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年谱（1949-1976）》纪事本末（513）】1954年，毛泽东61岁。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致信各同志（毛泽东在这封信的信封上写有：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信中说：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在概述李希凡、蓝翎撰写的两篇文章公开发表的曲折过程之后说：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又说：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此信附有毛泽东批阅过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对《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时所写的编者按，写了多处批语。

编者按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批注：“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编者按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毛泽东批注：“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编者按说：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批注：“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对《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也写了多处批语。文中说：“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毛泽东批注：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文中说：“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还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毛泽东批注：“这一点讲得有缺点。”

对文中引用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批注：“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文中说：“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的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这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新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毛泽东批注：“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

俞平伯，名铭衡，字平伯，以字行。浙江德清人。曾祖俞樾是清末著名学者。6岁入家塾读书。1915年入苏州平江中学求读。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

1918年，受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的影响，开始发表新诗，并加入“新潮”社。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积极投身于运动。同年于北京大学毕业。自1920年起，先后任教于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大学。1945年加入九三学社。全国解放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曾为校务委员会委员。1953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前身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为研究员。

由于家学渊源和幼年苦读，俞平伯大器早成：第一首新诗《春水》发表时，年仅19岁；22岁第一部新诗集《冬夜》问世，而著名的《红楼梦辩》则是23岁时写就的。 俞平伯自云，他在23岁写作《红楼梦辩》一书，是“受了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影响”。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初稿完成于1921年3月，在4月2日送著名古史专家顾颉刚，请他校读和补充遗漏材料。顾颉刚与俞平伯曾是北京大学的同学，交情甚笃，在二十年代往来密切，此时也恰在北京。向来喜欢读《红楼梦》的俞平伯从顾颉刚处看到书稿后，也自愿帮助搜集材料。俞平伯常到顾的寓所，看看胡适与顾有没有新发现的材料，若有，便就新发现的材料与顾交谈。另外，他们三人之间还通过信函，传递新材料和新看法。

胡适常有新的材料发现，而俞、顾二人则所获甚少，两人便把注意力放在《红楼梦》本文上，尤其注意高鄂续作的后四十回。以后俞平伯发表《红楼梦辩》，着重关注“本书内容的考证”，其发端当在于此。

因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中涉及到对蔡元培观点的质疑，所以该书出版后，1922年2月，蔡元培发表了答辩文章。俞平伯读到后，再次引发了兴趣。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反驳蔡的观点。

为了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俞决定也写一本《红楼梦》研究的书。他写信给顾，希望顾与他合作，以当时的通信为基础，整理成一部《红楼梦》辩正的书。这年4月，俞特意从杭州赶到苏州，与顾面商此事。顾因为太忙，而力劝俞自己担当写作任务。

俞便潜心写作，于1923年完成了《红楼梦辩》一书，顾颉刚为之作序，序文长达5000字。

《红楼梦辩》的出版，奠定了俞平伯在红学界的地位。到了1950年，俞平伯出版的《红楼梦研究》一书，虽然自云“事实上即红楼梦辩的再版，删订一些也不很重要”，但在原有基础上还是有了新的论证。到1954年因这本书受批判时，俞已“先后研究红楼梦经过三十年的时间”。

10月22日下午，毛泽东同陆定一、周扬、林默涵谈《红楼梦》研究的有关问题。

10月26日下午一时，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听取周扬关于《红楼梦》研究座谈会情况的汇报，陆定一、邓拓、袁水拍参加。

10月27日，毛泽东审阅陆定一关于开展《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批示：“刘、周、陈、朱、邓阅，退陆定一照办。”报告说：

看到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示后，作家协会党组即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初步检查了自己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大家认为这是又一次暴露了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危害性的严重麻痹和忽视新生力量的狭隘作风。

为了开展这一思想斗争，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于本月二十四日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到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工作者和各报刊编辑等六十多人，俞平伯在上午也到了会。

会上，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二人关于《<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认为消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是一场严重斗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提出：

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单化的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这次讨论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以确立和巩固我国整个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

同日，毛泽东审阅邓拓报送的袁水拍《质问 <文艺报>编者》一文，批示：“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照此发表。”对袁水拍文章作了多处修改，加写一段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12月21日晚上，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绳、邓拓、田家英、袁水拍谈有关《红楼梦》研究中的问题。

中国作协党组立即开会，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信件。

10月23日、24日和28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钟洛的《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李希凡、蓝翎的《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和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三篇文章。其中后者指责冯雪峰在转载李希凡、蓝翎文章时所写的按语是“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指责《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

随着这些火药味十足的文章的发表，对俞平伯和《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在全国展开。各地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授，几乎都发表了批判俞平伯的文章：有为俞平伯挖掘资产阶级思想根源的，有剖析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给予青年的毒害的，有论证俞平伯错误文艺思想的一贯性的，也有说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反爱国主义的。什么自然主义、实用主义、颓废主义、客观主义、主观主义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思想、资产阶级的美学观点等用语纷纷出现在批判文章中。

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在10月24日召开《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这次会议上，公开批评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观点。出席会议的有文学界的领导、作家、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员茅盾、周扬、郑振铎、冯雪峰、刘白羽、林默涵、何其芳、陈鹤翔、林淡秋、田钟洛、俞平伯、李希凡、蓝翎等70余人。

虽然是批判会议，但据蓝翎回忆，“会议的气氛并不紧张，不少人说起《红楼梦》，谈笑风生。唯有俞平伯先生稳坐沙发，显得有些不自然。”（蓝翎：《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但是，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就《文艺报》转载李、蓝文章所写的编者按语的问题，尖锐地批评了该刊压制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调子突然升高，已不单是批判俞平伯的研究观点，而是指向《文艺报》了。事态在扩大。

10月31日到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了8次扩大联席会议，就《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唯心论的倾向，及《文艺报》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展开了批判。俞平伯在会上作了发言。

在此期间，周扬曾几次约见俞平伯。周扬有意保护俞平伯，希望俞尽快过关，摆脱被批判的命运。

周扬：

周扬持这样的态度，大约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是周扬或许的确认为，像俞平伯这样的学者，即使在这样的运动的处境下，与政治的联系也沾不了多大的边。

另外一个因素，或许是最重要的因素，即了解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这场批判的真实的思想，周扬要随着毛的意图，将这场批判运动引向最终的结果：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1955年1月24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稿，批示：“可用。”通知指出：

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

1955年3月15日，《文艺报》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检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这个检讨“周扬看过”。检讨发表后，俞平伯也就从这场批判中淡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