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1月，哈菲兹·阿萨德发起“纠正运动”，执掌叙利亚大权，由此建立起阿萨德政权对叙利亚五十余年的统治。哈菲兹掌权后，一面利用个人威望，另一面扩张军政国家强力机关，严厉打压国内的反对派，建立起一套相对稳固的体制，从而暂时结束了1946年以来叙利亚政局派系斗争、内讧频繁的形势。

由于出身于行伍，哈菲兹深知“枪杆子出政权”的道理。掌权后，他首先大力扩充军队，通过加强与苏联的军事关系，购买大量武器，广泛征兵，大大加强了叙利亚的军力。到80年代后期，叙利亚常备军规模达到40.4万，预备役兵力达到27.25万，准军事力量达到1.3万，装备有4050辆坦克、2350辆步兵战车、2400门火炮，等等，是中东地区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

同时在哈菲兹执政时期，由于国家政局相对稳定，叙利亚经济也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到1983年，叙利亚GDP达175.9亿美元，人均产值达1788美元，至少从纸面数据上看，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到80~90年代之交，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达到国力巅峰，军队实力不俗、经济逐步增长，可以说是个中等实力的地区强国。

那么，叙利亚是如何打烂一手好牌，由昔日中等强国沦为今日战乱穷国的呢？其实归根到底，可以概括为一个原因：世俗政府基础脆弱。

阿萨德家族出身阿拉维派，阿拉维派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小分支，仅占叙利亚总人口的12%左右。该教派除却遵循什叶派基本教义，也保留了大量对日、月、星辰崇拜的残余，因此长期被“正统”伊斯兰教视为“异端”。阿萨德家族的阿拉维派身份，注定了他们是叙利亚社会中的“少数派”：人数寡少、根基较弱、基本盘很小，且受到多数逊尼派的敌视。

所以在执政后，哈菲兹·阿萨德为巩固政权，只能采取“削弱多数派利益”的措施：将权力集中给阿萨德家族和阿拉维派，扩大叙利亚复兴党规模，形成“阿萨德家族-阿拉维派-复兴党”为架构的威权体制，将军事政治大权尽可能集中于一党、一派、一人之手。同时，为了遏制逊尼派宗教势力的抬头，哈菲兹必须推行世俗化政策，以保障国家的稳定。

诚然，哈菲兹·阿萨德本人威望较高、手段强硬。所以在他执政时，叙利亚有能力压制国内的民族教派矛盾，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统一。但是，这种稳定，特别依赖执政者的个人能力，很难形成成熟的政治运作体制。并且，阿萨德通常采取的措施，就是不断扩大军政强力机关的规模。譬如作为基本盘的复兴党，其成员数在1974年为16.3万，到1992年就达到100万，急剧膨胀。

然而，伴随着军政队伍扩大，所消耗的供养成本也水涨船高。到90年代初期，叙利亚公职人员占劳动人口的20%，军费超过国家预算的30%，这等沉重的供养压力，超出了叙利亚可承受的水平。雪上加霜的是，9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叙利亚经济发展陷入停滞阶段，大批国营公司破产，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政权逐渐缺钱缺粮，供养不起膨胀的军政集团。

2000年，哈菲兹溘然长逝，其子巴沙尔继任执政。巴沙尔缺乏其父的强力手段和统筹能力，在执掌政权的事情上比较稚嫩。而与此同时，经济衰退和日渐高升的贫困率，都在削弱阿萨德政权的基本盘。在日趋贫困的格局下，原教旨宗教势力往往比世俗政府更有动员力，更容易吸纳群众基础。此消彼长，宗教反对派逐渐取得对阿萨德政权的优势。

在叙利亚国内日趋严峻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也在不断“煽风点火”，频繁以“侵犯人权”、“殖民黎巴嫩”为借口，对叙利亚进行制裁与打压，让叙利亚经济更加难以为继。到2011年，伴随着“阿拉伯之春”的浪潮，叙利亚国内各种矛盾集中爆发，酿成长达十多年的内战。而内战造成的混乱与穷困，又滋生了更多的原教旨武装势力，不断削弱世俗政府的基础，让阿萨德政权越来越弱。

最终在2024年12月，在土耳其等国扶持的宗教反对派的进攻下， 阿萨德政权正式垮台。但阿萨德政权的结束，也不意味着和平在叙利亚降临。与之相反，内部各种武装势力的矛盾纠葛，外加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国的搅合，不排除会让叙内战形势更加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