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氛围活跃的医疗会议上，时年72岁的毛主席突然大怒，并对着周围人一顿怒斥：汇报半天，全是城里的医疗成就！难道国家只给有钱人服务吗！

此后中国出现了全人类未曾有过的“医疗特种兵”，只是如今已经淘汰，但其他国家仍在效仿。

无论是毛主席的震怒，还是“医疗特种兵”的问世，都得从一份报告说起。

时间：1965年6月26日，地点：北京中央办公厅。

该地正举办重要的医疗工作会议，由于毛主席性格平易近人，外加他又特别注重民主，所以刚开始他老人家除了开场白，接下来都没怎么说话，为了防止有人生怯，毛主席和颜悦色的鼓励后，还会在旁边带头鼓掌。

很快，会议就开始百家争鸣，各个高层也开始你一言我一语，整体氛围既热闹却也不失和谐。

然而，当一个人站起来汇报工作时，毛主席的脸一下子变了，起初他强忍怒气端坐在那，但很快，他老人家就跳起来怒斥一通，并说了非常尖锐却也痛心的话，这才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毛主席在生气，也在心疼，更是在打抱不平。

为谁呢？为了老百姓，为了全中国的人民群众。

“城市里才有多少人？为什么能占据如此之多的资源？现在我们的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你们干脆改成老爷卫生部好了！”

毛主席厉声说完后，狠狠瞪着周围人。

会议原本的热闹戛然而止，大家都默默低头挨训。

毛主席觉得训得不解气，又再次严肃说道：“告诉卫生部，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

说完后，下面更是羞愧的鸦雀无声，有些人甚至把脸都捂起来了。

毛主席见状还甩了一句：“知道捂脸早干什么了？人民利益比你们当官的脸重要，你们只是在会议上丢个脸，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饱受痛苦。”

此情此景不免让人尴尬，但也让人产生疑问，毛主席向来温文尔雅，到底什么样的报告，能把72岁的国家一把手气成这样？局面有这么夸张吗？

事情是这样的，时任卫生部长钱信忠向毛主席汇报了来自全国卫生方面工作。

但是报告内容却触目惊心，尤其是当时全国140 多万名卫生医疗人员，有百分之90以上都集中在城市里，不到百分之10在农村或城乡结合部。

而卫生工作人员中，那不到百分之10的成员，个人素质和水平也是最次的。

等于农民和工人很难找到医生看病，医疗资源严重缺员不说，哪怕分到了治疗水平也很差，要是再误诊或致人死亡，那更是悲剧中的悲剧。

同时，在卫生经费方面，百分之75在城市，只有百分之25在农村或城乡结合部。

且就当时情况来看，经费的严重比例失调，将进一步恶化。

广大农民和工人群体，可想而知的深受其害了。

如此惨烈的数据标志着无数人民的痛苦，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生为民，又怎么可能不为之痛心？

早在1951年，毛主席就高瞻远瞩的看到了问题，并在那年9月9日强调：

“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

可为什么都到1965年了，明明已经预见了隐患，长达14年时间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成这般灾难了？

说真的，这事还真不能全怪卫生部，这与当时国家情况有关，卫生部也是陷入进退两难中。

刚建立共和国时，中国境内是百废待兴，国家也是一穷二白，不仅是全国经济都用在了“两弹一星”，还为了减少国家支出，很多医疗卫生机构都被解散了。

而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又遭到“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的掣肘，整体发展呈倒退趋势。

因此，国家本就发放不多的卫生经费，一旦分配下去就严重不足，如果真要平均分配，那城市和乡镇的医疗部门就全得破产，尤其是医学基础相对成功的城市，那是几十年来的努力全部毁灭。

卫生部的这种医疗两极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或本就是极端形式下的畸形产物。

另一方面，正因为看病有困难，很多老百姓就抱着“小病不用看，大病等着死”的心态，要么用当地的土方子治病，看好了算造化，误诊造成死亡那也只能认命。

更有甚者，幻想靠巫医或者邪教治病，这不仅对身体有害无利，更破坏国家科学思想的建设。

那么对于这些悲剧，国家卫生部就真的无能为力了吗？

事实上，卫生部也是有所作为的，可效果却一言难尽，甚至引发了更多问题……

上世纪六十年代期间，卫生部下达政策，要求城市医生全副武装，定期组队下乡看病。

然而这套方式实施没多久，一大堆新弊端出现了。

首先是不定期下乡行医，必然会造成城市本身医疗程序被干扰，而大量药物和医用仪器被医生带走，不说农村病患是否缓解，城市就先引发医用资源短缺。

同时，大量医生抵达农村后，相关治病经费，以及供给医疗人员吃住成本，给当地农民经济上增加了负担，如果卫生团队来到的是贫困地区，那还没等看病了，光接待费用都把困难户为难够呛。

最后，医疗团队人数有限，带去乡下的设备和药物自然也不多，为此这些医生也看不了太多病人，可能排队一百个人，真正等到号的最多十几个，而确诊或治愈的，更是寥寥无几。

面对日常小病倒还好，如果是疑难杂症或严重疾病，那医疗人员缺乏工具情况下，很多医术也发挥不了。

根据上报数据来看，从1965年1月到6月期间，全国医生下乡次数仅2800次，得到治疗病患就更少了，在当时6亿人口的中国来说，这项行动无疑收效甚微。

对于以上情况，很多医院和农村都纷纷取消对接，卫生部也表示该计划失败了。

同时，卫生部对毛主席汇报总结就是，由于全国医疗资源匮乏，医生数量也捉襟见肘，这让很多民生治疗无法展开。

在场的高层开始沮丧了，很多人都因为束手无策，直接选择低头等主席说教，有的则扯些片汤话找台阶了。

然而毛主席不愧天生的战士，他不仅没有被困难难倒，反而跳出了所谓“医疗困难”的思路，在国家医学体系上抓首要矛盾，迅速做出战略战术的应对措施。

他老人家认为，医生的严重缺乏，不能单纯纠结什么资源困难，而是全国培养医界人才的学校不多，外加过于“医术规范化”的政策，本科生学习深造就要5到7年，还得照顾医院的岗位数、病床位数、上下级比例问题。

虽说在医生质量上给予了保证，但是医生数量却严重不足，并且发展上也极其缓慢。

面对一个五亿农民的大国，纵使再好的艺术，却不能医治数量庞大的病患，那一切都将白搭。

在该问题上，毛主席要求在医学教育上下手，要根据实际国情，改革医疗教育、缩短医学学期、降低录入学历、简化医用学习，从而扩充大量医疗方面人才。

为此，毛主席是这样解释的：“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主要在实践中学习和提高。”

实际执行就是，让学生学会日常疾病治疗加预防方法，然后在有经验和专业的医生指导下，边学习边实践一段时间，这样就能培养出低成本、快速毕业的卫生人员，他们能满足农民疾病治疗和预防的需求。

毛主席对此还专门讲道：“这样的医生，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可能很多人觉得，毛主席轻视医学专业，削弱了医生学业能力，这让中国医学界无论是质量还是发展，都会造成巨大损坏。

事实上，毛主席正是看到了病患危机，他很清楚高学历精英的价值，所以这些人才下乡后，便会造成“留不住”、“养不起”，引发人才耽误前程，农民额外损失，这种“双输”的局面，是毛主席所要避免的隐患。

况且，当时医疗资源稀少、医药用品急缺，广大基层人民有病不能看，很多人只能等死的局面岌岌可危，你医生还在学校“含情脉脉”搞专业，那岂不是本末倒置了？

医学生学三年的时间，就掌握了基本治疗知识，大量病患也能尽快有医生治疗。

所以毛主席认为，只有找到问题主要矛盾，然后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问题。

毛主席不仅在医学制度进行批示，还特别强调医生本人的问题。

很多医生在研究医学思路上，讲究的是高、深、难，只对不常见，或有医学价值的病症进行攻克，但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疾病，无论是预防还是治疗，这些医生是不管不问，原因就是农民死活没有利润。

毕竟解决医学界的疑难杂症，就能名利双收，但中国人民的疾病问题，治好了也算不上个人学术成就。

毛主席说道：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通存在的病，怎么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这句话揭露了多少医学界的良心缺失，毛主席警告医生不要脱离人民群众。

从毛主席的言论中，我们能看到他的高瞻远瞩，以及对于实践高于一切的明智，堪称是从全国看病的问题上，看到了看病的“病”。

因此，一个史无前例的角色出现了，他们将担负中国五亿人的健康。

由于该医类的时代特殊性，他们也是“医学特种兵”，是毛主席给劳苦人民大众的曙光。

“现在我们的困难是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因此，我认为在未来医疗卫生工作上，应该把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出一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毛主席的这段话，就是他解决这场灾难的关键，尤其是培养出一批“农村也养的起”的医生，这才是整个病患体系“药到病除”的“药”。

那就是医学特种兵—赤脚医生。

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后，是既感到陌生，又有些亲切。

没错，就是几十年前那批人，他们是毛主席的兵，在医学上为人民服务的兵。

针对前文指出，中国当时医学生培训时间长，外加国家财政支出紧张，也正是因为这两点，所以卫生部计划失败了。

因此，毛主席给予以下方案：

“正规培训是来不及，国家也难以负担，现在我们主要任务是在农村不脱产的情况下，培养卫生员。”

也就是说，这群新式医生不能像卫生部下乡那样，给农民造成经济负担，或者影响到城市和农村的正常运转，赤脚医生是完全为人民服务的。

同时，毛主席强调要发挥中医力量，他老人家过去饱读诗书，所以非常重视中国传统力量的可贵，中西结合往往治愈效果更好，且中医看病不用太多医学设备，开出草药往往便宜有效，农民不仅吃得起，中药成分比西药也更容易得到，农村山区有大片草药可以抓。

毛主席有先见之明，他就是知道中医是本土医学，所以在药材上都是国内就有的，大多还是山区，这和农民住的地方重合度高，抓药理想的话，完全可以就地取材。

毛主席对农民各方面利益权衡后，并制订了详细而又周密的规定，伟大的医学事业正式开启了。

不过提一下，那时他们还不叫赤脚医生，名义上称为医疗改革。

中国上海是最早参与这项政策的，上海当局得到指令后，在各个公社和村子精挑细选了一批青年，这些人均属文化水平较高，且学习能力极强。

由于上海当局只能支出4个月开销，所以这批学员在短暂学习后，便立刻投入医生工作，进行初级阶段实现。

然而效果竟非常显著，他们的医疗人数，以及个人治病水平，也许和专业医生还有差距，但成功治愈一大批农民疾病，远超过上海当局的预期。

不到几个月，各地工作人员，便再次向上海市委表示，应加大新式医生数量的扩充。

虽说前景是乐观的，但上海市委感到奇怪，此前专业医生下乡都没做到的事，给一群新手学员完成这么好？

原来，看病真的是医者仁心，这些学员无论经验还是专业，他们虽不如卫生部那批，但他们和病人是同村老乡，双方对彼此都有认同感，学员对病人更加负责，而病人也更接受学员治疗，在医患配合上非常默契。

更让人欣慰的是，学员医生在报酬上廉价，且都是一个村的人，也就不存在包吃住问题，双方成本都降低了，学员们收入足够用，农民们也出的起，这种“双赢”局面也实践了毛主席的“农民养的起医生”。

上海新式医生实验成功后，在全国都引发轩然大波，各地也争相响应国家政策，参考了上海的行动经验，结合自身地区的问题特点，一场轰轰烈烈的“医学大革命”拉开序幕。

同时，国内各政府机构也开始考虑，是否要就此为基础，加大医学方面投资建设，从而对“患多医少”对症下药。

很快，各市委就展开医疗改革宣传，鼓励广大青年做主力军，积极响应毛主席的“青年人朝气蓬勃，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进步思想。

就这样，全中国的青年们，怀着对毛主席思想的信念，“雄赳赳气昂昂，学医去下乡”。

其中便涌现出一大批医学俊杰。

例如上海《文汇报》报道的医生王桂珍，她不仅是全世界首位“赤脚医生”，更是“赤脚医生”头衔的由来。

王桂珍是上海本地人，小学毕业后就务农做工，别说学历了，连看书都有些许困难，这种情况本是和新式医生无缘的。

可机缘巧合下，她却被大队选中了，正是这场意外，也改变了她的一生，同时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刚开始，因为王桂珍认字都困难，所以学医一塌糊涂，连药品字符都看不懂，各病症特征也记不住。

但王桂珍深知她为什么而来，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此后她坚持不懈、起早贪黑，愣是靠顽强的学习意志，在毕业时刻脱颖而出，自此奔向了治病救人的征途。

每逢接待病患时，王桂珍便耐心温柔的讲解，特别关心病人情绪，遇到害怕吃药和针灸的，她也会在多次安慰后，自己亲自口服或扎针，这让很多病患深受感动，很多人都开始宣传王桂珍。

也正如此，王桂珍名气越来越大，接待病人与日俱增，这就让草药和工具不够用了。后来，王桂珍拿出自己积蓄，包了一块田地，在上面种植草药植物，然后低价卖给病人，真正做到了自产自销，并能保证治病救人的自给自足。

这是卫生部之前八辈子都想不到的效果。

那么这“赤脚医生”的头衔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为保证新式医生不脱产，像王桂珍这类人是一边看病，一边务农，闲暇时间还得学习，而王桂珍的居所到处是水田，她索性为了方便工作，打那时起就光脚行走，看病务农都不穿鞋了，乡亲们都给她起了“赤脚医生”的亲切外号。

后来就连国家都注意到了王桂珍，高度重视《文汇报》有关她的文章，希望能以王桂珍为榜样，将舍己为人的新式医生全国传颂，自此《人民日报》也以“赤脚医生”为亮点，进行了重点刊登，毛主席亲自出面点评：“赤脚医生就是好。”

事实上，王桂珍这种赤脚行医的行为，很多同行也这样做，不仅是方便务农和行医，也是为节省病患对接时间。

因此，“赤脚医生”出于刻板概念，也成为了当时新式医生的统称。

正当“赤脚医生”们在毛主席领导下，将医学带入乡村，让医疗真正为人民服务如火如荼时，一个新问题也随之而来。

换句话说，是赤脚医生一直没解决的“顽症”，如果这个“顽症”不根治，那这场“医学大革命”在战略上就治标不治本了。

说来非常心酸，即便赤脚医生们把看病成本下降了，但依然有很多农民看不起病，或者赤脚医生的分布太分散，离得近的还好，离的远的，那个时代农民只能步行，在结合务农时间，很多病患还是看不了医。

虽然当时中国是困难重重，但是当时中国从来都不缺解决困难的人。

湖北省宜昌市的一个男人站了出来，他叫覃祥官（中国合作医疗创始人之一），他将用自己的作为，未来成为毛主席亲点的得力干将。

那几年公社传染病流行，覃详官看着一个个农民，因为没钱看病，只能任由疾病恶化而死，他们哪里是被病害死的？他们是活活穷死的。

覃详官因此找到公社，并说出这样一段话：“过去，我们组织起来办信用社，农民摆脱了高利贷的剥削；组织起来办供销合作社，摆脱了奸商的剥削……我们为什么不能组织起来，实行合作医疗，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和疾病作斗争呢？”

接下来，覃详官这番肺腑之言，将会撑起农民医疗的一片天。

1966年8月1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横空出世。

该计划是这样的，农民每月给卫生室交1元钱，公社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里，定期抽取5毛钱，作为一个共同医疗钱款，这样老百姓们生病了，只需要缴纳5毛钱挂号钱，看病拿药全部免费。

等于一人有病便能享受集体力量带来的医疗。

同时，覃详官将公共给予的钱款，用于建立种植园，专门在该区域种植中药药材，又扩建药材室和购买行医工具，进行制药和配药工作。

这就是覃详官所说的，“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

除此以外，将分散的赤脚医生聚合起来，也方便病患们在选医、寻医的机会。

不仅如王桂珍一样，在医用上自主独立，还革命性突破了农民看不起病，以及农民看不到病的难题。

可谓是这场“医学大革命”战略上的最后一击。

而该计划在全国实施后，为此受益的农民，以及从病痛中解放的病人，可以说是不可估量的，人民深切感激覃详官和他的“农村合作医疗”，至今都传唱不衰，念念不忘。

1968年，毛主席在看完报告后，便高兴的称赞：“合作医疗是一场大革命！它解决了农村群众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困难，值得在全国大力推广！”

就这样，在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伟大的“赤脚医生”运动拯救了亿万国人。

因为很多原因，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可能有的地方还存在）在当代中国都结束了。

但全世界依然有很多国家，例如中东、南美、非洲等饱受病灾地区，还在用毛主席的“赤脚医生”政策做救命稻草，这场伟大的革命从来没有停止，它一直都在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做贡献。

赤脚医生已经在中国消失了，但他们的光荣事迹从未磨灭，正如毛主席虽然远去，可他又一直在陪伴我们。

毛主席真的是一辈子都在为人民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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