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劣迹斑斑，

毫无生活阅历，

鲁莽冲动，

胆大妄为的年轻人，

曾轰动了上个世纪80年代整个上海滩。

人们议论纷纷，

表情复杂，

不光是因为他犯下了惊天大案······

上海市大连西路562号，中国工商银行西体育会路储蓄所，总面积只有大约30平方米，地方非常狭小，前后有两扇门，没有监控、探头之类的现代化技防设施。

1987年11月16日，储蓄所三女一男4名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上午10时许，储蓄所里进来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只见他在柜台前东张西望，既不存款，也不取款，似乎在关注各年限的存款利率，又似乎在观察储蓄所的布局和周围环境。

中午时分，按当时的作息安排，储蓄所要关门午休，工作人员轮流外出用餐。12时许，储蓄所的三名工作人员出去了，只剩下一名叫朱亚娣的女同志在柜台里打电话。

突然，储蓄所的后门响起一阵敲门声，朱亚娣以为同事有事回来了，放下电话，毫无防备地就去开了门。

门一开，朱亚娣顿时惊呆了，只见门口站着一个陌生的男青年，手里举着一支枪，眼神既凶恶，又紧张。

意识到危险之后，朱亚娣猛地转身拉响了紧急报警系统，并大声呼叫起来：“有人抢银行了！有人抢银行了！”

就在这个时候，储蓄所里传出了两声枪响。

朱亚娣头部中弹，当场倒在血泊之中。

在附近吃午饭的同事听到呼喊声中夹杂着枪声，意识到储蓄所出事了，连忙回奔，开枪杀人的凶手来不及抢劫储蓄所的钱款，仓皇逃窜，很快消失在弄堂里。

很快，呼啸的警车紧急驶来。

拉起警戒线后，警察开始勘察现场，储蓄所的电话没有挂断，后门内侧的地上有一摊血浆。朱亚娣头部中弹，躺在地上，已经死亡。储蓄所内全部箱柜完好无损，柜面上的现金分文未动。

案情整理上报之后，上海市公安局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了由刑侦处老刑警端木宏峪领衔的专案组，全力以赴展开侦查。

经过现场走访、现场勘查，端木宏峪认为案发前曾在储蓄所内长时间逗留的那个年轻人，有重大作案嫌疑。沿着这条线索，专案组对储蓄所三名工作人员及案发现场其他目击证人，进行了详细询问，并依据他们的口供反复进行现场模拟，最终刻画出了犯罪嫌疑人模拟画像：20多岁青年男子，1.70米左右，上海口音，体型偏瘦，上身穿一件米色拉链夹克衫，下身穿一条海蓝色长裤。

鉴于犯罪嫌疑人作案前有“打样”的过程，再综合遇害者朱亚娣拉响储蓄所紧急报警系统以及“有人抢银行了”的现场呼救，专案组断定，这就是一起银行抢劫杀人案，完全可以排除情杀或报复杀人的可能。

除此之外，在案发现场，专案组提取到五四式枪弹一枚，在储蓄所门锁处提取到犯罪嫌疑人指纹一枚。

端木宏峪认为，案发现场这枚五四式枪弹与几天前发生在“茂新轮”上的盗枪案应该有密切联系，很有可能系同一人所为。

形成这个判断之后，端木宏峪随即调取了11月13日在“茂新轮”盗枪案现场提取到的一枚犯罪嫌疑人指纹，经过仔细比对，两个案发现场的指纹，无论纹线形还是细节特征，都高度吻合，系同一人所留。

综合这些线索和证据，端木宏峪在案情分析会上谈了他的一些看法——

首先，两案可以“并案侦查”，犯罪嫌疑人先于11月13日在“茂新轮”上盗取了五四式手枪和枪弹，3天后，也就是11月16日，犯罪嫌疑人在西体育会路储蓄所实施了抢劫杀人。

其次，犯罪嫌疑人在两个案发现场都留下了指纹，加上目击证人的模拟画像，这个家伙不是个心思缜密的罪犯，只要找对方向，我们应该能发现更有价值的线索。

另外，我仔细复盘了储蓄所的案发现场，明明已经失去了抢钱的机会，还要开枪杀人，说明这个家伙不仅鲁莽，而且危险，现在这个情况，我们慢一步，他就可能犯下新的命案。

还有一点，从“茂新轮”盗枪，到银行踩点，实施抢劫杀人，这说明盗枪绝不是偶发案件，而是蓄谋已久，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才能对“茂新轮”的情况如此熟悉，作案时，能轻松避开航警值班室的视线，准确地进入轮船乘警室。

只有一种可能。

犯罪嫌疑人平常离轮船很近，或者就在轮船上······

按照端木宏峪的侦查部署，就在专案组在上海海运管理局下属各单位展开摸排的时候，一辆无人认领的永久自行车，经群众举报，竟然成了侦破这起大案的突破口。

上世纪80年代，即便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辆自行车也是家庭“三大件”之一，尤其像永久这样的名牌自行车，一般要花费青年职工几个月甚至半年的工资，而且还要“凭票购买”。所以，在那个年代，谁家要是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那必定是格外的珍爱。

说来，很有一些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意味。

1987年11月16日晚上，也就是储蓄所抢劫杀人案案发的当晚，就住在案发现场附近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一位老同志，无意间注意到储蓄所附近有一辆七八成新的黑色永久牌自行车，见天色已晚，老同志还有些纳闷，心说这么好的永久，放在街上不怕人偷吗？

当天夜里，上海下了一场雨。

17日早晨，这位老同志出门，发现这辆永久自行车还在原地，他上前摸了摸车垫，有些湿，说明车子的主人一夜没来骑车，这情景让老同志有些犯嘀咕，正常情况，谁会那么随意地将一辆永久丢弃在街上呢？

老同志决定等等看。

可是到了中午，这辆永久自行车还在原地，无人认领。

难道是昨天储蓄所抢劫杀人案，凶手没来及骑走，留在这里的？

想到这里，老同志立即到公安局报了案。

因为这辆蹊跷的自行车就在案发现场附近，这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重视。通过车牌号，专案组很快找到了这辆永久自行车的主人，一位退休工人单师傅。

据单师傅说，11月16日（案发当天）上午8点多钟，他儿子单志龙的同学来借自行车。单师傅说自己当天下午一点半要骑车外出，要借可以，但必须当天中午就还回来。

借车的同学说没问题，然后就把自行车借走了。

可是一天过去之后，自行车还没有还回来，因为这个，单师傅还骂了儿子。

但他儿子说，他这个同学平日很大方，应该是临时有事耽误了。

听完单师傅的讲述，专案组将单师傅带到现场确认，果然是他的永久。

凭直觉以及暗中观察，端木宏峪认为单师傅说的是实情，后经多方调查取证，很快证实单师傅父子与本案无关，案发当天，多人均可证实，他们不在案发现场。

那么，向单师傅父子借自行车的那位同学就有重大嫌疑了。

单志龙告诉专案组，向他借车的同学名叫于双戈，以前也向他借过车，但这一次很不正常，借完车，人就莫名消失了，车也没有还。

按照单志龙提供的线索，专案组很快锁定了这个叫于双戈的年轻人——于双戈，1963年8月22日出生，时年24岁，中等个子，体型偏瘦，祖籍山东莱阳。从小被伯父母领养，是家中唯一的儿子。

1981年，于双戈高中毕业，在家待业一年，后分配到上海海运管理局当乘警，先后在“长更”、“长立”、“长绣”、“长锦”号等轮船上工作。后因赌博、倒卖外烟等不法行为，1987年9月被海运局处理，后调到上海公交公司第二分公司75路车队当售票员。

无论是相貌特征，还是工作背景，于双戈都与两案犯罪嫌疑人高度吻合。

“肯定就是他！”

端木宏峪说，犯罪嫌疑人已经现形了，接下来我们只需要一枚指纹，就能定案。现在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去于双戈家，争取提取到有效指纹；一路去调查于双戈的详细档案资料，如果他已经潜逃，这将有助于我们下一步的追捕工作。

两路人马撒出去，鱼很快就网了上来，而且还是“大鱼”。

调查于双戈档案资料的这一组，居然意外地在于双戈填写的档案材料上提取到一枚有效指纹。这枚指纹与留在案发现场的那两枚指纹经过反复对比，确系同一个人所留。

赶去于双戈家的那一组，收获更大。

当端木宏峪带队来到于双戈家中的时候，一对中年夫妇正满面愁容地深陷在幽暗的角落里，女的始终在哭泣。

这对中年夫妇不是别人，正是于双戈在上海的父母。

见警察到来，于双戈的父亲似乎有一些如释重负的感觉，于双戈的母亲则哭得更凶了，端木宏峪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他们，想听听接下来他们会说些什么。

在沙发上坐下后，于双戈的父亲说，警察同志你们来的正好，我们正准备去报案。

端木宏峪注意到，这么说的时候，于双戈的父亲始终不安地看着茶几上的一个铁皮盒子。

端木宏峪敏锐地问了一句，这个铁皮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于双戈的父亲听了，有些慌张地连忙去打开铁皮盒子。

铁皮盒子打开，里面赫然装着半盒子的子弹。

端木宏峪看到子弹，没有追问下去，他伸手取出一颗子弹，凭经验，他认出子弹就是五四式手枪的，看来眼前的子弹是“茂新轮”丢失的子弹无疑了。

于双戈的父亲，看着神情严肃的端木宏峪，他先是向窗户的方向望了望，然后交代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案发当天（11月16日）早上，于双戈起床后急匆匆地就出了门，神情有些异样，想到儿子有赌博的恶习，于双戈的父亲有些不安，上午时分，他给于双戈的工作单位打了一个电话，获悉于双戈没有上班，他的预感更加不好。

中午的时候，于双戈的母亲到于双戈的房间里打扫卫生，无意间在抽屉里发现了铁皮盒子。于双戈的父亲看到铁皮盒子里的子弹，第一个反应就是，儿子会不会还有枪。

就在这个时候，于双戈在西体育会路储蓄所开枪杀了人。

当时，于双戈的父亲并不知道，直到傍晚，才隐约听人说西体育会路那边有人开枪杀人，抢银行了。

想到于双戈平日冲动鲁莽，再联系到铁皮盒子里的子弹，于双戈的父母寝食难安，一直焦虑地等待着。

但是那一夜，于双戈没有回家。

第二天一早，于双戈的父母觉得天几乎要塌了，夫妻俩急匆匆地赶到于双戈女朋友蒋佩玲的家中，结果开门就看见了于双戈，地上一堆烟头。

于双戈的父亲问他昨天的行踪，为什么没有去上班？

于双戈起初还想欺骗父母，说自己昨天身体不舒服，不想上班，就到蒋佩玲这边来了。

于双戈的父亲不相信，厉声质问，铁皮盒子里的子弹是从哪里来的？你是不是还有枪？

于双戈知道已无法隐瞒，只好把什么都说了，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父母能放他一条生路，让他远走高飞。

蒋佩玲为情所困，认为自己早已是于双戈的人，也跪在于双戈旁边，一起求情，表示要与他同生共死。

于双戈的母亲经不起儿子的苦苦哀求，于心不忍，几乎被说服。但是，于双戈的父亲态度坚决，一直横在门前，坚决要求于双戈到公安部门自首。

“你是逃不掉的，自己做过的事自己承担，去自首吧，儿子！”

于双戈见无法打动父亲，耍了一个花招，他一面敷衍说听父亲的话，一面表示要回房间收拾几件衣服，准备去坐牢。

于双戈的父亲，哀叹一声，坐在一条小板凳上，埋头抽起闷烟来。

于双戈抓住这个空隙，回到房间，拿了一个小包，拉起蒋佩玲，夺门而出。

见于双戈还是要跑，于双戈的父亲跟着追出门，大声叫喊：“捉牢伊！捉牢伊！”

这一叫喊，蒋佩玲慌了手脚，皮鞋扭了一下，重重地摔倒在地。这时候的于双戈根本没有理会，他抛下蒋佩玲，不顾一切地消失在将至的黄昏了。

蒋佩玲起先还想爬起来追，但追了两步，她又重重地摔倒在地，看着于双戈决绝消失的背影，痛哭流涕。

几乎就在于双戈的父亲向专案组坦陈一切的时候，蒋佩玲昏倒在了去派出所的路上。

蒋佩玲也是一个苦命的女子，15岁时丧父，21岁时母亲也死了，后来一直跟势利的姐姐共同生活。1986年12月，经人介绍，蒋佩玲认识了于双戈，两人感情很好，原本想早点结婚，但姐姐嫌于双戈没钱，要求他赶紧挣钱，准备一份好彩礼，第二年“五一”或者“十一”再考虑结婚的事。

这一年间，于双戈为了挣钱，赌过钱，倒卖过外烟，结果换来的却是雪上加霜，不仅钱没赚到，反而被单位开除，到公交车上卖票去了。

但于双戈并没有埋怨蒋佩玲的姐姐，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好花钱，挥霍无度的人，早在遭遇蒋佩玲那势力的姐姐前，他早已掉进了无底的洞里。

对于没钱的日子，于双戈曾对蒋佩玲说过，“一个男人没有钱，就是小赤佬，莫说别人，就是自己也瞧不起自己，要朝自己吐口水。”

因为越来越堕落，越来越失控，对于双戈而言，犯下惊天大案是迟早的事情。

1987年11月16日中午，在西体育会路储蓄所行凶杀人后，于双戈慌不择路，像老鼠一样在弄堂里逃窜，最后来到东海船厂，找到了女朋友蒋佩玲。

那天下午，于双戈带着蒋佩玲先去咖啡厅，后去歌舞厅，醉生梦死，尽情潇洒，一直玩到深夜12点。尽管于双戈表面上依旧像往常一样潇洒自如，实际上他的心态因恐慌已经崩了。蒋佩玲见他神情异常，说话有时前后颠倒，起初以为他又是赌钱输了，或者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中途，蒋佩玲还问过他，“亲爱的，你没遇到什么事吧？”

于双戈不说话，拿手比划着开枪的姿势。

蒋佩玲见了，觉得莫名其妙，并没有深想。

玩到夜里12点，于双戈不敢回家，就住到了虹镇老街天宝路蒋佩玲的家里。

第二天，在蒋佩玲家里，于双戈若有所思，突然间对蒋佩玲说：“玲玲，你马上帮我去弄些钱来。”

蒋佩玲一愣，不安地问：“派啥用场？”

于双戈说：“我抢银行，杀人了。”

蒋佩玲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以为于双戈心情不好，在搞恶作剧，便拉住他的双臂，一个劲地问：“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

于双戈不愿再隐瞒下去，接着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讲了盗枪、抢劫、杀人的全过程。

讲完，于双戈冷漠地感慨道：“人生真像一场噩梦。我大概是醒不过来了。”

听到这些，蒋佩玲先是愣在原地，接着便痛哭起来。

女人的哭泣，有时候很危险。

等到蒋佩玲哭完，她似乎也陷入了噩梦之中，醒不过来，她对于双戈说：“我已经是你的人了。我们要死活在一起，我陪你一起逃。”

说完，蒋佩玲走出家门，到外面弄了200元，回来全部交给了于双戈。

于双戈将钱揣在兜里，正准备收拾一下，带着蒋佩玲一起潜逃，这时候，门突然被敲响了。

蒋佩玲开门一看，原来是于双戈的父母找来了。

接下来发生的，蒋佩玲讲的与于双戈父亲说的基本一致。于双戈一个人逃跑之后，她本来想去派出所自首的，但走到半路，却走不动了。

蒋佩玲没有隐瞒，她说：“我要等于双戈的电话。”

于双戈的父亲本想陪蒋佩玲去自首，但见她说这样的话，于心不忍，便对她说，“你等等他的电话也好，如果他打电话来，你一定要劝他去自首，跑是没有用的。”

蒋佩玲点点头，转身走了。

于双戈的父母本想跟着，但走着走着又停了下来。

那一个下午，漫长到无边无际。

于双戈的父亲在挣扎中，终于坐不住了，正在他们准备去报案的时候，专案组来了。

蒋佩玲也许是绝望了，她独自一人，没有等多久，就走出弄堂，在去派出所的路上，昏了过去。

鉴于于双戈已经潜逃，根据于双戈的社会关系，专案组除了在上海布控力量外，又迅速有重点地向外地派出了3支队伍：一支扑向于双戈的原籍山东莱阳；一支飞至广东于双戈的一个亲属处；另一支奔赴浙江宁波蒋佩玲的奶奶家。

端木宏峪认为，于双戈过去做过乘警工作，具备一定的反侦察能力，他可能不太敢接近自己的亲戚朋友，蒋佩玲奶奶家在浙江宁波这条线索很重要，他很可能向这个方向潜逃，理由有三：一、他并不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条线索；二、他身上没有多少钱，急需藏身之地；三、他极有可能会给蒋佩玲打电话，探听风声，要她前去会合，浙江宁波离得不远，这个地方对他而言，各方面都合适。

端木宏峪的判断非常准确，于双戈确实逃到了浙江宁波，只是他没有冒然去蒋佩玲的奶奶家，而是风餐露宿，在外混迹了一个星期。

11月23日，于双戈按耐不住，来到宁波市中心一家邮局的电话亭内，准备打长途电话给蒋佩玲，探听上海那边的风声。但是长途电话还没有打通，在浙江警方的大力支持下，于双戈就被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苍水街派出所干警陈永康和严京铨抓获，并当场缴获“茂新轮”失窃的两支手枪和子弹若干发。

于双戈到案之后，知道自己已经完了，很快就全部撂了。

据于双戈交代，由于自己挥霍无度，赌钱老输，这一年来欠下了一万多的外债，为了还债结婚，就有了抢劫的想法。

11月13日下午，他携带作案工具到“茂新轮”上盗枪。当他从黄埔公园乘上交通艇，靠上停泊在黄埔江中的“茂新轮”时，上船下船，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茂新轮”乘警室的门尽管锁着，于双戈用旋凿、榔头撬门砸锁，虽然动静不小，但却无人察觉，航警值班室形同虚设。

轻松盗取两把手枪和若干子弹后，当天晚上10点多钟，于双戈来到好友徐根宝的家里。

一进门，于双戈就压低声音说：“根宝，我干了一件惊人的大事······”

说着，他从帆布包中取出手枪和子弹给徐根宝看，随后讲了上“茂新轮”盗枪的全过程。

徐根宝不由地心惊肉跳，声音颤抖地说：“你闯祸了。”

于双戈说：“我已经把枪偷出来了，你再怎么说也无用了。”

徐根宝赶紧说：“办法还是有的，要么你马上去自首，要么把枪还到轮船上，要么赶快把枪扔到黄浦江里。”

于双戈听了，不高兴地问：“我们还是不是老好的朋友？”

徐根宝肯定地点头。

于双戈说：“既然我们是老好的朋友，就应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枪和子弹，暂时在你家里放几天。你帮我做一件事，帮我把帆布包里的羊角榔头、旋凿这些东西统统丢进黄浦江。等我搞到大钱，一定有你的份。”

徐根宝从小到大，一向喜欢听上海滩旧帮会的各种故事，他总是说，过去上海滩的一半都是江湖义气，我们想混得好，也是要讲江湖义气的。

渐渐平静下来之后，他觉得于双戈让他保管枪支弹药，是出于朋友的信任，即便哪天事情败露了，于双戈出于江湖义气，也不会将他卖了，如果自己连这点事都不愿意做，那就太不够意思的。

然而，徐根宝没有想到，于双戈到案之后，第一时间就将他供了出来。

江湖，就怕你只看到义气，看不到出卖。

于双戈银行抢劫杀人案，毫无悬念，上海市民看待于双戈，除了一些猎奇的心理，更多的是讥讽、藐视与嘲笑，觉得他被判死刑，挨枪子，是咎由自取。

有人说，借自行车去抢银行，一分钱没抢到，还杀人，简直没脑子。

还有人说，遇到那么好的女人，还作孽，真是活腻了。

更有人说，朋友多么仗义，开口就卖人家，太不讲究了。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个挺特殊的时代，向后看，那漫漫浩劫的伤痕还在，向前看，隐隐已能看到新的洪水猛兽，总之，人们都有一个感觉，好人难遇。

正因为如此，1987年11月9日，当蒋佩玲包庇案和徐根宝窝藏案在同一天相继开庭时，上海媒体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现场直播，结果引发万人空巷。

在庭审中，蒋佩玲眼含泪水，悲伤地说，自己终归是于双戈的人了，大难临头各自飞的事，她做不来。于双戈是坏人，但对她好过，所以那个时候，她出钱出力地帮他潜逃，她可以绝望，但不想后悔。

所有人都觉得她这么样不值得，她却无怨无悔。

这一点，让当时的许多人有些意难平。

徐根宝在庭审中也是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他说，为于双戈窝藏枪支弹药，是为了讲哥们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总是要疼的。现在他知道错了，当时没有人告诉他。

一个劣迹斑斑，一无是处的亡命徒，身边居然有这样的女人和朋友。

坏人觉得不真实。

好人觉得不公平。

于是，在万人空巷的庭审还没结束的时候，“娶妻就娶蒋佩玲，交友要交徐根宝”的流言就在上海流行起来。

1988年1月8日，上海人民法院以包庇罪判处蒋佩玲3年有期徒刑；以窝藏罪判处徐根宝有期徒刑5年。

在此之前，1987年12月11日下午2时，于双戈已被执行死刑······

多少年过去后，看过当年直播庭审的一位上海诗人，曾说过一句饱含诗意，令人深思的话：那一天，我们都站在人性的荒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