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出现两大“黑天鹅”事件，使全球各经济体拉响风控警报。本就脆弱的全球经济形势如今蒙上了一层阴影，而这两起事件毫无意外地发生在了两个区域性大国身上，分别是被誉为世界工厂和此前常年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以及缔造出全球经贸一体化秩序、制造产业供应价值链体系、国际多边分工合作机制的美国。

中国方面，央行于三天前（7月1日）宣布将向一级交易市场借入国债。此举被外界视为开启QE即量化宽松，或践行现代货币理论（MMT）的关键措施，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截至目前，相关负责人仍未对此作出回应。

部分专家认为，基于现有财政、货币乃至金融体制，我国势必也迟早要走上与现今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量化宽松举措相一致的道路。

另有部分专家表示，我国实则早就是QE忠诚的践行者，只不过此前所采取的措施是定向且长期温和的，意思就是将QE普遍化处理，并使其成为常规的政策工具。

而主流发达国家自2008年后所采取的QE则是全面的、短期激烈的、非常规且特殊化的政策工具性，两者存在本质区别。

如今央行采取此番操作，正式宣告我国将与海外主流国家一道步入QE特殊化时代，这意味着过往实行的类QE举措已成为我国金融体制较之特殊的象征，将其与海外普遍对金融的定义区分开来，单独成立一套运行体系，即整个金融系统的性质都被“例外化”。

这么做，既有好处，也有弊端。

好处是今后我国上层对外可以放心大胆且无需扭捏地针对QE进行公开市场操作。

至于主权货币无锚化的说法，我认为纯属子虚乌有，毕竟其往后用以锚定信用的产物只能是最高行政部门所发行的债券，即各类形式的国债，而国债背后的信用背书来自于14亿Tax-payer的税收支撑，与其重回以美元为主的外币信用背书或以制造商品出口所换取的外汇储备价值为锚的时代，不如多想办法使基础税收长期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

说到弊端，则是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无论央行如何操作，即以扩张资产负债表的方式壮大市场资产交易规模，还是向商业银行注入基础货币流动性，都无法忽视此前早已存在的类QE操作所释放的巨量规模流动性，且绝大多数最终以债务的形式呈现在国家市场体系里头。

据权威机构不完全统计，该类定向流动性囊括SLF、MLF、PSL等在内的结构性金融工具所释放的信贷资源，目前总量已突破8万亿大关，加上城投债、行政一般债、专项债等社会主要运行主体（除家庭和民营企业部门以外）债务，我国社会运行端负债总额已超过100万亿大关，简直是与GDP相当的程度。

于是乎，央行无论如何操作，都无法忽视这般体量的债务，且受制于这些债务的化解与否，必然会对往后的扩表或增发基础货币等行为造成一定的影响，乃至使其效果大打折扣也未可知。

所以说，自然规律的存在不一定立马应验，但肯定会让无视它的人付出最终的代价，比如那些说“内债不是债”的人，以及听信这类诡辩言论遂如此做的人。

另一方面，尽管此次央行采取的举措与正式QE尚有一段距离，或许只是通过向一级市场交易主体借入国债，然后在二级市场售出，以此稳定国债价格，或是通过此举间接稳定汇率，但本质上已经是从操作层面实现国债买卖的行为，相当于开启潘多拉魔盒一般，往后为大量印钞或释放流动性铺平道路。

然而，即使不是无锚印钞，也会相当程度损害主权信用，尤其是将QE视为长期可行的措施，再使其与类QE所释放的债务规模并行不悖，则会对整个金融系统乃至主权信用体系产生贻害无穷的后果。

美国方面，近期美联储针对其境内几十家银行实施压力测试，结果是全数通过。

此举本就意味着大洋彼岸对降息持以消极的态度，尽管近段时间以来，欧元区和加拿大承受不住高利率带来的压力，纷纷宣布下调利率，即选择降息“投降”。

而亚洲这边受到美元指数强势的影响，导致其等的货币汇率大幅下跌，尤其是日元，从4月的1:120，跌到现在的1:160，韩元、泰铢、越南盾也难逃厄运，其汇率纷纷触及历史最低值，就连我国的主权货币如今也处于1:7.3的历史极值。

另外，自疫情大流行结束以来，全球经济几乎处于高通胀、高利率、低增长的严峻态势，大洋彼岸从2021年下半年正式加息，一下子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到5.25%，此后又维持近两年的时间。

刚开始受到美元加息产生的资金潮汐效应的影响，主要经济体纷纷跟进加息，但依旧难以阻挡美元指数的持续走强。

叠加2023年开始爆发的强人工智能浪潮，以及可控核聚变技术步入商业化进程，预示着新一轮的科技范式革命即将到来，原本在新兴经济体或传统行业领域的守成资本纷纷伺机而动，回流大洋彼岸本土以投资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形成高附加值并转化为高回报收益。

综上所述，疫情结束后似乎只有大洋彼岸的经济彻底恢复了过来，而其他国家或多或少遭遇难题，比如此前极度依赖美元降息从而吸引外资的国家，再比如内部经济系统滋生出长期结构性矛盾且难以凭自身解决的国家，前者通常是一些产业外向型占比较大的中小型国家，后者则是产业集成度较高但分配制度欠缺的区域性大国。

纵观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利率走廊，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彻底制服了长达十多年的滞胀之后，其利率便步入稳定下行的通道，配合里根大循环、金融行业创新，以及制造产业迁移，并形成全球分工协作的市场化体系，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随着信息互联网、半导体产业乃至民用电脑技术迈向商业化成熟的阶段，美元步入加息且不断升值的通道，使全球美元资本纷纷涌入大洋彼岸本土进行投资。

持续到2001年互联网投资泡沫破裂，紧接着全美不动产投资市场迎来一波次级贷款的狂欢，美元利率一直居高不下，直到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延伸出雷曼兄弟破产倒闭、房利美和房地美被联邦政府接管等一系列事件，由此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彻底爆发，美元开始步入长期降息且贬值的通道。

直到2012年方才遏制住房地产市场下行的趋势，随后到2019年，美元利率一直处于较低区间，然后便是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爆发，美元利率迅速下探至1%左右，大量流动性被释放出来，导入家庭和企业部门，不仅使他们那自2008年金融危机受损至彼时的资产负债表得以修复，还锁定了彼时金融系统的低利率和高收益。

之后时间来到2021年下半年，美联储果断采取疯狂加息的政策，将联邦利率上调至5.25%并维持至今，家庭和企业部门因此前锁定了利率和收益，从而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反观那些没有做好应对美元加息准备的国家和地区，再次上演与八十年代的拉美国家和九十年代末的亚洲国家如出一辙的惨剧。

话说美国现在为何迟迟不肯降息，我认为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美联储负责人认为其境内的经济形势远没有摆脱通胀高企的症状，或是从全球各地回流的资金量尚无法完全覆盖新兴技术大规模商业化的成本，只能寄希望于回流更多的资金以达到有效投资的地步。

第二、纵观美国历次加息的周期，似乎总是与先进技术处于大规模商业化或是于社会被广泛应用化的前夜，以及由其所主导的全球化市场体系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不谋而合。

比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大型计算机技术步入商业化和应用化的时期，诞生出IBM、仙童半导体等巨头；

再比如九十年代至千禧年是终端互联网和个人电脑技术开始大规模于社会普及的时期，诞生出微软、苹果、高通、英伟达等巨头。

时值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洋彼岸将二战后的婴儿潮、冷战时期的星球大战以及军备竞赛等技术爆发红利消耗殆尽，全世界不约而同地步入犯罪率高企、黑道纵横以及嬉皮士精神遍地以至于形容彼时的年轻人为“垮掉的一代”的后冷战时代，大洋彼岸却开始施展其法治制度和社会构造的优势：

一边将华尔街打造成金融产业创新的前沿地带并不断壮大美元金融资本，使其打破“萨缪尔森诅咒”，将资本这一生产要素基于信用货币体系率先实现全球流通，一边又把硅谷打造成新兴产业最具效率的研发基地，然后通过将中低端制造产业迁移至人力资源成本更低的地区等方式，构建出工业附加值高企的全球供求价值链和国际分工合作体系，最后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本土资本与海外资源相融合，由此构成全世界效率最高的全球经贸一体化市场秩序。

如今，随着过往经贸全球一体化秩序的分崩离析、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欲要重塑制造产业供应价值链以及国际分工合作体系，叠加诸如人工智能、可控核聚变、氢能源、数字孪生等新一轮科技范式革命浪潮的到来，另外这些行业和产业资源大多数属于美元资产，于是美联储也就暂时丧失了降息以使美元贬值的动力，暂缓加息甚至持续加息才是符合其利益最大化的操作。

综上所述，作为经济体量最大的两个大国，我国的货币政策和大洋彼岸的利率政策，无论哪个产生了动向，都会对全球经济局势造成影响。

而我国开启QE或财政赤字货币化，不止会对我国的主权信用造成影响，还会对全球配置的货币对冲资产或大众商品交易产生作用。

至于大洋彼岸的利率政策就更是牵动全世界金融资产交易市场里每一位投资者的心弦，由此我国央行购买国债，以及美国暂缓加息甚至继续加息，对全球经济而言都是“黑天鹅”一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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