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总督为封疆大吏，分管一省或数省军政事务，不仅辖区地域广，而且权力也很大。朝廷如果不对其加以节制，那么其性质就如同唐代的节度使，势必会造成尾大不掉之势。
要说玩政治平衡，清代的皇帝确实有一套，不管是宗室王公，在京各部院还是地方督抚提镇，都无一例外地被皇权牢牢控制在手中。
对于总督权力的限制，清代诸帝用心良苦，既以文官系统中的巡抚分散其权，又以八旗驻防将军予以监视，比较而言，驻防将军是皇帝节制总督的一张王牌。
然而总督、将军之间的力量又比较平衡，不会出现一边倒的情况，这样才会真正起到互相监督、掣肘的目的。
那么，在品级相当的情况下，驻防将军与总督到底谁的权力更大、地位更高呢？御史就以两江总督与江宁将军为例，从以下几个方面仔细说一说这个问题。
先来说品级所谓的“两江”是指江南、江西二省，康熙初年江南省分出江苏、安徽，所以两江总督的辖区实际上包括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是清代九大总督中管辖省份最多，且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人们历来都是认为直隶总督为疆臣之首，实际上在很多时期，两江总督的地位比直隶总督还要高，基本上这两个总督处在第一梯队。
总督的起始品级为正二品，雍正以前各省总督例加侍郎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注意这里说的“侍郎”未必就是兵部侍郎。
特殊情况下，个别资历威望很高的总督会被皇帝加兵部尚书头衔，比如康熙时期著名大臣于成龙，任江都时就有兵部尚书头衔。
雍正以前，各部尚书的品级都是正二品，所以总督即便加了尚书衔，品级也没有发生变化，仍然在二品这个行列。
江南的八旗驻防，始于顺治二年十一月，这一年豫亲王多铎攻下南京，朝廷以两千满、蒙八旗驻防于明皇城附近，当时这支部队叫“江南江宁左翼四旗”，以镇国公统领。
其后不久，驻防江宁之八旗最高长官改为“江宁总管”，顺治十七年，正式定名为“江宁将军”，秩正一品。
江宁将军为武职最高品，明显高于两江总督，且清初时担任将军的都为宗室王公以及开国勋贵，他们的政治地位同样也优于江督。
雍正时期更定官制，将尚书从原先的正二品提升为从一品，并下旨两江总督例加兵部尚书衔。如此江督也就跻身从一品，与江宁将军逐渐缩小差距。
乾隆三十三年，鉴于各省驻防将军事权，乾隆皇帝下旨将其品级降为从一品，与兼兵部尚书之总督平级。故而，从乾隆中期以后，两江总督与江宁将军平级。
再来说实权两江总督与江宁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官，分管的事务不同。自三藩之乱平定后，国家进入和平时期，各省驻防将军的作用大大下降了。
从法律规定的层面来看，江宁将军的职权仅限于管理驻防八旗军队。由于安徽、江西不设八旗驻防单位，所以江宁将军能管辖的，仅是江宁和镇江两支八旗兵，人数总和大致在6000人上下。
除了驻防八旗事务以外，江宁将军不能干涉地方民政事务，和平时期朝廷让他们驻防地方，其实本质上是为了监视地方绿营以及江南士子百姓。
两江总督管辖的事务涉及军政、民政、文化、教育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在两江三省那是绝对的一把手。
别的且不说，就以下属的军队而言，江宁将军也没有优势。按照《大清会典》的记载，两江三省的绿营兵数量排在全国第二位，人数大致在六万人左右。
不过安徽、江西的绿营规模较小，加起来只有两万人左右，大头都在江苏。总督名义上是可以节制绿营的，但并不代表可以直接调动绿营军队，总督能随时动用的军队称为“督标”。
两江总督是全国总督中督标“营数”最少的，只有中、左二营，不过江督的标营是高配，兵力一点也不少，每个营有两千多人。
除了督标以外，受江督直接领导的还有江宁城受营、扬州营、盐捕营、奇兵营、浦口营、溧阳营、青山营、瓜州营。这些营的总人数超过一万人。
也就说是两江总督能直接调动的绿营兵达到了一万四千多人，比江宁将军多出两倍多。至于绿营战斗力如何，那就无法做出判断了。
所以从实权方面来讲，两江总督远远地把江宁将军甩在身后，根本没有可比性。
最后是仕途前程清代八旗系统中，文武官的界定不明显，这与汉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按照定例，汉官通常情况下是无法文武互转的，而旗人则很正常。
比如江宁将军属于武职，但他们完全可以调任各省总督，甚至入京担任部院大臣乃至大学士。但最常见的还是在武职系统中任职，各省驻防将军调任各旗都统的情况最为常见。
不过从仕途前程而言，江宁将军还是不及两件总督的，江督一旦升职调任，高配的是大学士、军机大臣，再不济也是各部尚书。
显然，在重文轻武的大环境下，将军、都统都无法与大学士、军机大臣抗衡的，就连实权的尚书恐怕也比不了。
进入晚清以后，随着各省总督的事权不断膨胀，以及八旗军队的腐败，驻防将军几乎成了陪衬。汉人集团如曾、左、李、张、袁等大佬担任总督时，驻防将军已完全沦为附庸，基本上对朝政没有太大的发言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