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是男权社会，因此不少人认为那时的男子看重女子的贞洁，娶妻更以女子否保有“贞洁”为先决条件。但是山西按察使萨哈谅在乾隆六年给皇帝的奏报，却可以打破这种固有认知。

晋省浇风，凡民间婚娶不以处女为重，反以再适为良。以为处女不能亲操井臼，再醮者已知治理家务。是以民间贫苦之家，公然嫁卖其妻者有之。或妻不安其室，忍弃前夫，而再适者有之。彼温饱之家，不思礼聘闺女，反不惜多金购买有夫之妇，以为得计。

简单来说就是“黄花闺女”在山西遭人嫌弃，贫苦之家的已婚女子反而成了婚嫁市场的香饽饽。至于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萨哈谅认为是山西民风太差。男人觉得未嫁过人的女子不会操持家务、服侍丈夫，自己不能立即享福，还不如娶已经精于此道的二婚女子。

这个奏报，有的人认为是新上任的萨哈谅在故意夸大恶习，为自己留下“治理有方”的操作空间。

首先，山西已有的生活风俗与萨哈谅无关，即便他任内改变不了这些风俗习惯也不影响他的官声。真想捞政绩夸大“盗匪”这类问题更有效果，所以萨哈谅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主动欺君。

其次，同一时期的《山西通志》，涉及地方婚俗的部分也记载了一些旁证：

太原府：妇人白髻而妖服，不蚕不织。迩来竞尚奢靡，婚娶重财……

平阳府：喜祭赛婚论财礼……

蒲州府：婚姻论财……

保德州：婚娶论财……

就是说山西不少地方的“闺秀”不事生产、爱打扮、爱花钱，而且婚嫁时索要的聘礼高。再综合萨哈谅的奏报，大致可以得出这么个结论 --山西很多普通家庭因财力限制，不愿意娶这些费钱还不干活的“大小姐”过门，更愿意到贫寒之家挑选（买）老实本分的人妻。

综上，萨哈谅大概率在奏报中没有撒谎，当时山西是有以“二婚”为优的习气。

但是整治地方风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因为风俗之所以成为风俗，是因为相关的思维、习惯已经固化入人们的生活。别说好不好改变了，能在整治过程中不起冲突都难。

萨哈谅干嘛要主动请缨去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其实萨哈谅真正关注的不是 “婚娶不以处女为重，反以再适为良”，而是“是以民间贫苦之家，公然嫁卖其妻者有之”，因为这不仅是风俗问题，还是涉嫌违法的问题。

在清朝丈夫是不能随意“嫁卖”自己妻子的，因为妻不同于妾，不是丈夫的私产。即便是女子犯了“七出”（无子、淫逸、不事舅姑、多言、盗窃、妒忌、恶疾）被判出妻（离婚），她也可以带着个人财物返回娘家生活。

因此丈夫把自己妻子转卖给他人，一般有两种途径。

其一是和买家谈好之后休妻让她“再嫁”；其二是以妻子与人“和奸”（出轨）为由，将自己的妻子“嫁卖”于他人。

若用财买休卖休和娶人妻者，本夫本妇及买休人各杖一百，妇人离异归宗，财礼入官 ……

奸妇从夫嫁卖，其夫愿留者，听；若嫁卖于奸夫者，奸夫、本夫各杖八十……

《大清律例·户律·婚姻》

前者被查出来相关财礼要没收，妇人会被判断离（离婚）返回本家。

后者官府真的清查起来更麻烦，因为“和奸”得有奸夫。这种“奸夫”很不好当，抓住至少杖九十，真要是对簿公堂没谁愿意背这个锅。就算是买家自认是“奸夫”，也要杖八十并判妇人断离归家。

所以当时山西地区买卖二手“人妻”的行为大概率都是不合法的，打着“民不告、官不究”的擦边球。这种事儿一抓一个准，还不容易惹出争议。所以萨哈谅才特意奏报出来，为自己日后备好政绩。

不过这种淡化妇女“贞洁”的风气，也不能当作当时妇女地位上升的证明。可以被丈夫公然“嫁卖”，哪有地位可言？而且除此之外，律法对她们的真实态度更为残酷。

若本夫奸所获奸，登时将奸妇杀死，审明奸情是实，奸夫绞监侯，本夫杖八十……

若奸所获奸，非登时将奸妇杀死，奸夫到官供认不讳确有实据者，将奸夫拟杖一百，流三千里，本夫杖一百 ……

非奸所获奸，或闻奸数日，杀死奸妇，奸夫到官供认不讳，确有实据者，将本夫照已就拘执而擅杀律（徒刑三年）……

《大清律例·刑律·犯奸》

从上述清律中可以看出，律例是鼓励丈夫捉奸并当场杀死妻子的。因为捉奸当场杀死“杖八十”；捉奸之后再杀“杖一百”；未能亲自捉奸而杀“徒刑三年”。

律法之所以这样规定，首先是为了降低官府查证的工作量。

因为“和奸”这种事儿，现场捉拿“人赃并获”，还有人证（一般捉奸也不会一个人去），可以轻松定案。而事后去查各自说项，到底是“和奸”，还是诬告嫁祸就不那么容易查清楚了。

其次，考虑到丈夫在众目睽睽之下承受的巨大羞辱，作为“补偿”律法就给予了一定的发泄空间，杀奸妇泄愤（也可以杀奸夫，处罚比杀奸妇要重）。看似公平合理，实则没把女方当人。

因为丈夫给自己妻子戴“绿帽”，律法没有任何处罚规定，或者说无责。妻子捉奸如果殴打或杀死丈夫，那她的结局 -- 死路一条。即便妻子控制情绪仅仅就此事责难丈夫，也有可能被扣上“多言、妒忌”的帽子而被“出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