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一位名叫邢燕子的17岁初中女生，毕业后放弃回到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区，满怀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豪情壮志，来到天津的宝坻县司家庄村，与乡亲们一起参加农业生产，还带领女社员组成了“燕子突击队”。

当时正是我国农村经济最困难的年代，邢燕子也很快成了“发奋图强，扎根农村，大办农业”的典型她也多次受到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接见。

一、

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提出了“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号召，并率先付诸实践，让长子毛岸英成了中国第一批“知青”。

1945年12月，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主席便与儿子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毛主席说：“你要从头学起，学习延安的作风，学习了解中国的事情。延安虽然很‘土’，但是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你的老师。你要认识中国，就要从认识中国的农民和土地开始。在苏联，你喝牛奶、吃洋面包，在这里，你要学会吃五谷杂粮”。

这次谈话之后，毛岸英便穿上父亲穿过的粗布军装，自带行李住到了一位名叫吴满有的农民家里。临行前，毛主席给毛岸英定了个“结业”标准：皮肤要像农民一样黑，手上也要有农民手上一样的老茧。

一开始，吴满有认为毛主席的儿子来农村与自己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就是做做样子而已。没想到，毛岸英不仅跟着吴满有一起下地干活，还一起吃小米饭、睡土炕，一点没有“走过场”的样子。

有一次，毛主席让他的卫士悄悄去看看毛岸英。回来之后，卫士向毛主席汇报说：“如果不仔细看，我真的认不出岸英，岸英的脸晒黑了，身板好像也结实了不少。”

听到这里，毛主席欣慰地笑了。

一年后，毛岸英回到了毛主席身边，毛主席抚摸着儿子长满老茧的双手，欣慰地说：“你可以从‘劳动大学’结业了，这就是‘劳动大学’发给你的结业证书！”

二、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兴起，出现了部分失业、无业人员和失业青年，而动员组织他们回乡、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无疑是解决他们出路的一个好办法。

当时全国有 57 万名初中毕业生和 236 万名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然而当时国家又拿不出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因此《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做好动员和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要求各地青年团应积极组织和帮助他们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这也是国家首次提出城镇毕业生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的问题。

看到这篇社论后，毛泽东亲自为社论写下按语：“这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社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这一按语，在日后几十年的上山下乡工作中，成为了激励千百万知识青年的精神动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真正开始引起城市的广泛关注，并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以后。

当时为了调整国民经济，国家决心减少2000万城镇人口，除了动员职工回乡之外，对于毕业之后不能升学，又一时无法安排工作的社会青年，都动员他们到农村和边疆去。

在上海，几乎所有的街道和居民委员会都在谈论动员社会青年去新疆的话题。一批一批青年戴着大红花、坐火车离开上海去往农村时，报纸、广播、里弄黑板报、电影纪录片等所有的宜传工具都作了最为充分的报道，使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种风尚。

为配合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1957 年 10 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草案》首次把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纳入国家的发展纲要。即“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

《草案》指出：我国人口 80%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及其光荣的。下乡上山，上山应该是主要的，从长远看，上山发展生产的潜力很大。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

1966年到1968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期。这三年的高中毕业生，后来也被称为“老三届”。在他们毕业后，几乎全被分配去了边疆和农村，人数达到200多万。他们高呼“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参加农村的各种劳动，过着准军事化生活。

在那三年中，上海市革委会“忠不忠，看行动”，决定对66、67届毕业生中尚未分配的同学，不再分配工矿名额，全都上山下乡；即将分配的68、69届毕业生，一律都去农村。以往得到照顾的烈属、军属、革干子女，甚至于身体有残疾的，也不例外，全覆盖，统称为“一片红”。

三、

客观来说，绝大多数“知青”中的并不了解农村，有的人甚至从来没有到过农村。对于即将开始的农村生活，他们既陌生，又期待。直到深入农村后，他们才发现，农村的生活与他们之前在城市过的生活，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1972 年 12 月，一位名叫李庆霖的小学老师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的孩子 1969 年下乡插队后，在生产、生活上遇到的种种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实际情况；他还历数了当地领导干部靠拉关系、“走后门”，利用职权把他们的子女优先招工、招生、招干等问题。

收到这封信后，毛泽东亲自给李庆霖回了信：“李庆霖同志：寄上 300 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将毛泽东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印发全党，同时决定筹备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并组成调查组进行先期调查研究。

这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历时40多天，会议分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形势，检查了当前存在的问题，讨论和议定了不少统筹解决办法。会后，国务院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要求各地积极帮助解决下乡知识青年吃、住、用、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1974年初，《人民日报》刊登了《湖南日报》记者采写的《株洲市厂社挂钩举办社队林、茶场安排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报道。为推广株洲厂社挂钩的经验，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个很好的典型》的调查报告，并配发短评《大有希望的事业》，为知识青年就业开辟了新路子。

看过这份调查报告后，毛泽东给政治局批示：知识青年问题适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再一次给予解决。这一批示也为后来知识青年大规模返城及统筹解决指明了方向。

在这之后 ，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总结了知青上山下乡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确定了在新历史条件下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这是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决策性的会议。

会议要求各地要积极开辟新的领域、新的行业，为更多的城镇中学毕业生创造就业和升学条件，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可以不动员上山下乡，对1972 年底以前下乡的，优先安排，两年内基本解决。这次会议，标志着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出现了重大历史转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返城风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终于迎来了终结。

四、

在中国持续 27 年之久，人数超过 1700 万之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的一次有益尝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首先，“上山下乡”不仅仅是解决城市青年学生升学、就业压力的途径，更是党和政府试图改革农村社会贫穷、落 后面貌的探索，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知识青年进农村，也为普及农民科技文化知识、改善农民生产和生活习惯产生了极意义，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输入了“生产的血液、科技的血液、现代的血液”。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多好办事”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最火热的口号，直接导致城乡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而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又造成城市劳动就业十分紧张，加之教育结构的不合理，中小学发展过多而高等院校发展较少，因此城镇剩余劳动力激增和就业岗位供不应求成为当时最凸显的矛盾。

在没有民营企业和小城镇来分流多余的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上山下乡运动一定程度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大批知青深入祖国的各个地区，为祖国的农业林业畜牧业发展、农村扫盲工作、宣传党的方针路线等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缓解了国家当务之急，维护了社会稳定和党的执政地位。

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未来的设想，就是缩小并最终消灭城乡差距。毛泽东通过上山下乡运动，把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和我国的具体实际大胆的结合，形成了轰轰烈烈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实践和探索。虽然在探索的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矛盾，但就其意图和出发点来看，实现了“知识青年和工农兵相结合”，对于后来我国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有学者认为，如今中央推行的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等政策，其实质和上山下乡运动异曲同工，也是缓解当前由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造成的就业压力，让大学生深入基层，以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政策，多多少少也来源于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探索。

参考资料：

昆仑政策研究院：《毛主席为什么要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视域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