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原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开国大校于得水的亲属将一批将军生前的遗物,连同三枚勋章在内捐给了天福山起义纪念馆。
图|开国大校于得水
于得水在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中,被授予了大校军衔,并同时被授予了一枚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事实上,在当年于得水被授予大校军衔,许多人是为他鸣不平的,特别是于得水担任胶东军区副司令员时,与他搭班子的就是开国上将许世友,当年两人同在胶东抗击日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据说许世友听说老伙计被授予大校军衔后,一度找到他对他说:
“我想给你争一争。”
于得水却很豁然,他诚恳的对许世友说了一句话:
“我们闹革命不是为了争官的,军衔大小跟能不能为人民服务关系不大。”
不过,话又说回来,于得水被授予大校军衔,是因为在1950年5月,于得水调任浙江军区后勤部部长兼军区建委主任,根据职务来看,于得水被授予大校似乎也说得过去。
可考虑于得水巨大的功绩以及贡献,仅被授予大校军衔,确实很难让人所接受。
图|许世友
许世友将军在建国后,始终对在胶东打仗的经历念念不忘,但要说明的是,于得水在胶东参加革命,比许世友还要早很多年。
如果不是因为受伤次数太多,以于得水的能力,相信能够在后来道路上走的更远。
一于得水的事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不为人所知的。
1982年9月18日,开国少将,原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政委仲曦东在威海著名作家冯德英等人的陪同下重回阔别38面的昆嵛山时,曾满怀感慨的说:
“早在1938年5月,我就认识了于得水同志。我同于得水同志共事近4年。于得水同志是一位传奇式英雄,一位当之无愧的昆嵛山英雄。我深信他英勇战斗的故事,将与昆嵛山共存。”
在谈到于得水时,仲曦东与冯德英都不免一阵唏嘘,因为就在他们重回昆嵛山的这一天,于得水已经去世了很多年了。
早在1955年,冯德英就在偶然情况下,了解了胶东子弟抗战时期的奋战,于是挥笔写下了小说《苦菜花》,其中描写的八路军某团团长于得海,实际上就是以于得水为原型创作的。
不仅是《苦菜花》,冯德英后来创作的小说《迎春花》、《山菊花》也都是以胶东老革命根据地昆嵛山为原型的。
图|开国少将仲曦东
于得水1906年出生于山东文登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因家里贫穷,时常受到欺压,父亲于连登因为交不上租息,被县衙扣押,直接导致了于得水的祖父母、长兄以及弟弟先后冻饿而死。
就这样,满怀这样一腔仇恨的于得水,开始拜师学艺,并练就了一身武艺,并在老家创建了“武术会”,吸收贫苦的农民子弟参加,与地主老财勾结的官衙作对。
不过在当时,于得水毕竟是以打抱不平的名义强拉武术会,本身并没有一个革命的宗旨,一直到后来接触到了共产党人邹青言,才给于得水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大门。
1931年6月,在邹青言的引荐下,于得水参加了农民协会。
1933年春,于得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于得水也选择了共产主义事业作为自己奋斗一生的目标。
于得水在当地拉起了一支20余人的游击队,整日里神出鬼没,广泛活跃于文登、海阳、牟平一带,让无数地主老财闻风丧胆,于得水也因此被当地百姓称之为“孤胆英雄”。
1933年2月12日,于得水与几名党员在家中秘密开会,敌人闻讯出动,将于得水几人团团包围,激战中于得水拔枪还击,趁势杀开了一条血路,事后当地百姓都称:
“于作海(于得水)攀上樑,顶破房顶,一下子就飞走了。”
图|于得水于1945年秋
经此一战,于得水在当地出了名了,地方恶霸官商对他恨之入骨,见抓不住他,就对他的家人下手,于得水的父母被捕入狱,受尽酷刑,母亲被毒打致死,唯一的一个孩子也被杀害,不仅如此,文登县当局还出告示,悬赏1000大洋捉拿于得水。
这下老家也不能呆了,于得水化名林得胜,转移到昆嵛山一带继续斗争,因形势不断恶化,党组织后来将于得水调离文登,到大连躲避追捕。
一直到1935年6月,于得水才接到了中共胶东特委的命令返回胶东,并担任特委委员。
当时,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渠为了修公路,要强占百姓的土地房子,胶东特委决定趁此机会,在当地领导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组织上考虑到于得水在胶东人民心中崇高的声望,决定让他回来参加并领导起义。
1935年11月29日,胶东特委集中文登、海阳周边数个县的赤卫队,总计300余人,起义前定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而于得水所率领的东路一大队是起义的主力,而起义的指挥部就设在昆嵛山的无染寺。
尽管起义事先做了充足的准备,但很遗憾,由于韩复渠在事后调集了驻守潍县的81师,对农民起义军疯狂镇压,在武器装备、人员素质均处于绝对劣势下,起义最终还是失败了,起义领导人张连珠、程伦(都是共产党员)被捕杀害。整个胶东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
图|昆嵛山红军游击队老蜂窝遗址
1935年12月中旬,于得水率领起义军仅剩的30余人退守昆嵛山,继续做斗争。
尽管敌众我寡,但在当地百姓的掩护下,于得水率领游击队在昆嵛山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始终神出鬼没
1936年6月,经请示中共胶东特委批准,于得水决定率部袭击驻文登县的地方反动武装,在此次夜袭中,于得水击溃顽抗的敌人,缴获枪20多支,子弹2000多发。
值得一提的是,于得水在激战中腹部连中两枪,后来率部回到昆嵛山养伤时,因无药瓶,于得水忍着疼痛,硬生生的让战士用剃头刀把伤口割开,将弹头从身体里取出。
时至今日,昆嵛山无染寺依旧有一处著名的风景区——帷幄洞,据称是当年于得水负伤后养伤的地方。
帷幄洞地势险要,深十数丈,虽然可容十余人藏身,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不难看出当年革命先烈们是在如何困难的环境下坚持斗争。
二1937年12月15日,根据抗战形势变化,中共山东省委派原被捕获释出狱的理琪继续担任胶东特委,并决定在胶东成立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理琪回到特委后,决定遵照省委指示,以于得水率领的昆嵛山游击队为基础,编成第一大队,于得水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胶东抗战新的局面已经到来。
图|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军旗
12月24日清晨,于得水率领着一大队的队员赶赴天福山,理琪宣布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成立后,将一大队的军旗郑重的授予了于得水。
会议上,于得水当众宣布:
“从今天开始,我不再叫于作海,也不再叫林得胜,正式改名于得水,我们游击队员是一条条鱼,而乡亲们就是养活我们的水,我们这些鱼什么时候也不能离水。”
政委宋澄也在一旁风趣的说:
“我们就像是鱼在水里一样,呼隆起来了。”
所有的战士们高兴的叫着、喊着,虽然整个第三军成立之初只有80多个人,但每个人的革命意志都很坚定,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大家都自豪的称自己是“鱼得水的队伍”。
从1938年春开始,鱼得水率领一大队干部战士神出鬼没,打的日伪当局闻风丧胆。
经过多半年的艰苦作战,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发展迅猛,截至1938年9月18日,第三军已经发展至7000余人兵力。
根据中央统一命令,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改称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后来又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高锦纯任司令员,吴克华任副司令员,宋澄任政委。下辖6个团的番号,于得水任63团团长,全团总计一千余人枪。
经过几次整军后,五支队越大越强,后来成为了一支活跃于胶东一带有名的抗日队伍。
为统一领导,胶东以第三区党委军事部的名义,成立了第三军区,原五支队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后,第三军区又以地方游击队成立了新的五支队。
事实上,不管部队番号如何变化,于得水始终坚持在一线队伍,任劳任怨。
1939年9月,五支队主力编为三个主力团,13团、14团、15团,但于得水仅担任13团主力三营营长。
事实上,在当时与于得水搭班子的很多战友,后来都被授予了少将军衔,比如五支队时期,于得水任63团团长,当时61团政委刘仲华、61团1营政委张玉华,62团政委李耀文、政治处主任张加洛,建国后都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整个抗战时期,于得水始终在胶东地区坚持抗战,在当地拥有很高的声望。老百姓一听是于得水的部队,立刻将家里的吃的喝得全都送到部队,部队要撤离时,伤员没办法安置,当地老百姓直接对于得水说:
“挂彩的,咱们给安置好,你们就快走。”
1940年9月,五支队改称山东纵队第五旅后,于得水才被调到14团担任副团长,当时该团未设团长,于得水以副团长身份指挥部队参加战斗。
于得水率领14团经平度返回老家文登后,不到一年功夫,14团主力就发展至2300余人,成为妥妥的一支主力大团,于得水率领14团横扫文登周边各村日伪据点,极大的巩固和扩大了东海抗日根据地。
1942年7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成立胶东军区,统一指挥五支队以及山东纵队第五旅,由许世友任司令员、林浩任政委。
图|抗战胜利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示意图
胶东军区成立以后,原属新五支队的第一、第二、第三团经过改编后,取消了五支队番号,由军区直辖团,改称十六团、十七团,原三团直接拆分,而属于山东纵队第五旅的三个团则是拆分改编为十三、十四两个团。
不过,于得水没有担任部队改编后任何一个团的团长。
1941年10月,于得水调任东海公署专员,后来又兼任了胶东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东海军分区)兼文西行署主任。
于得水调任东海公署专员,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因为身上的伤势,
三于得水早年上战场,身上受创颇多。
据于得水的女儿于淑英回忆,于得水的手腕、腰椎骨都曾经被敌人子弹打断过,后来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气候变化时常会引起他受伤处疼痛。
1943年3月,于得水调任胶东军区副司令员,与许世友搭档。
许世友来胶东晚,对于得水这位胶东子弟出身的战友兼部下格外看重,这年秋,于得水在玉林店北小院阻击战中负伤,在海阳所镇赵家庄村肖太典家里养伤,许世友还曾不顾危险,亲自去探望过,而且一住就是三天。
然而就是这一次简单的探望,却被日伪军给盯上了,在得到消息后,于得水不顾自己伤痛,拉着许世友就跑,一直到上了海边渔船上,在海上漂泊了三四天,才躲过了日伪军追击,多年后许世友回忆起这件往事,还忍不住感慨:
“跟着你于得水,没被鬼子打死,可是在海里漂了三四天,野一点就喂了鲨鱼。”
1945年8月,于得水又被任命为东海军分区副司令员兼烟台警备区司令员,力挫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企图从烟台登陆的企图,还义正严词的拒绝了美第七舰队烟台舰队无理要求我军撤离烟台,并强行登陆的企图。
不过,话又说回来,随着抗战胜利到解放战争这段时间,于得水始终留在根据地。
图|1944年冬,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副司令员于得水、政委仲曦东、司令员刘涌等合影
无论是胶东军区部队开赴东北,还是抽调地方部队组建野战军,于得水都没有参与。后来开赴东北的胶东军区部队,成了后来东野41军主力,而后来组建的胶东军区部队,组建了华野9纵、13纵,但于得水没有在野战军部队任职的经历。
这些多多少少也影响了于得水的战功,当然这也和组织上考虑到于得水身体原因,有很大的关系。
一直到1949年4月,于得水才随大军南下,担任浙江六分区司令员,负责当地的剿匪作战,建国后任浙江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军区建委主任。
建国后,于得水将军身体情况也一直不是很好,但他始终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当然,他也始终没有忘记胶东百姓对革命事业做出的牺牲。
1958年,组织上安排于得水回忆革命经历,于得水那时挺着病区,无论大事小情,全都娓娓道来,但他说自己的功绩很少,谈到的都是当地百姓为革命事业做出的牺牲,提到最多的是牟平县孙广平老人,为了救他和两个战友,被敌人抓捕和折磨至死;文登县的高传翰老人,多次掩护革命志士,大儿子被敌人抓捕后死在闸刀下。
图|于得水将军
每次一谈起这些往事,于得水都是泪水涟涟:
“我烂了骨头,也忘不了胶东人民。”
于得水将军的女儿于淑英晚年谈起父亲是,曾坦言自己与父亲只见过三面。
“小时候,我家在村边上,父亲常年在外头,有的时候回家,都是半夜偷着翻墙回来,天还没亮就走了,我从没在家里见到过他。”
也许是为了不连累家里人,于得水很少在家人面前出现,于淑英记得,自己第一次见父亲是在1940年8岁那年,但那一次见面,于得水也并没有回家,而是派人通知家里自己在哪儿,妻子听说丈夫的消息后,连夜包了肉馅饺子,让女儿给送过去。
等到于淑英再和父亲见面,就已经是建国后的1956年,因为很多年不见,于淑英对父亲很生疏,一家人待了没多久就又分开了。
图|于得水回忆录
1964年,于淑英到安徽去见时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的父亲,尽管那时于得水已经是省厅级干部,但家里的捡漏大大出乎她预料之外,甚至于就连女儿也看不下去,将随身带着的钱全给了父亲。
于淑英也是后来才了解到,于得水经常拿自己的津贴去照顾烈士家属,一个月300块津贴,除了必要开支,家里六口人只留100元,其余的全部捐给烈士家属,于淑英记得,父亲随身总是携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的写着名字,都是当年的战友和牺牲烈士的家属的名字。
在于得水心目中,群众的事儿比天还大,哪里有困难,他就去调查研究,于得水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当初在昆嵛山吃不上饭的时候,我们躲在洞里,敌人在后面追,群众还给我们送饭,现在生活好了,怎么能忘了他们。”
图|于淑英翻看父亲于得水相关资料
尽管于得水自己也因为战伤的关系,小病小痛折磨不停,但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花过一分钱买保健品。
于得水将军一生功业,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