。他说，不是他不通情达理，而是这是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如果破例，以后村里其他人家的彩礼都不好办。
事情就这样陷入了僵局。一边是军队干部的实际困难，一边是乡村社会的传统习俗。这个问题一时间成了营地里的热门话题，战士们纷纷为团长出主意，甚至提议大家凑钱帮团长解决这个难题。
就在这时，上级突然下达了一道紧急命令，要求部队立即准备一次重要战役。这场战役不仅关系到根据地的安全，更是打击日军的重要机会。
三、军情紧急
1938年7月初，344旅的紧急调令如同一声惊雷打断了杨得志的婚事。日军在晋西北地区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对抗日根据地发动新一轮＂扫荡＂。上级命令115师685团火速向平型关方向开进。
接到命令的当晚，杨得志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撤离事宜。由于前期在吕梁山区建立了完善的情报网络，他们得知日军正在调动精锐部队，这次行动规模远超以往。
撤离前，杨得志安排部队将收集到的情报资料转移，并销毁了可能暴露根据地位置的文件。同时，他还特别叮嘱留守人员要保护好地方武装和群众组织。
7月中旬，日军调集了约3000人的兵力，分三路向根据地推进。这支部队装备精良，还配备了山炮部队，显然是有备而来。杨得志率部在山区采取游击战术，依托地形优势，不断骚扰敌军，为主力部队转移争取时间。
在向平型关转移的途中，部队遭遇了多次日军的拦截。一次，在穿越一处险要山口时，前方突然传来枪声。杨得志当机立断，命令一个排绕到敌人侧翼，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成功突破了封锁。
8月初，685团终于赶到平型关地区。此时，关于平型关大战的准备工作已经展开。杨得志接到新的任务：负责平型关西侧的防御工事构筑，并配合主力部队切断日军的退路。
就在这紧张的备战期间，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吕梁山区的抗日形势更加严峻。日军加大了＂扫荡＂力度，许多村庄遭到破坏，包括张秀兰所在的村子也未能幸免。
9月中旬，平型关战役打响。在这场著名的伏击战中，685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完成了预定的作战任务，还协助主力部队歼灭了大量敌军，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
战斗结束后，杨得志收到了一份来自吕梁山区的报告：当地群众在日军＂扫荡＂期间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许多妇女组织起来互帮互助，坚持开办地下识字班。这其中就有张秀兰的身影。
10月，形势愈发严峻。日军在华北地区投入了更多兵力，企图一举摧毁抗日根据地。344旅接到命令，要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游击战，打击来犯之敌。
在这样的形势下，个人婚事已经无法再耽搁部队的行动。杨得志带领685团踏上了新的征程，向着更艰巨的战斗任务进发。这支部队很快就在太行山区的反＂扫荡＂战斗中崭露头角，成为八路军的主力之一。
四、战火纷飞
1939年春，华北大地战事正酣。杨得志率领的685团在太行山区展开了一系列反＂扫荡＂战斗。这一年，日军在华北投入了空前的兵力，妄图一举摧毁抗日根据地。
2月，日军在太行山区发动了大规模＂扫荡＂。一支约两千人的日军部队，equipped（装备）了山炮和重机枪，向685团驻地逼近。杨得志采取＂四面游击＂战术，将部队分散成若干小股，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
在一次遭遇战中，685团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情况。日军占据了一处制高点，火力封锁了团部的转移路线。杨得志临机决断，命令一个连从侧翼迂回，另一个连佯攻正面。这个战术奏效了，不仅突破了封锁，还给敌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4月，形势更加严峻。日军在华北地区采取＂蚕食＂战术，企图逐步蚕食抗日根据地。685团接连作战，有时一天要转移三四次阵地。在这期间，战士们经常是饿着肚子打仗，有时甚至要靠野菜充饥。
6月的一天，团部收到情报：一支日军运输队将经过太行山区的一处隘口。这支运输队携带了大量军需物资，护送的兵力却不多。杨得志当即决定设伏，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伏击战开始前，杨得志仔细部署了每个战斗小组的位置。他特别强调要打援，因为经验告诉他，日军遇袭后必定会派增援部队。果然，当运输队进入伏击圈后，日军的增援部队很快就到了。但685团早有准备，最终不仅缴获了大量物资，还歼敌百余人。
8月，一个意外的情报传来：在吕梁山区，日军正在对一些村庄进行报复性破坏，原因是这些村庄曾经支持过八路军。杨得志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向上级请战，但由于战局需要，685团必须坚守太行山区的阵地。
入秋后，战事更加频繁。日军加大了＂扫荡＂力度，有时甚至出动飞机轰炸。685团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战术，白天分散隐蔽，晚上集中行动。在一次夜间突袭中，他们炸毁了敌人的一个弹药库，这次行动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1月，寒风凛冽。685团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护送一批重要物资穿越日军封锁线。这批物资中包括了医药用品，是根据地急需的补给。任务执行过程中，他们遭遇了日军的多次拦截，但最终凭借娴熟的山地作战经验，成功完成了任务。
年末，在一份战况汇报中，杨得志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地名：张秀兰所在的村子。报告显示，当地群众组织了地下抗日组织，继续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而这个村子，也成为了后方群众支援前线的一个重要联络点。
五、抗战胜利后的相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传到太行山区时，685团正在进行战后部署。抗战胜利后，杨得志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率部协助接收太原城。
在进驻太原的途中，部队经过吕梁山区。这片熟悉的土地勾起了杨得志对往日的回忆。当部队路过张秀兰所在的村子时，得知她在抗战期间一直坚持办识字班，还组织妇女生产队支援前线。
1945年10月，在完成太原接收任务后，杨得志抽空回到了当年的驻地。村里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战争的创伤正在逐渐愈合。当地百姓纷纷走出来，热情地迎接这位老战友。
在村民的描述中，张秀兰这些年来从未停止过工作。她不仅教村里的妇女们识字，还带领她们开垦荒地、纺纱织布，为前线输送物资。在最艰难的时期，她组织的妇女生产队成为了支撑村子的重要力量。
1946年春节前夕，经过多方联络，杨得志终于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张秀兰。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但那份坚毅依旧如故。他们相对而坐，谈起这些年的经历。张秀兰说起村里的变化：妇女们都能认字了，还办起了合作社。
这次见面后，两人开始筹备婚事。与八年前不同的是，这次不再有彩礼的困扰。张秀兰的父亲说，经历了抗战，什么规矩都可以改变。在当地干部和群众的见证下，他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婚后不久，新的战事爆发。杨得志又一次接到了出征的命令。临行前，张秀兰为他收拾行装，就像多年前他们初次相识时那样。这一次，她说自己要继续在村里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1947年春，内战全面爆发。杨得志率部转战各地，而张秀兰则坚守在村里，继续她的工作。她组织妇女们开展生产自救，建立了更多的合作社，使得村子在战争时期仍然保持着稳定。
1948年底，在重要战役前夕，杨得志收到了家乡来信。信中说，在张秀兰的带领下，村里的妇女们不仅学会了文化，还掌握了各种生产技能。她们建立的合作社，成为了当地的典范。
1949年，在北平和平解放后，杨得志和张秀兰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团聚。这对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伴侣，见证了中国从苦难走向胜利的全过程。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到了晚年，每当有人问起他们的故事，张秀兰总是说，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坚持自己的信念，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是她一生最正确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