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对王稼祥的印象，停留在长征时期的那次遵义会议上。彼时的王稼祥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为教员的正确政治和军事路线投出了“关键一票”，自己也因此与教员、周恩来二人并列为红军“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之一，成了肩负红军生死攸关重任的最高决策者之一。

其实，王稼祥的华丽转身，早在青年时代的求学路上便已悄然开始了。

1925年8月，20岁的王稼祥进入上海大学附属中学部学习。在校期间，他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样的学生干部身份，加之此前领导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履历，让他成为那个时代熠熠生辉的青年才俊。

在那个年代，留苏归来的党员大多日后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如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和日后走上领导岗位的刘少奇、任弼时、杨尚昆等人，皆有着宝贵的留苏经历。对青年王稼祥而言，是否因此而获取走向领导岗位的“敲门砖”他并没有考虑过，但掌握先进的革命思想理论却是令他异常兴奋的夙愿。

好巧不巧的是，王稼祥赶上了1927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内部那场激烈的争论运动，即“支部派”与“教务派”之争。王稼祥本就对留校任教的王明和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主导的这场政治斗争不置可否，他与部分留学生一起阴差阳错的将关键票投向了“支部派”阵营中，最终使“支部派”大获全胜，自己也在不经意间成了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

这样的特殊经历，很快随着王明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的迅速崛起而变得弥足珍贵起来。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策划操纵下，象征王明上台掌权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后，王稼祥与陈昌浩、夏曦、张闻天、博古等人一样，由中央宣传部干事、《红旗》党报的总编辑一跃成为中央苏区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要知道，此时的王稼祥不过25岁，自苏联归国也才刚满一年时间，这样的速度足可谓是“乘火箭上升”了。

机缘巧合下出国留学，机缘巧合下被动站队，又在机缘巧合下身居高位，青年时代的王稼祥就是在机缘巧合下走向了令人惊羡的平步青云之路。

当然，因为留学苏联以及与王明的这种特殊渊源，王稼祥在进入中央苏区的前期不可避免的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思潮的影响。在1931年11月那次以王明“八月指示信”为错误指导的“赣南会议”上，教员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被撤销，整个中央苏区笼罩在一股路线斗争的激烈氛围中。

而王稼祥，恰是在对教员处理一事上举手赞成的人员之一。实事求是的讲，彼时的他囿于经验和资历尚浅，加之到中央苏区时间短，一时难以形成自己鲜明的观点看法，也就不免受到留苏国际派的影响而举手表决，从内心深处而言，他并不是一个迷信苏联共产国际或是王明教条主义的人。

一年后，在教员革命生涯中的又一次低潮风暴—宁都会议如期而至。相比于赣南会议时的稚嫩与仓促，王稼祥显然在革命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道路上成熟了许多，在当时“左倾冒险主义”大潮劈头盖脸的涌向教员时，王稼祥挺身而出，成了所有参会成员中除周恩来外唯一反对完全剥夺教员军事指挥权的人。

在苏区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一方面在与教员的交流中得到革命思想上的升华，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前期的反“围剿”斗争见证了教员军事战略的正确性和对人民军队的指导价值。基于这样的深刻认识与感受，他在这次会议中义无反顾的站在了支持教员一方，尽管少数最终无力改变多数。

但相比于很多人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炮火声和之后遵义会议的争论声中才得以理解和领悟教员的独一无二，王稼祥的确是进步较快的，这既源于他坚持实事求是，不走教条主义老路的革命追求，也是他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在经历现实波澜后展现的出类拔萃的思想觉悟。

从质疑到反对再到拥护和支持教员，王稼祥以这种肉眼可见的提升速度成长为红军领导层中举足轻重的人，并在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转折时刻做出了最坚定而正确的选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行动失败被迫进行爬山涉水且充满未知的长征之路。此时的王稼祥因空袭受伤而躺在担架上，因缘际会与教员成了同一行军梯队中的“好搭档”。行军途中每到一处宿营地，王稼祥便与教员交流和探讨行军路线以及未来红军前途命运等问题。

二人交流的内容很多，也很杂，但有一点是鲜明且一致的，那就是红军要想摆脱目前被动作战的不利局面，必须纠正军事上的错误指挥，调整军事领导体系。

1935年1月，在那场挽救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作为除“三人团”以外分量极高的领导人之一，旗帜鲜明的支持了教员的观点主张，为教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获得压倒性胜利投出了“关键一票”。

就这一点而言，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要远超教员心目中的其他人。他虽不是主角，也无意争当主角，但能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利用自身地位和影响力，为主角登场扫清外围障碍，加速革命光明前途的到来，这是历史的机遇，也是个人的际遇。

对于王稼祥的这次鼎力支持，教员始终铭记在心。

1945年6月初，备受瞩目的中共七大即将落下帷幕之际，王稼祥在中央委员选举时意外落选。说是意外，其实也在情理之中。一方面自己在抗战开始前即赴苏联养病，由此错过了一些重要历史时刻；另一方面，相比于在抗日战场上统率千军万马鏖战的其他人，自己在理论宣传阵线的工作的确不太容易被人关注到。

当然，教员没有忘记这位在关键时刻支持自己的老战友，为此不惜破例亲自高调“拉票”，将王稼祥选进了“候补中央委员”第一候选人位置，足见王稼祥在教员心中的分量之重。

纵观王稼祥由留苏国际派到中国国情派的华丽转身，他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革命者乃至革命领导人必备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也让他真正找到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也必将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正确的道路，即自己在1943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深刻概念。

就这个层面而言，他又是一个极具时代责任和社会担当的传统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