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6年12月，一艘大船行驶在长江上，船客很紧张，船主也很紧张。

一个人紧张，自己会不会死；另一个人紧张，应不应该让那个人死。

不过两个人都没有紧张很久，因为很快这件事就有了结果：

船客被船主绑上了大石头扔到了长江里，而船主大摇大摆开着船，回到了应天府，自以为完成了一项“大任务”。

只不过，他没想到的是，这次擅作主张，将为多年后的他种下祸根，而且还会连带着，让他的“顶头上司”，背了几百年的锅。

说到这里，熟悉历史的朋友应该已经猜到，这个故事的主角究竟是谁了。

没错，就是元朝末年知名的政治人物：“小明王”韩林儿。

乍一看“小明王”这个称号，总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就像是某个山寨的土匪起家一样，但是实际上，这个“小明王”的来头，还真不算小。

这一切的来龙去脉，还要从一个中国历史上存在感非常高“白莲教”说起。

白莲教的创始人，是南宋时期的和尚慈照。

南宋时期的中国，外有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压迫，战乱频繁；内有以赵宋皇室和士大夫为首的昏君奸臣骄奢淫逸，民不聊生。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老百姓就开始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寄托在了宗教上，认为信仰宗教可以让自己悲惨的命运得到解脱，修来世而不修现世，在这种情况下，佛教这种劝人忍耐，缓和社会矛盾的宗教，就开始盛行一时。

而佛教传到中国后，产生了不少派别分支，比如什么华严宗、净土宗、天台宗等等，而开辟这些宗派的僧侣，没有一个不是流芳百世，并且被写在典籍中敬仰，所以不少佛教弟子，也都想过要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派别，跟自己的“前辈”们同样并列在史书中。

慈照就是其中之一，于是他佛理大成后，就在今天上海市和江苏省的交界点，一个叫做淀山湖的地方，创立了一个“白莲忏堂”，并且自封自己的教派叫做“白莲教”。

就此，让后来的王朝感到心惊胆战，却也剿不胜剿的著名“反政府势力”白莲教，诞生了。

其实白莲教刚诞生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强的斗争性和杀伤力，当然主要也是因为南宋本身儒学文化还算昌盛，像白莲教这样的土生宗教，看上去比较“非主流”，而且也不符合儒家价值观中“敬鬼神而远之”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所以在南宋时期，白莲教仅仅是做到了在中下层进行传播，没有真正意义上普及起来，更不用说发展成后来元、明、清的燎原之势了。

但随着南宋的灭亡，一切都开始不一样了起来。

我们都知道，南宋灭亡后，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而元朝统一中国后，实行的制度里有非常关键的一条，那就是“四等人制”。

简单来说就是把全国上下的人群划分成为四个阶层：蒙古人第一等，色目人第二等，北边的汉人第三等，至于南边的汉人，蒙古人将其称为“南人”，那就是最低等，也就是第四等了。

蒙古人搞这个在咱们今天看来完全就是民族歧视融合了阶级歧视的政策，核心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维系自身的种族纯洁性，以便于让蒙古人世世代代都能在中原坐稳了皇位。

可是他们没想到的是，压迫的越狠，反抗的也就越厉害，最早期的蒙古人可以通过强大的武力，让中原的汉族人敢怒不敢言，可是他们能够保证自己的武力能强大几百年吗？

而且，问题还不是出在“四等人制度”上，蒙古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失误，就是他们对于儒家一直抱着非常深的疑虑和排斥感，认为儒家政策没有任何吸收和研究的必要，整个元朝几乎就没有过几年科举。

毕竟蒙古人自己靠着弓马打天下，儒家这种看上去很软弱而且主张和谐中庸的思想，肯定是入不了他们的眼。

可是蒙古人在这里显然又忘记了另一件事情，那就是“马上打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儒家文化在农业社会一直是作为安定人心的重要意识形态存在的，如果废除了儒家文化，但是自己又找不到合理的替代方式，那么国家和社会一定会陷入到混乱中。

这个时候，一些原本隐藏着的危险思想，就会开始破土而出，生根发芽，这其中的代表，就是白莲教。

在元朝中后期，白莲教开始在南方迅速传播，其中流传的教义那也是“简洁明了”，核心其实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元朝的统治不得人心，而白莲教信奉的弥勒佛，会转世成为明王，下凡来拯救人间”。

最开始这种传播只在普通老百姓中流行，可是慢慢地，当蒙古人的压榨开始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时候，连原本比较支持蒙古人的地主阶级，都开始害怕了。

蒙古人这个时候做的就是无论对普通老百姓还是士绅豪强，都清一色压榨，而且因为不实行科举，所以说连给士绅的阶级上升空间都不具备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白莲教的传播就开始逐渐从老百姓那里，蔓延到地主和士绅家庭，比如白莲教起义两大领袖之一的刘福通，根据历史记载，他就不是什么老百姓出身，而是不折不扣的地方土豪。

要知道，对于农业社会来说，核心支撑其社会运转的力量，就是地主和士绅阶级，如果连这些人都对王朝失去信心，那么这个王朝基本就可以宣告走向陌路了。

此时的白莲教，就像是一大堆被淋上油的柴火，就差一点火星就会燃起熊熊烈焰，而这个火星也“不负众望”地如期而至了。

就是因为这件事，最终才引发了白莲教大起义，甚至直接波及到元末社会的方方面面，极大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件事就是著名的“修黄河事件”。

在公元1350年，黄河决堤，于是元朝的宰相脱脱亲自主导，派出了治河名臣贾鲁来到了黄河边上，召集了浩浩荡荡的十五万民夫修筑黄河，巩固堤坝。

本来这是个好事，但是执行的过程中出了问题，因为元朝不仅派出军队监督这些民夫，让他们没日没夜地干活，甚至连他们的粮食都进行克扣，摆明了不把这群民夫当成人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于是在这群民夫中，白莲教开始疯狂传播，其中一个叫韩山童的头目，发现了这个关键且敏感的时机，所以就跟自己的战友刘福通商议，准备开始制造各种流言，煽动民夫的情绪。

要知道这十五万人，基本上都是青壮年，稍加训练就是最好的战斗力，而且青年人脾气暴躁，对生活更容易产生不满，简直是反抗元朝的天然生力军。

煽动人心的这个任务，最后就落在了韩山童的身上，韩山童祖上好几代，都是白莲教的头目，可以说累积了几代人的威信和话语权，本来有天然的领袖光环，说起话做起事了也具备信服力，但这还不够，为了让这群青壮年人更加信奉自己，韩山童还玩了另外两个把戏，其一是制造了一个独眼石头人，把这个石头人埋在河道下面，然后跟刘福通两个人暗地里散播谣言：

“石人一只眼，跳动黄河天下反。”

这个方式的意义，就是先给周边的人种下心理暗示，让周围的人以为元朝的国运到头了，大家造反就没有心理压力，毕竟在古代，皇权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如果没有合适的自我催眠理由，一般人也不敢直接造反。

其二就是伪造韩山童的身份，说他是“宋徽宗八世孙”，这招主要还是为了笼络士大夫阶层，毕竟宋朝对待士大夫还是非常不错的，打出宋朝的名号，也能够让这些人更支持白莲教起义。

就这样，在1351年的5月份，早就被埋好了的独眼石人“偶然”被挖了出来，韩山童“赵宋皇族”的身份，也“偶然”被曝光了。

在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述过后，韩山童自称是“弥勒下凡，明王传世”，跟刘福通一起，率领3000人宣告起义反元，因为这群人以头裹红巾作为标志，所以又自称为“红巾军”，揭开了元末农民战争轰轰烈烈的序幕。

但很可惜，历史总是带有一丝黑色幽默，就在他们刚刚宣布起义后，元朝军队就派人前来围剿韩山童和刘福通，结果刚当上“明王”没多久的韩山童就壮烈战死。

刘福通一个人独木难支，只能再找一个政治旗帜树立起来，于是他就拥立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继承了他爹“明王”的称号，号称“小明王”，将其奉为名义上的领袖，并且以此开启了红巾军转战各地的征途。

应该说，红巾军跟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农民起义，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也是反抗压迫为最初的目标，也在后来因为缺少经验和人才，逐渐走向衰亡。

不过在白莲教旗帜的号召力下，当时各地对元朝有各种怨念的诸侯力量，也的确纷纷接受了“小明王”韩林儿所册封的官职，所以这个国号为“宋”的“韩宋”政权，某种程度还是具备相当强的合法性的。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朱元璋，朱元璋在称帝之前，是韩宋正式任命的“吴王”，尊奉的也是韩林儿的“龙凤”年号，所以在后来刘福通战死后，朱元璋专门去派人，试图将韩林儿迎接到了自己的大本营应天城，也是能说通的，不管怎么说朱元璋跟韩林儿也是正经的下级和上级关系。

但问题也就在这里，普遍来说，在我们文章开头叙述的“溺死韩林儿”这一事件中，绝大部分同意的观点，就是“因为朱元璋想要称帝，而韩林儿已经成为了他称帝路上最后的绊脚石，所以朱元璋暗示手下将领廖永忠将韩林儿淹死，消除隐患”。

而且这件事也是多年后朱元璋选择杀廖永忠灭口的根本原因。

看上去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仔细联系当时的客观历史情况去想，却有点不符合逻辑。

朱元璋称帝是在两年后的1368年，而韩林儿被淹死的时候，朱元璋还没有解决掉自己的另外一个对手张士诚。

而韩林儿刚好是朱元璋从张士诚的围攻中解救出来的，如果说朱元璋真的一心把韩林儿当成绊脚石，为什么还要救出韩林儿，放任他死在张士诚的围攻中不好吗？自己亲手杀了韩林儿，反而是给人提供了话柄，这属于非常反人性的“趋害避利”了。

而且，朱元璋残忍好杀，但他为人更多喜欢明正典刑，并不愿意搞阴谋手段，如果他想弄死韩林儿，大可以用“邪教妖人”的理由，毕竟当时的白莲教鼎盛期已经过去了，随着朱元璋重开科举，儒家思想又占据了明朝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白莲教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

完全没必要用淹死的方式，让自己“开国雄主”的形象受损，有了“阴险小人”一面，非常不值。

所以说，朱元璋杀死韩林儿这件事，其实有相当程度的概率，是给人背锅了，谁呢？两个可能，一个是做这件事的廖永忠，因为有可能廖永忠真的揣测朱元璋的心理，觉得朱元璋是想让自己“做脏活”，所以直接一不做二不休，把韩林儿淹死了。

或许好多年后廖永忠被朱元璋赐死，也有朱元璋对他“算旧账”的可能。

另外一个可能，或许是朱元璋手下的江南士大夫群体，他们既然投资到了朱元璋身上，就肯定希望朱元璋的统治能够长长久久，不出问题。

而留下韩林儿这样一个具有宗教色彩背景的政治人物，毫无疑问是给朱元璋的政权抹黑。

要知道韩林儿之前可是朱元璋的顶头上司，如果朱元璋称帝，两个人的关系怎么算呢？见面必然会很尴尬，而且更重要就是韩林儿这层白莲教的身份，老朱自己在建立明朝后，就极力想摆脱这层身份，而韩林儿只要还活着，这层身份就很难洗掉，老朱自己未来总会有一种“摘果子”的嫌疑：毕竟最开始反元的人不是你，是人家红巾军啊！

所以说，江南士大夫群体，在这个问题上为朱元璋“贴心考虑”，也不是没有可能，甚至说先手一步，替朱元璋解决麻烦，也属于一种“表忠心”的体现。

只不过尴尬的是，这口锅，最后还是回到了老朱身上，到了今天乃至以后，都很难再摘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