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艺术在历史的长河中蜿蜒流淌，至唐代时，犹如江河汇聚，形成了巍峨壮观的艺术高峰。这一时期的草书，犹如龙腾九天，凤舞九霄，张旭、释怀素等草书大家的涌现，便是这高峰之上最耀眼的星辰。一千多年的时光流转，尽管后继者不乏人，但能够真正继承唐代草书艺术传统，或是开创新境的草书大家，却如晨星般稀少，草书艺术几乎成为了绝响。
然而，民国以来，中国书坛再次焕发了生机，三位大书法家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草书艺术的夜空。于佑任，他以规范草书字形之功，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林散之，他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刷新了草书的面貌，使之焕然一新；而毛主席，则以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卓越的艺术天赋，以及长期的书法实践，振兴了草书艺术，使这一垂绝之学重获新生，他因此被誉为“起千年之衰”的“草圣”，这一称号，实至名归。
如今，全国上下，无论是国家级还是地方各级，毛主席书法研究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数量多达数十个。而“毛体”书法的爱好者，更是数以十万计，他们中不乏颇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和理论家。毛主席的书法，已经成为了中国书法艺术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毛体”草书，更是融行楷、行草、小草、大草于一体，独具特色。如1958年7月1日书写的《送瘟神二首》，运笔如游丝袅空，线条细劲圆转，完全是以意为法，以情纵笔。其中的“浮”、“笔”、“歌”、“桥”、“铁”、“纸”、“烧”等字，夸张变形，鲜活飞动，激情洋溢，仿佛能够穿越时空，直击人心。而“命”、“绿”、“薜”、“遥”等字，更是写得龙蛇飞舞，笔画环绕勾连，似云烟缭绕，被书评家誉为典型的草书游丝体。这种书体的特点，是运笔细瘦，笔画如丝线般连绵、环转纡盘，如唐代李阳冰的书线篆、宋代赵构的瘦金体楷书、吴说的游丝草等，都是这一书体的杰出代表。而毛主席的《送瘟神二首》，则是以硬毫小楷笔书写，细如发丝的笔画中时见枯笔，但又笔断意连，这种独特的笔墨意境与诗作内容达到了完美统一，使得这幅作品成为了“毛体”草书中的瑰宝。
1912年，毛主席所写的《还书便笺》，是他早年的手迹，具有王羲之、欧阳询的行楷气韵，结字内紧外松，字体挺拔清秀，仿佛能够穿越时空，让我们看到一位青年才俊的英姿勃发。1915年，《明耻篇》题志，是他学习颜真卿楷书的代表作，所写的十六字，用笔竖粗横细，雄卓刚劲，具有颜体刚健的风骨，显现出毛主席早期纵长型书风的独特个性。1918年，“夜学日志”，是他为长沙工人夜校《夜学日志》一书题写的封面，为明显魏碑书体形质的楷书，字形扁宽，右肩上耸，捺脚波挑，行笔方圆兼备，仿佛能够听到那个时代工人夜校里传来的朗朗读书声。
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写了许多书信和批示。然而，由于环境险恶，艰苦转战，这些作品大都散失了。但幸运的是，遵义会议后，他写的不少题词和题字都保留了下来。其中，1938年为延安《边区教育》题写的“为教育新后代而努力”，是他书风形成时期大字行楷的代表作。同年为青年工作会议题写的“努力前进，打日本，救中国”，则是他放纵舒展、骨气洞达的代表作。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他的书法才华，更体现了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深忧虑和殷切期望。
1939年为延安《新中华报》题写的“多想”二字，取典型的纵长侧势，造成一种飞腾跃升的气势，表现了书写时深沉思虑的心态。1941年为中央党校题写的“实事求是”，用庄重的正楷书写，结字高耸，字距宽阔，有峻拔雄健的气概。这一作品，一改他过去左侧倾斜的书风，而成右肩高耸的态势，加上方笔露锋，行笔苍劲，使四个字凝重端庄而不呆滞。这不仅是他对中央党校的期望和嘱托，更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深刻思考和坚定信念。
1942年为《八路军军政杂志》题写的“准备反攻”四字，大有力敌千军之势。上部紧合，下部张开，富有强烈动感，充溢着战斗激情。这四个字，仿佛能够穿越时空，让我们看到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里，八路军将士们英勇奋战的身影。1945年在重庆题写的“诗言志”三字，虽呈斜势，但纵轴垂直，点画厚实，保持了题字的庄重和沉稳。有人评说这是以墨抒志的佳作，确实如此。这三个字，不仅展现了他的书法才华，更体现了他对诗歌和艺术的热爱和追求。
1948年题写的“人民日报”，是典型的“中间小两头大”样式。首尾二字笔纵墨酣，具有欢快向上的美感。这四个字，不仅是对一份报纸的题写，更是他对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期望和祝福。他的书法，已经超越了艺术本身，成为了一种精神的象征和力量的传递。
对于毛主席的书法归属何体、何门、何派的问题，众说纷纭。然而，如果我们从现有问世的毛主席墨迹中，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品结合历史背景进行赏析，就能够清楚地看到他的书法艺术的承脉关系、发展历程和独创的“毛体”形成途径。他的书法，既继承了前人的优良传统，又融入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时代精神，成为了中国书法艺术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927年11月，毛主席踏上了井冈山的征程，在江西宁冈县砻市，他亲手创办了第一个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那时，由于敌人的严密经济封锁，笔墨纸张成为了稀缺之物。一日，一位学员突发奇想，提出用柳枝烧成炭来写字。毛主席闻言，便在青石板上尝试起来，发现这种炭笔软硬适中，写出的字迹竟也颇为清晰。他满意地笑道：“这还真像墨笔呢！”接着，他又感慨地说：“敌人越是封锁，我们的办法就越多。你看，同志们用木炭、树枝当笔，在地上、石板上、沙滩上都能写字。这种‘笔墨纸张’，可是永远也用不完的。”
当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延安后，一套珍贵的晋唐小楷始终陪伴在毛主席的身边。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总能挤出点点滴滴的时间来练字，并且经常翻阅法帖，沉醉于书法的世界。当时，延安的老百姓深知毛主席对毛笔字的喜爱，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特地用一块古砖刻磨成一方砚石，赠予他。然而，遗憾的是，这方砚台在后来的转移中不慎丢失了。但在这个时期，毛主席的书法创作却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以行草为主，用笔恣肆，刚劲挺拔，大气磅礴，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1937年平型关大捷后，一位青年作家在奔赴延安的途中，意外地从被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拾得了四册名著及《石索》、《三希堂法帖》各两卷，他如获至宝，不辞辛苦地将这些宝贝带到了延安。一天，素有“长征才子”之称的朱光与这位青年作家谈得投机，便引他去见毛主席。毛主席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一见如故，殷勤款待。
青年作家感动不已，便将自己挎包中那辛辛苦苦背到延安的“宝贝”一股脑儿掏了出来，欲赠予毛主席。毛主席见状，喜出望外。不料一旁的朱光眼疾眼快，一把将书夺了过去，笑道：“见面分一半！”朱光面无愧色，而青年作家则连忙争辩：“谁说应该归你？”两人互不相让，气氛一时变得有些紧张。最终，在青年作家的调停下，两人决定平分秋色。毛主席得到了两册名著和《三希堂法帖》，这份意外的收获让他欣喜不已。
毛主席的书法，除了斗争的一面，还有着抒情的一面。与《明耻篇》题字相隔仅四月，1915年9月6日，他用小字行草给在湖南一师就读的同学萧子升（即萧瑜）写了一封信——《致萧子升》。这幅作品取楷书的端正典雅，通篇整齐，又兼草书的流畅飞动，“落纸如云烟”，融入了二王的自如笔法，同时兼具了鲁公的茂密雄强。虽然此作难免有些稚嫩，但确实是一幅无可责备的早期成功作品。从这幅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见伟人终身墨迹雏形的形成，以及他勒控其一生七十余年的书法艺术千变万化而不离其宗、不失其钵的神奇统一性、规范性。同时，这幅作品也显示出了他发轫之初的神品，正是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独具魅力的稚作。
人们常说，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文房四宝打败了四大家族；在社会主义时期，又以文房四宝领导了四化建设。这确实是对毛主席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书法家双重身份的生动写照。书法，作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象征和中国人生命的符号，其形式虽为抽象的造型艺术，但内涵却是形象的心灵艺术。它能够以一寓万，魅力无穷，让人在欣赏中感受到无尽的韵味和意境。
毛主席一生与书法为伴，他勤奋聪颖，继承创新，写下了大量的书法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他的书法作品约有450多件，其中包括各种题字题词200多件、书信80多件、手书自作诗词与古代诗词140多件。这些作品大都是行草字，展现了他深厚的书法功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古人云：“观人书法莫如观其行草”。毛主席在三、四十年代的书法多为行书，字形略长，姿态欹侧，重外在美感；而到了五、六十年代，则多为草书，重内在神韵，笔划飞动，字字独立。他一直习惯于以行之开张写草，以草之流便写行，行草相间，亦行亦草，展现了他独特的书法风格和魅力。按照书法艺术的特有规律和审美观来分析，毛主席的行草书法无疑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精神感染力。它是精湛的独特艺术品，丰富了祖国的文艺宝库，也为书法美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源泉。
老臻神化之境的毛主席书法，最具艺术魅力之处莫过于其气势磅礴与宏大。这不仅与他取法张旭、怀素等前辈有着艺术上的渊源关系，更是他创作主体非同凡响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结果。他的书法如大海波涛般汹涌澎湃，如高山万仞般巍峨壮观。如此气魄、如此风度，何止是“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许多不谙书法艺术三昧的人，对于毛主席的书法作品也十分喜爱。这当然并非完全出于政治上的尊崇，也不仅是笔墨情趣上的玩赏，主要是为其磅礴神魄和宏大气势所感染、所倾倒。
黄庭坚是盛唐以降极为出色的草书大家，其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非常之强。以用笔的精到论，从运笔过程中随机处置的艺术效果看，黄书至少不输于毛书；以结构的奇异和空间占有的主动性、复杂性以及由此营造的精神氛围、气度而论，黄庭坚与毛主席也各有千秋，难分轩轾。然而，较之唐人特别是怀素的运笔迅疾，黄庭坚的运笔速度较慢，这有利于字的刻意安排。但由此形成的左缠右绕，在线条推移的连续性和流畅性上，却远不如毛主席的笔无凝滞、简约洗练而又丰富，“听任心腕之交应”。
王铎，确实是山谷以降的草书大家。然而，王铎的草书略有浇漓、雕琢的意味，缺乏饱满澎湃的激情和浑圆苍茫的气象，在气势方面逊于毛主席一筹。与毛主席约略同时而稍晚出现于中国书法史的草书殿军是林散之。林散之的草书艺术也是晚年登上艺术巅峰，这一点与毛主席极为相似。从其用笔结体来看，几近乎完美，确乎是书法史上罕见的草书高人。就控制线条和经营位置的能力而言，他当高于毛书；
在细微部位的精心处理和笔墨情趣的耐人寻味上，也有毛主席书法的不及之处。然而，林散之的草书成就虽高，却仍系小草家数。在通篇的汪洋恣肆、气势宏大和意境瑰丽、视觉冲击力、审美体验的高度等方面，林散之则逊于毛主席。就美的形态而论，林散之书法属于优美范畴，而毛主席书法则属于崇高美的范畴。毛主席的某些作品如《西江月·井冈山》、《致于立群信》、《致华罗庚信》甚至具有某些悲剧意味，令人深感震撼。
林散之有专业书家的兢兢业业、惨淡经营、苦心孤诣、精益求精，因而体法完备，几近于无懈可击；而毛主席则具有战略家兼书家的举重若轻、信手拈来、漫不经心、瑰丽高迈，因而更具松风流水般的天然气象。总体成就而言，毛主席应当高于林散之。他对于唐代草书大家怀素的景仰之情溢于言表，对其借草书宣情、飞笔舞墨、极强的个性化尤为沉迷。似乎惟有草书，才能得到“到中流击水”的酣畅、“极目楚天舒”的宽博；才能勃发“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缚住苍龙”的气概；才能抒写“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壮美。毛主席最善于“观千剑而后识器”，他学诸家之长，融化碑帖之精粹，在草书艺术天地中独创了我国崭新的“毛体”艺术。
毛主席在数十年的军旅和治国生涯中，为中国书坛留下了丰厚的瑰宝。他与时俱进地书写着时代的足迹，引领人们不断锐意创新。“毛体”艺术中所充满的智慧、力量和民族进取精神，将永远鼓舞后人把道德启蒙、人格修养和精神陶冶推向新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