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辽金元是新的一轮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与汉民族深度融合的过程，也是南北在地理层面长期对峙进而再次一统的循环，作为探路者、过渡性质的辽国毫无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只能自我探索。所以，辽国制度在历史上是最特殊、最复杂的存在，但却极其实用。
由于辽国只是占据了幽云地区的农耕区，所以并不能将生产方式完全切换到农业，必须在制度层面做到对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同时兼顾。说白了，幽云地区只是契丹国的一部分而已。
对于辽国中枢来说，燕云更多是藩镇性质，所以初期的辽国还必须坚持草原本位、维持武力优势，以更好地驾驭幽云。
太祖阿保机和太宗德光一生致力于开拓，当现实验证了契丹还不具备直接消化、统治中原的能力之后，世宗即位后就将更多精力用于制度建设，以更好地消化太祖、太宗所开拓的疆土，并创造性的出台了南北两面官制度，实行北面官统治游牧文化、南面官统治农耕区的二元政治结构。
辽国的南北面官的最高机构均为枢密院：北面官分别有北宰相府、宣徽北院、夷离毕院和北翰林院等重要机构；南枢密院有中书省、宣徽南院、御史台、大理寺、南翰林院等重要机构，同时，南枢密院下设吏、兵、刑、户、工五房，中书省兼礼部。
可以看出，南北面官的行政设置完全是考虑了各自区域的文化属性，充分考虑了两面的文化和风俗，北面官大量保留了契丹旧制，并部分采用了突厥、回鹘等部族的制度，是为了更好地统驭游牧区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胡人。
南北宰相均设两员，都称北府宰相和南府宰相，只不过南面官的宰相又同时设立参知政事的职位，将汉官制度体现得是淋漓尽致。
从这一点也看出了契丹的实事求是。
当然，世宗之所以如此也是为了更好地控驭游牧部族和燕云藩镇，加强中央集权。
同时，南北枢密院也只是单纯的行政机构，大政决策还是由皇帝和包括南北二院的枢密使、宰相、夷离毕、参知政事等高官集体进行讨论、决策。
本质来说，南北枢密院只是辽国中央集权下的两个组成部分而已。
到了景宗朝，南枢密院的军权被北枢密院兼并，南面官只剩下行政权，形成了北枢密院独立执掌军事，兼治游牧族群，南面官只负责农耕区民政的政治格局。
这是契丹朝廷削藩的必然结果，也是其草原本位战略的具体实施。
当然，契丹如此绝对不是为了突出草原文化，从阿保机即位之初契丹就定下了并吞汉地、成为正宗汉式王朝的终极目标，本质来说，契丹只是在这一大目标下兼容草原部落而已。之所以在权力上偏重北面官，只是为了更好地团结本部族统驭全局而已。
实际上，辽国的历史是一部逐渐远离游牧文化向中原王朝进化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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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地方上依然是二元政治，辽国将契丹、奚等游牧族群按照地区划分为数十部，设立节度使进行管理，幽云和渤海地区则采用汉人州县的管理办法。
由于辽国的内部情况极为复杂，所以就实行了五京制，分别为：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
为了更好的控驭地方，辽国皇帝始终坚持祖先的四时捺钵制度，也就是依照游牧部族的生活传统，四处迁徙，建立流动式的中央政府。四时捺钵分别有“春水”“秋山”“坐冬”“坐夏”的称呼，主要为春季捕鹅、钓鱼，夏天放鹰，秋天射鹿，冬天猎虎。
也就是说，一年四季都有对应的活动，同时也有固定的巡游地方：春天大多在鱼儿泺（今吉林白城），夏天多在永安山、炭山（大兴安岭东南），秋季多在庆州西部（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冬天多在潢河、土河交汇处的广平淀（今内蒙古翁牛特旗）。
在春季捺钵活动期间，周围千里之内的属国、部族首领都要来朝见皇帝，进行表态，辽国此举更多是为了安抚、控制、震慑、考察各部。就像清朝的木兰秋狝制度，统战的意义更大。
同时，一些重要会议和人事任命也是在四季捺钵中举行、解决。
和当年的秦始皇一样，辽国皇帝也是以流动政府来更好地控驭地方，加强中央集权。
辽国以五京为中心设立了五京道，五京道既是行政区，也是监察区。
五京道之外，辽国还设立了包括上京路、中京路、东京路、长春路、辽西路、南京路、平州路、西京路一共八个财政路。财政路之外还设立了东京路、东北路、黄龙府路、咸州路、南路、保州路、南京路、平州路、西京路、西北路、西南路、乌古敌烈路一共十二个军事路。
五京道与八财政路归南枢密院管，而十二军事路则隶属于北枢密院。
请注意，辽国的军、政、财权力在行政区划上并不重合，五京道只是覆盖了农耕地区的州县，游牧地区的民政由西北、西南、乌古敌烈三个军区的军事长官兼领。还有，南京东面的平州（今河北龙卢）虽然设有财政路和军事路，但其民政却并不归南京留守管，而是由本路军事主管兼领。
同时，军事区划也并没有覆盖辽国全境，上京道大部和中京道全部的军事隶属于朝廷枢密院，不归地方管。
由此可见，辽国的权力相当分散，权力分散的负面结果就是，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和对突发事件的响应。为什么辽国末期在面对女真人的军事攻势时连连败北，一个是因为契丹族武力的严重退化，更多还是契丹行政效率低下导致的。
另外，包括皇帝、太后、诸王等契丹贵族还有自己的独立领地，并没有被归入正常的行政系统中，比如斡鲁朵制度。
辽国先后创建了十三个斡鲁朵，分别为从阿保机到天祚帝的九位皇帝、应天和承天太后、圣宗朝皇太弟耶律隆庆和权臣韩德让。
斡鲁朵有独立的军队、民户和奴隶，构成独立的经济军事单元，为贵族所私有。斡鲁朵的管理机构为都部署司，长官称都部署，或者宫使。由于斡鲁朵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所以其长官都部署在地位上是可以与枢密院长官枢密使平起平坐的。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皇帝的斡鲁朵就相当于中原王朝的禁卫军，是出于维护皇权，驾驭部族、藩镇的考虑。和元朝的怯薛制度一样，其成员都是从各部族中挑选的精英，直接听命于皇帝本人。在特殊情况下，这些人还是皇帝应对战争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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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辽国的制度极为复杂，但从中也能看出中原制度的影子。
斡鲁朵之外，还有诸王、公主、外戚、大臣所有的投下。投下是贵族的私城，是贵族将在战争中的俘虏或者皇帝赏赐的人口进行集中管理的地方，属于私人财产。投下州城除节度使由朝廷任命外，刺史以下的官员都是由贵族自行任命。
这就相当于中原的分封制度，投下也属于辽国皇帝对特殊群体的分红，完了又要以对主要人事任命的控制权来控驭其地。投下始于阿保机时期。
辽国的投下军州主要分布在上京道、中京道和东京道，尤其集中于潢水流域，在辽国历史上共有四十多个投下军州。
本质来说，投下军州只是辽国从贵族部落制向州县的集权制度的过渡。
在人才选拔层面，辽国也是两套制度：北面官采用世选制，将宰相、节度使等核心岗位向契丹贵族开放；南面官和渤海地区采用科举制。
当然，辽国开科举和中原王朝一样，都是想通过频繁的换血行为来瓦解部族政治和地方藩镇，加强中央集权。
辽国的科举始于太宗会同年间，但落地的过程却并不顺利，由于部族和藩镇的抗拒，甚至一度放弃，直到景宗保宁八年，诏复南京礼部贡院，科举制才稳定了下来。
太平十年（1030）七月，“诏来岁行贡举法”，科举制才以法律的形式制度化。
辽国的科举分为乡、府、省、殿四级，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由于科举制度只是服务于燕云和渤海，所以契丹贵族是被禁止参加科举的。科举制度普及之后，辽国中后期的宰执群体大部分是出于科举。
当然，辽国也设立了培养人才的学校，上京、中京设置了国子监，南京有太学。道宗清宁元年（1055），“诏设学养士，并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
和政治制度一样，在大步向中原化过渡的同时又考虑到了草原文化的现实。
另外，生产方式辽国也是泾渭分明的两套模式：南京、西京和东京普及农业；草原地区坚持畜牧业，同时逐渐向农耕业过渡。
这里必须说明一下，辽国生产方式的转变是始自军事上对燕云地区的并吞之后。辽国在政治制度中原化的同时也在加速生产方式的迭代，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辽国的农业发展在圣宗时期达到了巅峰。
当然，配套的还有法律的制定、文字的创制、工商业的普及等。
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才使辽国稳固地将游牧和农耕区控制了长达二百一十年的时间，为草原文化向农耕文化的完全过渡打好了基础。
辽国对于历史的贡献绝对不可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