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中旬，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同时接到命令入京述职，名字上是学习，但实际上却是交代问题。

不过，毛主席得知此事后说出一句：曾思玉是好同志，他并非“死党”，是“活党”。此话让曾思玉处境迅速改变，之后就单独踏上归程。

这里非常奇怪，曾思玉跟刘丰是同时到武汉军区上任的，很多事情也由两人共同拍板决定，为何最终刘丰被开除党籍，曾思玉却安然无恙呢？

这主要在于，他们对一件事的处理截然不同。

曾思玉1911年出生于江西信丰，1927年革命低潮时逆势加入革命，30年正式加入红军。土地革命时期，他在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中，是“双一干部”；

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在八路军115师343旅当中，后转到344旅跟随杨得志纵横冀鲁豫；从这时开始，曾思玉跟杨得志的渊源就很深了。

解放战争时期，他与杨得志都在晋察冀/华北战斗，杨得志担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曾思玉担任晋察冀野战军四纵司令员；

抗美援朝时期，杨得志是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曾思玉是19兵团64军军长（后任19兵团副司令员）；

1955年前后，两人又都进入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不过杨得志这时还是战役系主任，始终级别要高一些。

从军事学院毕业，两人总算“分开”，杨得志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出任沈阳军区参谋长（后兼副司令员），到1967年时，两人就级别相当了。

这一年，武汉发生了意义深远的“720事件”，原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双双被调离，曾思玉随即接任为武汉军区司令员，跟杨得志一样是大军区正职。

曾思玉抵达武汉时，局势尚未完全平息，很多地方还有武斗的现象。他立即出手，尽力维护社会秩序，在他的帮助下，各“造反派”实现大联合，整体情况好转了不少。

鉴于曾思玉做出的巨大贡献，湖北革委会成立时，他被推举为革委会主任，全面主持湖北省的工作。

1970年湖北省委恢复后，曾思玉又兼省委第一书记，加上他还是武汉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员，完全称得上集湖北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他是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全心全意维护湖一方的稳定，尽量不去涉及到那些风波。可很多时候，事情是不会因为个人意志而转移的。

1971年8月，毛主席为防备一些恶性事件发生，选择秘密南巡，他准备采取强有力的防范、瓦解措施，急需各大军区统一思想。

为了不走漏风声，主席事先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就是抵达一地后，再临时进行召见。

武汉军区也是此行的目的地之一，可不知情的曾思玉这时还在外地休养，毛主席就只好跟刘丰单独沟通。

为确保武汉军区能领悟自己的意思，主席跟刘丰深谈了两次，将自己此行的目的和规划说了出来，让武汉军区能有个准备。

在谈话的最后，主席叮嘱刘丰只将情况告知曾思玉即可，并一再强调要对其他人保密。然而，刘丰并不是一个藏得住事的人，往后的时间里，他每天都精神恍惚、高度紧绷。

9月5日，时任副总参谋长的李中将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来武汉视察，刘丰这奇怪的表现让李中将察觉出不妙，几番套话下，就主席谈话的内容被泄露了出去。

次日李中将回京就将事情告知黄、吴，最终他们上面的人也知道了。等局势开始恶化，中央惊讶地发现，有很多部署，对方竟提前知道了，有些安排，就不再安全。

一开始组织不清楚是谁泄密的，九一三后李中将的口供交代了一切，于是武汉军区两位首长都被召到北京说明问题。

有的人认为，同在一个军区相处日久，怎么可能一人介入颇深一人置身事外。

但调查后才发现，曾思玉是真的毫不知情，他休养结束回到武汉军区，刘丰把事情和毛主席的叮嘱告知，曾思玉就完全按照主席说的做，坚定地守口如瓶。

刘丰在北京坦白了自己的错误，也说得很清楚曾思玉没问题，但审查小组有人不信，还扣着曾思玉不放。

毛主席听说此事后，说：曾思玉是好同志，他并非“死党”，是“活党”。这个表态，让曾思玉摆脱困境，很快就回到武汉军区。

1973年底，中央突击搞了个八大军区对调，曾思玉正是跟他的老领导杨得志换了位置，成济南军区司令员。

到1980年，曾思玉响应国家干部年轻化的号召，主动退居二线改任南京军区顾问，三年后离休。

他的晚年基本生活在大连，将许多精力用在了写回忆录上，著有《我的前一百年》。这本书写得很准确，他不仅活过了百年，还是开国中将里最长寿的。

中将177人，实岁超过百岁的并不多，在101岁左右的也就三人了。张震还差一个月满101岁；

方强生辰有两种说法（1911年1月26日和1912年2月13日），他去世是2012年2月8日，按1911年来算，也是101岁出头；

曾思玉1911年3月出生，2012年12月病逝，绝对是最长寿的。

能如此，跟曾思玉的专注有很大关系，只做好自己该做的工作，其他事情能不过问就不过问，不多管闲事。心宽，路就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