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在一次巡幸中抵达了洛阳。他听取了章仇太翼的建议，决定修建洛阳城。

章仇太翼对隋炀帝说：“陛下属木命，雍州之地对木命不利，不宜久居。”他又引用谶语说：“修治洛阳还晋家。”

于是，隋炀帝颁布了一道诏书：

“天地之道，阴阳消长，古今沿革不同，百姓得以有序生活。如果天道不变，四季如何更替？如果人事不变，如何治理百姓？《易经》有云：‘通其变，使民不倦’；‘变则通，通则久’；‘有德者可以长久，有功者可以壮大。’朕又听说，安于现状而能迁徙，才能使百姓发生大的变革。因此，周武王定都镐京与洛邑，成就了周朝的基业；商汤五次迁都，最终奠定了商朝的伟业。如果不顺应天意民心，功业怎能成就？爱护人民、治理国家的人，岂能不考虑这一点？

洛阳自古以来便是都城，位于王畿之内，天地交汇之处，阴阳调和之地。控制着三河，四周险要，水陆交通便利，贡赋充足。汉高祖曾说：‘我行遍天下，唯有洛阳最为适宜。’历代帝王无不对此地有所关注，未能定都于此，各有原因。或因九州未统一，或因府库匮乏，修建洛阳的计划未能及时实施。我隋朝初立之时，便有意在此建立新都，日复一日，直至今日。心中所念，言之感慨万千！”

这段诏书不仅表达了隋炀帝对洛阳的重视，也体现了他对修建新都的决心和理由。

隋炀帝作为一国之君，要营建东都洛阳，自然要引经据典地搬出先贤训词与儒家经典作为理论根据。

杨广的本意显然是要在原本简陋的长安之外另营宫室，以构筑供其纵欲享受的安乐窝，却又要掩人耳目地说一番俭朴庄重的话来：

宫室的建造，原本是为了方便生活，上栋下宇足以躲避风雨，高台广厦并非为了炫耀。因此，《传》中说：“节俭是美德的体现，奢侈是罪恶的根源。”孔子也曾说过：“与其奢侈，不如节俭。”难道只有瑶台琼室才算是宫殿吗？土阶草屋就不能成为帝王的居所吗？要知道，治理国家不是为了奉养一人，而是为了管理天下。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百姓富足了，国家还有什么不足呢？如今我们进行建设，务必节俭，不要让雕梁画栋再次出现在当今社会，希望简朴的宫殿和饮食能够流传后世。有关部门要明确规章制度，以符合我的意愿。

建造东都洛阳，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来看，确实比长安更有利于控制全国、汇聚四方。至于皇宫的建设，追求节俭大约也是初登帝位的杨广必须注意的问题。因为他的父亲文帝以俭约为人称道，如果杨广刚刚即位就改变父亲的作风，必然会招致舆论的反对，损害自己的形象。

隋炀帝在执政初期，依然继承了其父的遗风，保持节俭、厚朴、勤政爱民的态度。尽管他在诏书中声称营建东都是为了行政上的便利，以便更好地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况，并强调节俭去奢是他的愿望，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首先，从隋炀帝选择的营建东都的人选可以看出他对东都的重视。他任命了最信任的大臣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和将作大匠宇文恺来主持此事。

杨素以其威名被委以重任；纳言杨达作为皇帝的近臣，负责随时向隋炀帝汇报工程进展；而将作大匠宇文恺则具体负责宫室的设计、规划和建造。

宇文恺虽然出身于武将世家，但他的兴趣并不在军事上，而是“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技艺”，被誉为“名父公子”。

这些安排不仅体现了隋炀帝对东都建设的高度重视，也展示了他在用人方面的精心考量。

宇文恺凭借其聪明才智和善于创新设计的特点，被杨素推荐担任将作大匠，负责东都洛阳的建设。他深知隋炀帝对长安宫殿的不满，认为其陈旧简陋，而隋炀帝对于新建的东都则寄予了宏伟壮丽的期望。因此，宇文恺全力以赴，精心规划，力求将洛阳打造成一座奢华壮丽的城市。

为此，宇文恺大兴土木，广泛征集工匠和劳力，搜罗各地的能工巧匠。每月参与洛阳建设的工匠和劳力多达200万人，历时两年，洛阳宫终于完工。

新建成的洛阳宫果然气势恢宏，建筑雄伟。殿堂壮丽，楼台亭榭错落有致，曲水池沼巧妙相连，四周点缀着名花异卉。

齐东野人曾这样描述洛阳宫的壮丽景象：

“高楼冲霄，连绵接汉。画梁直触星辰，阁道横穿日光。琼门玉户，仿佛仙境；金陛瑶阶，宛如天宫。门窗掩映，祥云万里；香气缭绕，瑞霭满天。红似锦，白如雪，丹墀内奇花异草；娇语婉转，舞姿翩跹，曲槛中珍禽异兽。亭榭中红香绿嫩，四季春风不凋；楼台上翠绕珠围，明月常伴左右。”

隋炀帝目睹了东都洛阳的宏伟宫廷建筑与宜人的环境，内心充满了喜悦。从今往后，他可以在这里享受与妃嫔相伴的乐趣，品尝美酒，欣赏名花，聆听鸟鸣，观看珍稀动物嬉戏。这些建筑的设计与布局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令他非常满意。为此，他立即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嘉奖和提拔，其中将作大匠宇文恺被晋升为开府仪同三司。

在封建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绝对的自由。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这种不受约束的皇权，大臣们常常采用委婉的方式，通过反话正说来规劝和警示皇帝。

由于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掌控着国家的全部权力，因此，皇帝的个人修养和道德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是否仁慈或残暴，是否洁身自好或荒淫无度，是否励精图治或沉溺于声色犬马。

隋炀帝酷爱书籍，每当他步入书室阅读或查阅资料时，总有宫女手持香炉在前方引领。香炉中燃烧的名贵熏香不仅能够驱散污浊之气和烦人的飞虫，还能散发出令人愉悦的香气，使人心旷神怡，有助于集中精神。此时，宫女脚下的“机关”被触发，垂幔上的两只飞仙便会缓缓收起垂幔，书室内的窗户和门也随之自动缓缓打开。

当皇帝及其随从离开书室时，前导宫女再次踏下书室外的“机关”，飞仙便将垂幔重新放下，书室的门窗也随之慢慢关闭，恢复如初。

与他的父亲隋文帝相比，隋炀帝不仅酷爱读书，广泛涉猎各种典籍，还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多次颁布诏令兴办学校、尊崇孔子、尊敬长者。即便在政权已现危机的大业十一年（615年），他仍然采取措施振兴学校、修订文献。

令人惊讶的是，隋炀帝的勤奋学习并未显著提升他的治国能力，反而为他的奢侈享乐提供了不少灵感。例如，宇文恺为他建造的显仁宫，不仅建筑宏伟壮丽，周围环境也独具匠心。宫殿内外不仅种植了各种奇花异草，还饲养了许多珍稀动物。其中，“西苑”占地约一百公里，设有海渠和十六座沿渠的庭院，每座庭院由一位四品夫人管理。

到了冬天，宫内的花草难免凋谢，但隋炀帝却从书中找到了应对之策。他命令工匠用彩色绸缎剪成花朵，甚至池塘中的荷花、菱角等植物也用绸缎制成。一旦时间久了，绸缎褪色或变脏，便更换新的。此外，他还创作了《清夜曲》，尽情享受，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为了改善新都洛阳的文化氛围和居住环境，隋炀帝大兴土木，广植花卉，搬运奇石，搜集珍奇异兽，并将豫州郭内的居民和全国各地的富商大贾数万户迁至洛阳。从此，洛阳成为仅次于西京长安的隋朝重镇，也是隋炀帝频繁巡游的地方。

隋炀帝对享乐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他的多次巡游，尤其是三次前往江都（今扬州）的旅行。

在洛阳显仁宫，隋炀帝见到了从全国各地移植而来的名花异草，这些花卉色彩鲜艳、娇嫩迷人，令他感到非常新奇。当他得知最珍贵的丹桂、碧莲、金梅、银杏和垂丝柳等花卉均出自江南扬州时，便萌生了游览扬州的念头。特别是当臣下告诉他，扬州蕃厘观的琼花盛开如雪，香气远播数十里时，这位爱好游玩的皇帝更加坚定了前往江都的决心。

为了这次江都之行，隋炀帝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其中，仅建造用于巡游的大型龙舟就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使用了上等的优质木材。

《资治通鉴·隋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八月壬寅，皇帝前往江都，从显仁宫出发，王弘派遣龙舟迎接。乙巳，皇帝乘坐小朱航，从漕渠出发至洛口（即洛水汇入黄河之处），登上了龙舟。龙舟共有四层，高达四十五尺，长二百丈。顶层设有正殿、内殿以及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百二十间房间，皆用金玉装饰，底层则为内侍所居。皇后乘坐的翔螭舟规模稍小，但装饰与龙舟无异。此外，还有九艘三层的浮景船，均为水上宫殿。另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艌、黄篾等数千艘船只，供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侣、尼姑、道士及外宾乘坐，以及装载宫廷内外各种供奉物品。

共有八万余名挽船士负责拖拽船只，其中九千多人专门负责牵引漾彩以上的船只，称为‘殿脚’，皆穿锦绣袍服。另有平乘、青龙、艨艟、八棹、艇舸等数千艘船只，由十二卫士兵乘坐，并装载兵器和帐幕，士兵自行拉动，不需额外提供劳力。船队绵延二百余里，光彩夺目，映照水面和陆地，骑兵在两岸护卫，旌旗遮天蔽日。沿途各州县，凡五百里以内，皆令进献食物，多者一州可至百车，尽显水陆珍馐；后宫之人食之无厌，出发之时，多将剩余食物弃埋于地。”

隋炀帝的龙舟长达二百丈，高达四十五尺，分为四层船舱。这艘船实际上是在水上复制了陆地上的皇宫大殿，堪称一座可移动的皇宫。

为了隋炀帝一人巡游享乐，皇后、嫔妃、文武百官悉数随行，甚至连僧侣、尼姑、道士以及周边少数民族的酋长和首领也被邀请同行。整个船队绵延一百多公里，需要八万多人来拉船，两岸还有骑兵随行。据粗略计算，为隋炀帝一人享乐而动用的人员多达十余万人。

尽管隋炀帝一人得以尽情享受巡游的乐趣，但这种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资源浪费，以及沿途州县所承受的摊派和骚扰，无异于一场灾难。

既然巡游江都的船队如此庞大华丽，江都的宫阙自然也需要重新修整和装饰。隋炀帝嫌隋文帝时期的仪仗车舆不够光鲜体面，于是下令吏部尚书牛弘牵头，召集相关官员，制定一套能够彰显隋朝文化与服饰辉煌的仪卫制度和舆服。议定后，又任命开府仪同三司何稠为太府少卿，负责按照议定方案进行制造，并将这些新造的仪仗车舆送往江都备用。

隋炀帝任命的何稠，是当时最为杰出的创造发明家，以其机巧绝伦、智慧深邃、心思精微著称。

隋炀帝曾对何稠说：“如今天下大定，朕承继洪业，然而礼服、文物等方面仍有许多欠缺。你可查阅典籍，营造舆服、羽仪，送往江都。”

何稠深知隋炀帝喜好奢华，便在保留传统礼仪舆服风貌的基础上，巧妙融入了隋炀帝追求华丽、崇尚奢侈的意图。他设计的服饰、车舆、仪仗，形态各异，色彩斑斓，图案中包含日、月、星辰、龙、鱼、凤、藻以及各种奇禽异兽，均采用当时极为珍贵且鲜艳的漆纱制作，并以珍贵的象牙作为装饰。皇帝与百官的舆服仪仗使用漆纱，并以象牙作为“簪导”，这一创举成为后来的标准。

为了博得隋炀帝的欢心，何稠还制作了规模宏大的黄麾三万六千人仪仗队，以及皇后的卤簿和百官的仪服，力求华丽壮观，以符合上意。

如此庞大的舆服仪仗不仅需要大量的丝绸绫绢，还需大量各种禽鸟的鲜艳羽毛，数量之巨可想而知。

如何才能收集到如此多的羽毛呢？

隋炀帝通过下达行政命令，要求各州县必须强制性地上缴羽毛，这一行为在历史上被称为“课州县送羽毛”。为了满足这一要求，百姓们不得不四处捕捉鸟类，导致网罗遍布水陆，几乎所有适合制作羽毛装饰的禽鸟几乎都被捕获殆尽。

隋炀帝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不仅对百姓进行剥削，就连禽兽也未能幸免。

作为隋炀帝的心腹，何稠精心策划了各种礼仪和仪仗，使得隋炀帝每次出巡时，街道上都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仪仗队，绵延二十多里。

隋炀帝在位期间，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江都之游，分别是大业元年（605年）、大业六年（610年）和大业十二年（616年）。最后一次巡游一直持续到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

这三次江都之行是隋炀帝巡游活动的典型代表。除此之外，为了效仿秦始皇巡游天下、展示威仪，隋炀帝还进行了其他多次巡游。

大业三年（607年）四月，隋炀帝开始了他的北巡之旅，主要目的是巡视赵、魏地区，以确保“河北”的安定。此次行程途经雁门、榆林，穿过楼烦关，最终抵达太原，随后返回东都洛阳，历时超过半年。

大业五年（609年）正月，隋炀帝从东都洛阳出发，经由京城长安，向西巡行至河右，接近吐谷浑的边境。他首先经过了扶风旧宅，然后穿过临津关，渡过黄河，到达西平。五月，在拔延山举行了一次大型狩猎活动，直到九月才返回京城，十一月抵达东都洛阳。

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乘坐龙舟，登上钓鱼台，来到扬子津，设宴款待群臣。之后，他从江都出发，一路巡行至涿郡，渡过黄河，进入永济渠。随行人员多达三千余人，其中许多人不得不徒步跟随船队行走一千五百多公里，疲惫不堪，最终有五六百人因劳累和饥饿而死。

大业八年（612年）四月，隋炀帝亲征高句丽，直到九月才返回东都洛阳。

大业九年（613年）三月，隋炀帝再次巡幸辽东，历时约半年，直至九月才回到博陵。

大业十年（614年）三月，隋炀帝第三次前往涿郡，向东巡行至怀远镇。十月，经东都洛阳返回京城长安，同年十二月又回到了洛阳。

大业十一年（615年）五月，隋炀帝再次来到太原，巡视北部边塞，途中被突厥围困于雁门，直到十月才安全返回东都洛阳。

尽管隋炀帝在位十四年，但他在京城长安停留的时间不足一年。《隋书·食货志》记载，隋炀帝每次出行时，随行人员常达十万人，所有物资供应都依赖沿途州县。由此可见，地方上对这种庞大的巡幸队伍感到极度恐惧和负担。

隋炀帝不仅热衷于巡游，还对宫室的营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大业元年（605年）即位后，他便开始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命令重臣杨素、杨达以及以奇思奇想著称的宇文恺负责营建东都洛阳。

这项浩大的工程始于大业元年三月。紧接着，同年五月，隋炀帝又着手建设宏阔华丽的西苑。西苑周长超过一百公里，苑内有一座人工湖，名为“海”，周长五公里多。

在这片人工湖中，隋炀帝仿造传说中的海中三神山——“蓬莱”、“方丈”和“瀛洲”——建造了三个高耸的人工岛屿，每个岛都高出水面一百多尺。这些岛上建有许多形态各异、风格独特的楼台殿阁、亭榭回廊。

西苑北部有一条名为龙鳞渠的水道，将苑外的活水不断引入湖中。以龙鳞渠为中心，渠的四周建有十六个庭院，每个庭院的门都正对着龙鳞渠。每个庭院均由宫中的四品夫人掌管，随时准备迎接隋炀帝的到来。这十六个庭院无一不殿堂辉煌、陈设精美。

洛阳宫殿尚未完工，隋炀帝又于大业元年在临淮修建了都梁宫，并开凿了曲河以容纳他的大龙舟。这些奢华的建筑和设施，充分展示了隋炀帝的骄奢淫逸。

大业三年（607）八月，隋炀帝下令在太原建造晋阳宫；次年，即大业四年（608），他又命令在汾州北部的汾水岸边修建汾阳宫。到了大业十二年（616），隋炀帝再次下诏，在毗陵建造毗陵宫。他命令毗陵太守路道德调集十个郡的兵力，数万人参与施工，建造了一座方圆六公里的宫苑，内设十六座离宫，其规模和华丽程度甚至超过了东都洛阳的西苑。此外，隋炀帝还计划在会稽建造宫殿，但因时局动荡未能实现。

除了上述宫苑，隋炀帝还在涿郡修建了临朔宫，在北平修建了临榆宫，在渭南修建了崇业宫，在户县修建了太平宫和甘泉宫，在江南修建了丹阳宫等。这些宫苑遍布各地，数量众多。

因此，史学家们不禁感叹：“隋炀帝几乎每天都在修建宫室，尽管两京和江都已有众多苑囿亭殿，但他却日渐厌倦，每次出游时，左顾右盼，总找不到满意的地方，不知道该去哪里。于是，他亲自查阅天下的山川地图，亲自考察，寻找可以建造新宫苑的佳地。”

隋炀帝是一位难以安于现状、内心充满躁动、追求多样享乐的帝王。尽管天下已有众多宏伟壮丽的宫殿，但他仍感厌倦；即便巡游了神州大地上的诸多名胜古迹，他也未感到满足。除了不断营建新的宫室，隋炀帝还对狩猎活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大业四年（608）九月，为了举办一场大规模的狩猎活动，隋炀帝下令召集了全国一万多名驯鹰人，即所谓的“鹰师”，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追鹰捕兔、策马围猎的盛大活动。到了隋炀帝统治末期，即大业十二年（616）三月，尽管国家局势已十分危急，他却依然置国家大事于不顾，在洛阳西苑水上与群臣宴饮作乐。

《资治通鉴·隋纪》中记载：“（炀帝）命令学士杜宝撰写《水饰图经》，收集古代七十二种水事，让朝散大夫黄袞用木头制作这些场景，其间穿插着歌妓船和酒船，人物栩栩如生，钟磬筝瑟，能够演奏出美妙的音乐。”

隋炀帝的聪明才智和充沛精力，并未用于治国理政这样的重大事务，而是耗费在宫室建造、四方巡游、声色犬马之上。从这些重大事件中，不难看出隋朝的未来前景堪忧。

在中国历史上，隋炀帝的形象几乎是负面的，被广泛视为一个荒淫残暴的君主。他性格多欲、躁动不安，喜好炫耀功绩，频繁巡游各地，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尽管如此，隋炀帝在位期间，依靠隋朝雄厚的物质基础，完成了两项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工程——开凿大运河和修建长城。

中国地形总体呈现西高东低的特点，山脉和河流也大致遵循这一趋势，由西向东延伸。这种地理特征虽然带来了一些优势，但也使得中国境内的河流几乎全部自西向东流入大海，仅有云贵高原的横断山脉中存在几条南北流向的河流。对于依赖水运的古代社会来说，这种地理格局无疑增加了交通的难度。

在隋朝之前，已有先贤意识到这一问题，但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有限，物质积累不足，这些构想只能停留在理论阶段，无法付诸实践。

实际上，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就已经有了开凿运河以促进漕运的计划。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命令被誉为“巧思”的宇文恺，带领水利工程人员开凿了筝河渠。

这项工程的具体措施是将渭水从大兴城引至潼关，全长约150公里，这条运河在历史上被称为“广通渠”，也称作“富民渠”。

这一决策的背后原因是，自开皇三年（583年）起，隋文帝发现京师的粮食储备不足，为了应对可能由水灾或旱灾引发的歉收，他下诏：“在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水沿线的十三个州设置招募运米丁。”

然而，由于运输条件的限制，这一政策实施起来遇到了不少困难。因此，文帝在开皇四年（584年）的诏书中提到：“京邑所处之地，四方汇集，关隘重重，水陆交通极为不便……因此决定从东边的潼关出发，向西引渭水，借助人力开凿漕渠，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工程计划，易于完成……一旦开凿成功，将造福万代。”

宇文恺在开通“广通渠”后，这条运河不仅在四百多里的范围内为漕运提供了便利，还使关内地区受益匪浅，因此被人们誉为“富民渠”。这表明“广通渠”的开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漕运的困难，同时也解决了关中地区因水旱灾害导致的粮食短缺问题。

隋炀帝即位后，决定开凿运河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或单纯为了巡游江都，而是出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多重考量。这一举措旨在巩固隋朝的政权。自晋怀帝永嘉年间南渡以来，大量中原士族迁徙至南方，历经南朝宋、齐、梁、陈的更替，华夏文化和政治中心逐渐向江南转移。

尽管隋文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南北对峙的局面，但江南地区的侨郡侨县以及中原士族大姓的政治影响力依然存在。为了加强对江南政治集团的控制，增强江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开凿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显得尤为必要。

关于开凿大运河的经济意义，其重要性尤为显著。江南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河流众多，灌溉和水上交通非常便利，但由于历史上的开发较晚，长期以来未能充分展现其发展潜力。

自“五胡乱华”以来，中原士族纷纷南迁，不仅为江南带来了中原文化的积极影响，还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技术。经过南朝六代（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的积累，至隋代，江南经济已相当繁荣。

据《宋书》记载，早在南朝刘宋时期，江南的富庶就已经超过了饱受战乱摧残的中原地区。当时，江南地区“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相比之下，隋朝都城长安显得缺乏活力，物产也无法满足隋王朝的需求，因此修建运河的经济价值愈发凸显。

隋炀帝自其登基的大业元年（605）起，便开始规划并实施了大运河的建设。这项宏伟的水利工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首先开凿“通济渠”，接着是“永济渠”的挖掘，最后完成“江南河”的建设。

在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指派尚书右丞皇甫议负责组织河南、淮北各郡的民众，动员超过百万人力，开启了“通济渠”的建设工作。该工程的具体方案是从河南洛阳西苑出发，将谷水与洛水引入黄河，随后从板渚处引导黄河水，疏通并扩展了古代的莨荡渠，使之能够汇入淮河，最终抵达山阳（现今的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这一段工程被后世誉为“通济渠”。

从山阳出发，继续沿着古时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进行疏浚，利用淮河水流经过扬子（今江苏省仪征市），直至长江。这段河道宽达四十步，足以容纳大型的龙舟通行。

此外，在河渠两侧还修建了宽敞的道路，并栽种了大量的柳树。这些柳树不仅有助于稳固河堤，同时也美化了周边环境，提供了遮荫和凉爽。

关于“永济渠”的修凿，始于大业四年（608年）。这条运河从沁水引入黄河，向北延伸至涿郡，全长超过一千公里，成为大运河中最长的一段。如此庞大的工程，加上大规模的宫殿建设，使得隋炀帝感到劳动力严重不足，史书记载：“丁男不供，始役妇人。”也就是说，尽管隋炀帝不断征调全国的劳动力，仍然感到人力不够，最终不得不征召妇女参与劳役。

“永济渠”的开凿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当时，隋炀帝正实施其雄心勃勃的军事计划，将主要军事力量集中在涿郡，准备北出辽东，进攻高句丽。修凿“永济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对高句丽战争所需的粮草运输，但同时，运河的设计宽度也足以让隋炀帝的龙舟通行。

“江南河”的建设时间相对较晚，始于大业六年（610年）。这条河流从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引长江水直达余杭，最终汇入钱塘江。根据《大业杂记》的记载，“江南河”全长约四百公里，水面宽达十余丈，设计初衷是为了通行龙舟。

隋炀帝耗时多年建成的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宏大且极为著名的水利工程。大运河北起涿郡，南至余杭，贯穿了中国主要的东西向水系，对加强隋朝的政治统治、促进南北经济交流和文化融合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杜佑在《通典》卷一七七《州郡典·河南府》中提到：

​“通济渠向西连接河洛地区，向南直达江淮，隋炀帝巡游时常常乘船前往江都。交州、广州、荆州、益州、扬州、越州等地，通过水道运输的商人和旅客络绎不绝。”

这一描述较为客观公正。将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目的仅仅归结为个人享乐，显然是过于片面的观点。

早在隋炀帝即位前，江南等地的士族力量就已经开始起兵反隋，而广大民众的反隋斗争也从未停止过。

开皇十七年（597年），桂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的李光仕率先起义反隋，但最终被镇压；

开皇二十年（600年），李英林在熙州（今安徽省安庆市）起兵反隋；

仁寿元年（601年），潮州（今广东省境内）等五州也相继起兵抗隋。这些反抗活动使隋朝深感“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的困境。

大运河的开通不仅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还大大方便了隋朝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控制和军事行动，这正是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真实意图。

然而，一些史评家和文学家对隋炀帝的评价普遍持否定和贬抑态度，忽视了他在某些方面的积极贡献，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

在唐代的诗文中，我们也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例如，皮日休在《皮子文薮》卷四《汴河铭》中写道：

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

不仅如此，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之二中吟诵道：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从修运河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是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伟大工程。大运河不仅弥补了我国东西水系的不足，还为隋朝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繁荣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不容轻易否定。

在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作为一种防御手段，自古以来就被广泛采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赵国、齐国和魏国都曾修建过长城，以抵御那些居无定所、攻击突然的游牧民族的侵袭。

这种防御方式在古代确实非常有效。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工程，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

隋炀帝修筑长城的主要目的是防范来自北方和西北方向的突厥入侵。隋朝的长城建设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

北齐文宣帝在天保三年（552年）就开始修筑长城，从黄栌岭到社平戍，全长约200公里，并设立了36个戍站，以防范突厥的侵扰。天保六年（555年），北齐动员了180万人修筑长城，从幽州北部的夏口向西延伸至恒州，全长约450公里。

天保七年（556年），北齐继续修筑长城，从西河总秦戍一直向东到达海边，总长超过1500里。每隔5公里设一个戍站，重要地段还设有25个州镇。天保八年（557年），北齐又在长城内部修建了一道内墙，从库洛拔向东至坞统戍，全长约200公里。

然而，到了北齐武成帝河清二年（563年），一支强大的20万突厥军队摧毁了长城，入侵了恒州。这一事件表明，当时的长城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防御作用，否则突厥没有必要先摧毁长城再入侵关内。

隋炀帝修筑长城的工作是在其父隋文帝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的。这些历史事实反映了长城在古代军事防御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是一个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各民族之间长期保持和平共处和友好交流，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在历史的长河中，尽管各民族之间友好往来是主流，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这是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隋炀帝时期，凭借强大的国力，隋朝与多个周边少数民族建立了友好关系。例如，位于辽水上游的奚族向隋朝称臣，生活在辽河流域的契丹在隋朝建立后也归附于隋。此外，黑龙江上游的室韦和黑龙江下游的靺鞨，由于与中原地区有着悠久的联系，同样臣服于隋朝。

然而，隋朝与突厥及吐谷浑的关系则更为复杂。突厥原本是匈奴的一个分支，在北魏末年逐渐崛起，并在北齐和北周时期变得非常强大。为了抵御突厥的威胁，北齐甚至修建了长城。这表明突厥对当时的中原政权构成了不小的挑战。

随着突厥经济的不断进步，各类社会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政权结构已经成型，包括官僚体系、征兵制度、税收制度以及刑法等。《周书·突厥传》中记载，突厥在征调兵马、征收赋税时，会通过刻木记数并用金簇箭和蜡封印来确保记录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在刑法方面，对于反叛、杀人、通奸他人妻子、盗窃马匹等行为均处以死刑；而对于通奸他人女儿的行为，则会要求支付高额财物，并将该女子嫁给犯罪者；斗殴致伤者需根据伤害程度赔偿财物；盗窃马匹或其它物品者则需赔偿十倍以上的财物。

突厥对隋朝构成的威胁最早出现在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初期。当时，东突厥的首领沙钵略可汗与隋朝边疆的营州刺史高宝宁联手，对隋朝边境发动攻击，甚至占领了重要的军事要塞临榆镇（即今天的山海关）。

沙钵略的妻子是北周赵王宇文招的女儿千金公主，她极力鼓动丈夫为娘家宇文氏家族复仇。随后，沙钵略率领四十万大军分两路从木硖、石门出发，攻打武威、天水、安定、金城等地，使隋朝面临极其严峻的局面。

沙钵略在隋军的持续打击下被迫臣服，但突厥与隋朝之间的关系依然时和时战，突厥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直到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后，隋朝与突厥的关系才逐渐趋于缓和。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北巡榆林，展示国家的强盛和威严。突厥的启民可汗表示臣服，并前往隋都朝拜炀帝。此后，隋炀帝多次北巡，每次都直接到达突厥营地，展示汉宫的威仪。

《资治通鉴·隋纪》中有如下记载：

“隋炀帝计划出塞炫耀兵力，直抵突厥境内，最终到达涿郡。为了防止启民可汗感到惊惧，他先派遣武卫将军长孙晟传达旨意。启民可汗接到诏书后，召集了所属各部落的奚、霫、室韦等酋长数十人齐聚一堂。长孙晟发现启民可汗的牙帐内杂草丛生，想让启民亲自清理，以示对各部落的威严。

于是，他指着帐前的杂草说：‘这草根很香。’启民可汗闻了闻，说：‘一点也不香啊。’长孙晟解释道：‘天子出行之处，诸侯亲自洒扫，清除御路，以表达最深的敬意。现在牙帐内杂草丛生，我以为是特意留下的香草呢！’启民可汗这才明白过来，说：‘这是我的过错！我的骨肉都是天子所赐，能够效力，岂敢推辞。只是边疆之人不懂礼仪，幸亏将军教导，这是我的幸运。’随即拔出佩刀，亲自割除庭院中的杂草。其他贵族和各部落纷纷效仿。于是，从榆林北境到启民可汗的牙帐，东至蓟州，长达三千里、宽一百步的御道被开辟出来，全国民众都参与了这项工程。隋炀帝听说长孙晟的计策后，更加赞赏他。”

在处理来自西方的吐谷浑威胁时，隋炀帝采取了恩威并施的策略。吐谷浑是一个羌族部落，居住在隋朝的西部地区，其风俗习惯与突厥相似，社会结构也与突厥相近。

通常情况下，当汉族政权稳固时，周边的少数民族也会相对平静，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能够相安无事。然而，当汉族中央政权出现危机或改朝换代时，这种和平局面往往会被打破。

北周政权被隋文帝杨坚篡夺后，不仅引发了突厥的侵扰，居住在西域的吐谷浑也趁机行动。隋文帝不得不派遣上柱国元谐率军将其击退。尽管如此，这一措施仅能暂时解决问题。开皇三年（583年），吐谷浑再次以武力骚扰边境，隋朝随即命令梁远率领大军将其击溃。

吐谷浑的酋帅夸吕去世后，其子世伏继位。此时，隋朝已经完成了统一大业，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世伏表示愿意与隋朝友好相处。为了进一步巩固这种友好关系，隋文帝将光化公主许配给世伏。

随着经济的持续繁荣，隋朝的国力日益强大。隋炀帝雄心勃勃，决心扩展疆域，统一周边地区，推行他的“大攘四夷”计划。他渴望效仿历史上英明的秦始皇和汉武帝，征服四方，治理天下，打通西域，实现海内一统。

据《资治通鉴·隋纪》记载，西域各国商人常到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委派吏部侍郎裴矩负责管理这些事务。裴矩深知皇帝对远征的兴趣，每当有商人到来时，他都会详细询问各国的地理、风俗、王室和民众的生活情况，并撰写了《西域图记》三卷，记录了四十四个国家的情况。他还绘制了详细的地图，标注了重要的关隘。从西倾山以西，纵横约两万里，从敦煌出发，到达西海，共有三条主要道路：北道经伊吾，中道经高昌，南道经鄯善，最终汇聚于敦煌。

裴矩在奏折中写道：

“凭借我国的威望和将士的英勇，穿越蒙汜、翻越昆仑，易如反掌。然而，突厥和吐谷浑分别控制着羌族和胡族的国家，阻碍了这些国家与我们的往来，因此朝贡之路不通。如今，这些国家通过商人秘密表达了归顺的愿望，他们翘首期盼，愿意成为我国的臣属。如果能够安抚他们，确保他们的安宁，派遣使者而不动用武力，各国必会归顺，突厥和吐谷浑也会被消灭，最终实现华夏与戎狄的统一。”

隋炀帝听后非常高兴，赏赐裴矩五百段丝绸，并每天召见他，亲自询问西域的情况。裴矩极力描述西域的富饶和吐谷浑的容易征服。隋炀帝因此更加向往秦始皇和汉武帝的丰功伟绩，决心打通西域。

裴矩确实是一位深谙隋炀帝心思的重要大臣，同时也是一位精明能干的近侍。他不仅深刻理解隋炀帝“喜好远略”的心态，还能及时搜集并利用各种相关资料，精心绘制了一本详尽记录西域地理、物产和风俗的《西域图记》。

裴矩还提出了一系列针对西域的战略措施：对于横亘在西域通道上、势力强大的突厥和吐谷浑，建议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征服；而对于其他西域诸国，则利用隋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繁荣的经济基础，劝说它们归附隋朝。

隋炀帝任命裴矩为黄门侍郎，并派遣他前往西域要道的张掖，负责打通西域、联络各国的准备工作。裴矩抵达张掖后，积极吸引各部落首领，以利益诱惑他们前来朝见。从此，西域各部落使者络绎不绝，沿途郡县因频繁接待而疲惫不堪，耗费巨大。

对此，《资治通鉴·隋纪》评论道：“最终导致中原疲惫不堪，直至灭亡，这一切都是由裴矩所倡导的。”

隋炀帝积极扩展疆域，致力于打通西域通道，增强与西域各国的联系。为此，他需要击破阻碍其向西发展的两大强敌——突厥和吐谷浑。

对于西突厥，隋炀帝采取了较为温和的策略，派遣崔君肃通过和平手段劝说处罗可汗归顺，这一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而在处理吐谷浑的问题时，则更多地依赖军事威慑。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亲自率领大军西巡，抵达河西走廊，渡过黄河，到达西平（今青海省乐都县），并在那里阅兵，展示军事实力。随后，他命令观王杨雄和宇文述等人率军出征，成功迫使十余万吐谷浑人投降，吐谷浑可汗伏允则逃入山谷躲避。

随着这次军事行动的成功，隋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根据《隋书·吐谷浑传》的记载，隋朝在西平临羌城（今青海省乐都县）设立了行政机构，并新设了河源（青海湖南部）、西海（青海湖西侧）、鄯善（新疆罗布泊西南）和且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县）四个郡。

为了巩固这些地区的统治，隋朝还派遣了流放犯人前往屯田，积累粮食，确保边疆的稳定和发展。

在隋炀帝积极拓展边疆的过程中，他还派遣羽骑尉朱宽两次渡海前往琉球国进行招抚，并最终通过武力使其屈服。由于当时隋朝国力强盛，倭国（日本）派遣使者前来进贡，林邑（越南）、赤土（马六甲）、真腊（柬埔寨）、婆利（北婆罗洲）等国也纷纷派遣使者表达友好或归顺之意。这一时期，隋朝确实成为了东方的强盛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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