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这本书收入从1994年11月20日到1996年2月29日（杜拉斯逝世于1996年3月3日）杜拉斯重病卧床期间口述或写下的文字，由她最后的伴侣扬·安德烈亚收集整理而成。

一本日记，一封情信，一本书。口述的文字，写下的文字，一切都在召唤着情人，亦实亦虚的情人，从文字中走来的情人，与她相伴的情人，注定要离开她的情人。这是一个人一生的热望。

杜拉斯还真是个爱情动物。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是心心念着所谓的爱情。比如，杜拉斯说：

扬，我那么爱你。而现在我要离开了。

……

来爱我。

来。来这白纸上。和我一起。我把我的命交给你。来。快。跟我说再见。就这样。我从此对你一无所知。我要和海藻一起离去。你跟我来。

主要是她跟扬·安德烈亚到底是否为爱情都难说。因为安德烈亚是同性恋。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这是她带自传性质的小说《情人》的开场白。这倒也是她 66岁时的真实写照。岁月是一把刀，再美丽的容颜，也招架不住它的砍划。她抽烟、酗酒，加之生活不规律，她不比别人老得快才怪呢。

1975年杜拉斯的电影《印度之歌》戛纳电影节上大获成功。戛纳“吕克斯”电影院在放完这部电影后，邀请杜拉斯参加一场讨论会。扬·安德烈亚扬是杜拉斯的超级粉丝，他也在观众当中。座谈完毕，安德烈亚追到停车场，然后有了这样一段被后人调侃的对白。“你有情人吗?”“一个也没有。”“你开车时速多少?”“140。”杜拉斯显然是在说谎。不过，安德烈亚倒是认真的。此后，他一封接一封地给杜拉斯写信，几乎每天都写，一写就是五年。有时他会从她的书中抽出一句话寄给杜拉斯。杜拉斯遵照自立的规矩，从不回复。而安德烈亚似乎也不是十分在乎回信，他只希望信被阅读。

1980年1月，面对着这样轰炸，杜拉斯终于坐不住了，她破例回信，并述说了自己的苦痛，“我活不下去了。我喝酒太多，为此进了医院，接受治疗。我不知道我怎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他们的正式交往从此开始。在安德烈亚的一再坚持下，终于有一天他走进了她的家，那一天他们交谈至深夜。夜里杜拉斯对他说：“别花钱住旅馆，而且，到处都满了。我儿子的房间空着。他不在，你可以在那儿睡。”他留了下来。27岁的安德烈亚，小杜拉斯整整39岁。

她的闺中密友米歇勒•芒梭说：“68岁的时候，她仍相信自己能引起法国最出色男人的欲望，比如萨缪尔•贝克特。”

她爱上了爱情，他爱上了她的书。杜拉斯在书中谈到激情致命的一面，说没有谋杀或死亡的爱情是不可能存在的。

安德烈亚被晋升为秘书，之后还是知己、司机、护士和伴侣--这种关系一直持续了十六年——但他并不是她梦想中的情人。只有一次，他们做过爱。扬是同性恋，他喜欢男人。但杜拉斯离不开情欲之爱。他们经历着这种不可能的爱情。争吵、尖叫与妥协、承诺轮番上演。杜拉斯把他赶了出去，她再也受不了他了，扬又回来了，她说他没有一点自尊，拥抱了他。另一个剧本：他离家出走，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或其他地方猎艳，找英俊的酒店服务生，还反客为主奚落她，例如骂她是“诺曼底海滨的妓女”(1986 年，她用它作了一本书的书名)。出走一回来。他们互相撕扯，酒喝得越来越多，但是离不开彼此。他们的爱情游行如同死神的舞蹈。她给他写信:“罪过就是:让我相信别人还会爱我。”

杜拉斯说：

我讨厌心理上的饥不择食。真让人恶心。

这又何尝不是在说自己呢

当然，杜拉斯可悲，他人就不可悲了吗？

她特立独行，敢说敢爱，都避免不了如此可悲的境遇，更何况那些循规蹈矩的人了。

杜拉斯在《情人》中写道：“我自以为我在写作，但事实上我从来就不曾写过，我以为在爱，但我从来也不曾爱过，我什么也没有做，不过是站在那紧闭的门前等待罢了。”

这段话大概可以概括她一生的爱吧！

杜拉斯说：“情人，微不足道。”“爱情是永存的，哪怕没有情人。重要的是，要有对爱情的这种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