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官场上有“汉人地方官最高为布按”的说法，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未必准确，整个乾隆朝，汉臣督抚多少还是有一些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汉人督抚的总体数量很少，不到旗人的三分之一。而且总督这个级别，更是不到四分之一。

清代皇帝向来把“满汉一家”挂在嘴上，可世人都知道，越是这么喊越显得满汉不是一家。在各省总督的任命上，更是体现了重满抑汉的这一基本原则。

在皇帝看来，大学士、军机大臣，以及各部尚书都舍得给汉臣，唯独总督一职不敢轻易授予汉人，大致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明代发明总督的时候，其本意是让京官到特地的区域统筹一个或数个省的军务，尽管清代将总督一职地方化，但总督偏向军事的这个基本职能始终没有变。

我们知道，清代京城各部院衙门实行的是满汉双轨制，堂官既设满又设汉。也就说是，从体制的层面而言，清代最高统治者并没有剥夺汉人升任各部尚书的权利。

从品级来看，各部尚书自雍正以后被统一定位从一品，这个从一品是实打实的，没有半点水分。

各省总督例由兵部尚书的兼衔，名义上看也是从一品的。不过在官方文献中，比如《大清会典》中，依然把总督的品级视为正二品，即原品为正二品。

清代的加衔很有讲究，通常我们认为总督加了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右都御史衔以后，就有了节制辖区文武和监督百官的权力。

事实上，总督并非都加兵部尚书衔，关键取决于总督之前的官职。比如以在京尚书出任总督，那么肯定是加兵部尚书衔的；如果是在京的侍郎以及各省巡抚升任总督的，那么就要请旨，至于是否加尚书衔要看皇帝的意思。但自道光以后，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基本形成定制。

有一个误区是需要指出的，总督不管加不加兵部尚书衔，和他实际的权力并无多大影响，仍旧可以节制辖区绿营以及监督百官。

说白了，给总督加尚书衔只是一种荣誉性的做法，这一点与大学士加太傅、太保是同一个道理。

既然总督比尚书地位略低，那么为何到了汉人这里，反而是总督的含金量更高了呢？

其实也不难理解，汉臣如果在京为各部尚书，除了以大学士管部，或是资历威望很高的以外，基本上都是满尚书的陪衬，手里头的实权少得可怜，无非就是凑数而已。

总督就不同了，因为清代官制中地方官并不实行满汉双轨制，总督一职非满（统指旗人）即汉。

总督的事权极大，军政、民政、司法以及外交等领域几乎无所不包，皇帝在授予总督时极为慎重，尤其是乾隆皇帝，向来对汉臣有成见，认为他们靠不住。

乾隆中期最极限的情况下，全国八个总督清一色是满员，十五个巡抚汉人也仅占五席，所以汉臣私底下就发牢骚，说汉人到了地方以后，能做到布政使、按察使已经是天花板了。

六部尚书在皇帝眼皮底下，所管理的也仅限于本部事务，他们不像大学士、军机大臣那样有最高决策权。皇帝和军机大臣们拿了主意后，由各部去具体执行。这样一来，尚书自然难有作为。

不仅如此，像户部、刑部两个衙门，由于涉及钱粮、刑名两项最重大的事务，此二部非但不容易出成绩，还经常因办差不合上意而受到各种处罚。特别是刑部尚书，任上如果不落下几个处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总督主管一省或数省军政事务，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只要不出现钱粮亏空、辖区内百姓不造反，那就属于政绩突出。

如果要是遇到突发情况，比如水旱自然灾害时赈济得当，或是国家用兵协调有功，那么就属于政绩十分突出者，遇到这些情况，皇帝都会下旨褒奖，赐上一个太子太保或是加上一个大学士衔。

总的来说，总督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调到京师任职的，这是因为总督和尚书的工作性质不同。可以这么认为，皇帝提拔官员当尚书不难，而要培养一个得力的总督，则需要花费极大的精力。

有清一代，没有出现过地方督抚造反的情况，这与清代皇帝约束地方督抚不无关系。

根子还是出在重满抑汉上，因为总督多为满员，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说什么也不会拉起队伍造皇帝的反，因为他们的身份就是旗人，总不至于自己造自己的反吧。

而让汉人大范围担任总督显然是不放心的，毕竟大清朝是满人建立的政权，自古以来在汉人心中都认为少数民族都不适合做中原的主人，并且清代的皇帝也不怎么自信，对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心存敬畏。

如果八个总督中，大部分都是汉人，那么就会存在隐患，中央威望很高的时候倒是不担心，可一旦国家遇到重大突发情况时就很难说了，皇帝不敢保证这些汉人总督们没有异心。

有一个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曾国藩收复武昌后，咸丰皇帝很高兴，下旨让他署理湖北巡抚。

不料朝中有位军机大臣说，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在籍侍郎，他凭借湘军就可以收复武昌，如果让他担任实权的巡抚，岂不是比太平军更具威胁。

咸丰马上就被警醒了，很快下旨夺了曾国藩的巡抚头衔。咸丰十年的时候，朝廷到了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一职。

当然，总督比尚书含金量高的说法仅限于汉人，并不适用于满人，各位读者不可错误理会御史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