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对二伯，家族中的堂兄弟们无一不充满着敬佩之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二伯能平稳渡过种种波折，还能保留军籍，实属不易。虽说二伯后来被安排到农场这样的后勤部队，但依然享受着团级军官的政治待遇。二伯在军校培训时的同学好友，有好几个后来晋升为军级干部，可二伯对此似乎没有丝毫抱怨。

1988年5月，大伯第一次回乡探亲，二伯才与大伯有了时隔四十多年来的首次见面。在得知大伯在台湾“国军”部队中获得的最高军衔是上尉，二伯便笑着对大伯说，自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就被授予大尉，论军衔大伯应该要主动向他敬礼。

后来，大伯开始过上候鸟式的生活，在大陆生活半年，在台湾生活半年。每次大伯来大陆，二伯都会从上海赶回温州陪伴大伯。非常有幸，我有段时间时常陪着两位老人四处游玩，不仅见证了他们兄弟俩深厚的感情，也目睹了他们对那段历史认知上根深蒂固的分歧。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带他们一起去江心屿的革命历史纪念馆。纪念馆中介绍的人物，他们兄弟俩有一大半都认识的，但是两人对这些人物的解读却完全不同。在大伯看来是谋杀亲夫的罪人，在二伯眼里却是大义灭亲的英雄。在大伯眼里是忠勇之士，在二伯看起来却是人民公敌。

直到那一刻，我内心才轰然彻悟 “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 这句话背后蕴藏的深刻意涵。

有一次，大伯问我，你们的历史课本，怎么可以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没有认真抵抗呢？你不知道武汉会战的时候，部队之间的包围与反包围，整整把武汉围了五六圈。从那以后，我便开始了解国民党军队的抗战事迹。

几年后，我在成都出差，特意去安仁小镇参观了建川博物馆。在正面战场纪念馆的楼梯上，看到楼道里挂满了上百名在抗日战场牺牲的国军少将以上将领照片，其中不少将军在城破之时选择自戕殉国。尤其是中国空军，真正地做到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

倘若没有民族大义，怎能做到拼死抵抗，如果没有赤子之心，怎敢以弱战强。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台湾堂哥，便好奇地问他，台湾的历史课本是怎么讲述抗战与解放战争那段历史的？堂哥立刻流畅地背诵出：“一分抗战，两分应付国民政府，七分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家族的长辈对于大伯在台湾的事情讳莫如深，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得知大伯在台湾还健在的消息后，家族里的长辈便开始关心起台湾的一切，无论是新闻还是天气。后来开办的中央4套《海峡两岸》成了大家必看节目。我的五伯父，目不识丁，是一位一直在家务农的农民。他却几十年如一日收看台湾的新闻，对台湾政坛的了解不亚于一般的专家，对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是如数家珍。

在大伯离开我们后，五伯父近90岁的高龄，虽然听力很差，依然坚持将椅子搬到电视机前收看《海峡两岸》。

五伯父生前收看《海峡两岸》的照片

在2016年春节前夕，我们家族长辈本想组织大家在来年去台湾与那边的几个侄子、侄女一起过春节，然而这计划也因为民进党的上台不当言论的甚嚣尘上而被搁浅。我至今还记得，年近八十的姑父粗着脖子说，都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了，那我们还过去玩什么呢？

在那浅浅海峡与悠长的岁月里，都无法阻隔家族长辈对在海峡对岸大伯的思念，然而近期人为割裂与交流的中断，却让两岸的分歧渐行渐远。原本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现在却数典忘祖，挟洋自重，实在让人痛心疾首。

大伯在项坑边坟茔墓碑上，还刻着他在台湾外孙的名字。真希望明年的清明前，能开通温州至台湾的直航航班，让他的外孙能有机会看到他外公的在大陆的墓碑上刻满了台湾的亲人名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