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帝，中国文献早有记载，尚书中就有“上帝”，甲骨文上也有上帝之说，因此至高神——上帝这个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

1595年，在华多年的利玛窦，在编写的《交友论》中，最早把至高神“God”翻译成中文“上帝”，开始使用“上帝”这个概念来指称西方唯一真神造物主。甚至，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感叹“盖昭事上帝之学，久已陵夷”，就是中国原本崇尊上帝，但可惜如今已经衰败了。

问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上帝”，西方基督中的“上帝”，两者是否一致呢？其实，中国的是指昊天上帝，西方的是指耶和华，两者根本不同。即便说昊天上帝与耶和华是同一个神的不同称呼，中西“上帝”也有根本差别，而这也是中西文明的不同差别。

所谓人格化，就是具有人的情绪，有人的喜怒哀乐。

西方基督上帝具有人格化，比如诺亚方舟的起因，是西方天主（为了避免混淆，下面将西方的“上帝”改称“天主”）觉得世人罪孽深重，故而引发史前大洪水洗涤世间。因为西方天主具有人格化，有着喜怒哀乐，故而西方需要崇拜天主、讨好天主，不然天主就可能降下灾祸。

与西方不同，中国上帝没有人格化，从古至今皆是如此，故而周朝基调是“皇天无亲”，道家讲“大道无情”，即无论是不是尊重、祭祀、信仰它，都不会得到好处或坏处。因此，上帝不需要形式上的崇拜，比如甲骨文揭示商朝就是“商不祀帝”，周代之后更无上帝崇拜。

崇拜某个东西的原因之一，在于其能不能帮助世人，但中国认为上帝不会帮助世人，西方认为天主掌控一切、创造一切，只要相信就会带来“福利”。

自古以来，“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就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之一，什么事情都要自力更生。这一思想的背后，其实就是认为上帝靠不住，也不可能帮助世人解决问题。钻木取火、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神话故事，宣扬的都是自力更生，而不是指望上帝来解决问题。

与之相反，西方将一切归于天主，一切改变世界的成果等等，都被归于天主的赐予，背后则是天主会帮助世人的认知。比如，诺亚方舟故事中，制造洪水洗涤人间罪恶的是它，指导诺亚造船避难、保留各种生物的是它。既然上帝会帮助世人，是一切的创造者，那么怎能不崇拜？

上帝最重视的东西，对社会影响无疑很大，决定着中西文明的不同。在这一点上，中西至高神有着重大的区别。

西方天主最重视的东西，可《十诫》中看到，第一条就是“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就是西方宗教的排他性、唯一性。说到底，最重要的就是只能信仰它，且以“忠诚度”论社会地位，当然是教廷说你忠诚你就忠诚。如果其他一切都很好，但偏偏不信它或渎神，那么肯定不行。

与之不同，中国上帝只亲近一样东西，即“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就是上帝最重视“德行”。即便是天子，但如果无德，那么也会被“取而代之”，这就是“天下有德者居之”，后世王朝更迭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既然“ 惟德是辅”，那么出身、血统就不再重要，由此导致秦汉平民社会的出现 。

值得思考的是，从这一对比可知，中国以“德”约束了人性，以“德”建立是非标准，但西方却非如此，而是以信仰为第一，缺少约束人性的东西，也不能明辨是非，或许这就是西方到处滥杀无辜、以及谎言欺诈横行等的重要原因。

可见，中西“上帝”有着本质不同，中文圣经中至高神被翻译为“上帝”无疑是在偷换概念，或者说是鸠占鹊巢，利于在中国传教，但必然影响中国人对传统上帝的理解，乃至使得一些国人认为尚书中的上帝是中国人曾经信仰基督的证据，或是基督上帝创造中华文明的证据。

因此，鉴于两者本质不同，笔者建议中文圣经中的至高神，最好是音译，或者选择其他没有歧义的词语，而不应该再使用“上帝”。唐朝时尚且注意规范外来宗教用语，今人更应如此。

除此之外，如今很多翻译很不负责，胡乱使用中国特有的文化概念翻译西方词语，还比如“道”，笔者就曾看到很多中译西方资料中使用“道”，这么做显然会导致重大误解，危害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