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一直被称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志愿军在装备后勤等硬件条件都极为艰苦的前提下，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硬生生推回了三八线以南。这是军事史上公认的以弱敌强之战，但是俗话说“胜败兵家常事”，在朝鲜战场上也同样不乏因为战场决策错误而遭遇火线撤职的指挥官，其中包括五名师级干部。他们被撤职的原因被称为军事指挥上的大忌，“未能掌握战机”的后果往往是十分惨烈的。
124师政委：何时渡过大同江？
首批受命入朝的六个军中，来自四野的有五个军，季铁中担任师政委的124师，便隶属于其中的42军。
124师的建立需要追溯到1946年，当时称为辽南军区独立第1师，后经过数次改组、改名，建国前夕整编为解放军42军第124师。解放战争进程中四野南下，留在东北的主要力量就只有建立较晚的42军，该军原本是计划建国后团体转业、主务农垦的。然而朝鲜局势刻不容缓，这支部队随即受命首批入朝。
而担任师政委的季铁中同样不乏资历和实绩：他原籍吉林宾县，最初加入的部队是赵尚志的哈东支队，抗战期间加入八路军129师，解放战争时期则担任松江军区政治部主任。
前往朝鲜战场之后，这支部队也有不少可圈可点的高光时刻：例如第一次战役期间的黄草岭、烟台峰之战，124师成功阻敌13天，杀伤美韩军2700余人，不少连队获得“英雄连队”称号；到了第三次战役期间，先头部队更是率先突破三八线，荣获“三八线尖刀英雄连”的称号。
直到朝鲜之后的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九八年抗洪抢险期间，这支部队仍然持续涌现出了许多堪称标兵的集体和个人，足以证明这是一支有着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的部队。
导致季铁中被撤职的战斗发生在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司令部对124师下达命令，应即刻向顺川以南的舍人场急进，截断敌军退却之路。师长苏克之、政委季铁中受命之后率部急行军20多个小时，顺利到达了与舍人场仅仅一江之隔的丫波里。
时间原本还赶得上，但面临一江阻隔、可能存在接应不及的地理情况，苏克之和季铁中之间关于“是否立即渡过大同江”的意见出现了冲突。苏主张先派出一个加强营渡江，控制山地并牵制敌人，待晚上再配合全师发动进攻；但季并不同意，他认为仅仅一个加强营不足以掌控战局，容易吃亏，应当就地等候，待125师也到了再一起渡江。
两人僵持不下，最后只得召开师团级指战员会议来决定下一步行动。虽然师长苏克之的方案最终获得通过，但已经用去了不少时间，先头部队只来得及渡过两个连天就亮了。
这一系列的影响，最终导致124师未能完成堵截敌军的任务，只能隔江“目送”敌军溃逃而无法加以阻拦。不仅如此，124师和125师会合之后再渡江的实际情况还带来了另一个后果：由于人数过多、都集中在渡口过江，这两个师的战士遭到了来自敌机的轰炸， 伤亡不小。
这就是124师政委季铁中被撤职的直接导火线。
88师师长&政委：白天行军还是连夜行军？
在入朝参战的部队中，26军88师是为数不多被取消番号、师长政委被撤职、不少团营级干部也被撤职处分的部队，其中最直接原因就是在长津湖战役中的延误战机。
在整个朝鲜战场上，长津湖战役被视为意义重大的战役之一——志愿军第九兵团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反击和保卫战，以巨大代价击退了美军的攻势，麦克阿瑟“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狂妄言论因此破产，来自朝鲜东北方向针对我国边境的威胁也随之解除。
而88师的前身是华野12纵34旅，是曾在淮海战役期间有出色表现的悍勇部队。但是，这支部队有一个显著的弱项，几乎所有指战员都长期在南方训练和作战，又因为朝鲜战事急如星火而紧急入朝，不但没有进行必要的训练准备，甚至连低温条件下必要的物资准备都很不充分。
没有亲身经历过东北暴雪天气的人，可能很难想象在这样的气候下行军必须面临什么样的困苦：一脚踩下去积雪深度可能会超过膝盖，行军速度快不起来，指战员还必须面对冰天雪地的低温侵袭。
正是这样的客观困难，让他们在面临战斗任务的时候不可避免地陷入两难。司令部命令26军全速赶向独秀山，抢在美国人之前占据有利地势并构筑防御工事，以备对敌军进行截击。
长津湖战役的计划原本是想打成围歼战，但由于种种因素对战局的影响，最终战事向着击溃战的方向转变。由此，88师等截击部队是否能够圆满完成任务，对于是否能够尽可能多地消灭敌军有生力量，意义重大。
70公里远距离穿插强行军，应当如何快速高效完成这一任务且尽量减少伤亡？师长吴大林、政委龚杰召集属下开会商讨后，认为当前正是大雪天气又是晚上，部队连熟悉地形的向导都没有，立即出发并不明智，更加稳妥的做法是等到白天，向导、物资都准备好了再出发。
这一决策最终导致88师的行军难度大大增加，由于白昼行军不方便隐蔽，88师遭遇了来自美军战机的轰炸，损失惨重。最终兵力减员、未能按时到达预定位置，导致整个26军都未能完成包围任务。88师的师长吴大林、政委龚杰因此被免职。
189师师长：“原地待命”之后
63军189师师长许诚是曾经参加过长征的“老资格”，后来评衔时也被授为少将。他的战场能力经历了漫长复杂局势的考验，但仍在第五次战役期间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1951年4月下旬，当189师抵达临津江新岱渡口时，由于尚未获得司令部下达的命令，下一步应当何去何从，在师长和政委之间出现了冲突。
师长许诚主张等待军令，在明确得到司令部命令之前暂不行动，政委蔡长元却认为战机稍纵即逝，为了抢占先手减少伤亡，应当在局势对我方较为有利的时候抢先渡江。
指挥层的意见不统一导致了部队行动的犹疑和迟缓，渡江行动直到晚上9点才开始。且由于组织不善，部队自相拥堵，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才全部渡江完毕。即使在渡江完成之后，司令部的命令仍然没有到来，下一步的行动是继续等待、还是自行其是？许诚和蔡长元之间再度发生了分歧。
许诚坚持认为在没有命令之前不能行动，这一决策导致原本敌明我暗的优势渐渐丧失——部队的踪迹被美军侦察机发现，随后受到轰炸机和炮兵的密集火力攻击。189师炮兵团损失很大，只剩下了四门山炮；电台电话全部被毁；连政委蔡长元本人也被轰炸掀起的浮土埋了起来。
189师因为自身的行动迟缓而遭受损失，且影响了整体战局的走向。师长许诚不但被记大过处分，随后更被免职。
然而就在一个多月后，189师面对绝对优势装备、优势兵力的敌军，打出了硬扛13天、被称为“现代战争奇迹”的铁原阻击战。在铁原地区这片战场上，美方将军范弗里特又一次祭出了他的看家本事——大规模炮火饱和攻击战术，先后投下的炸弹多达4500吨。
面对敌军占据绝对火力优势的狂轰滥炸，189师师长蔡长元作出了一个反常规的决定——将整个师兵力分割开来，以两百多股小部队的形式“钉”在铁原地区的最后防线上。这大大降低了炮火的杀伤力，但真正亲身守卫阵地的战士同时也都明白，他们的生还机会渺茫，全力战斗的目标是拖住美军，为身后的战友争取时间和战机。
在这样近乎不可能的绝境之下，189师血战三天后终于等来了援军，188师接过了他们浴血守卫的阵地。但189师自己，却几乎都是带伤带残的伤兵幸存。
180师代师长：“政治动摇”还是指挥犹豫
第五次战役中，60军180师曾遭遇了一次代价极为惨痛的失败，该师在执行断后任务时被美军完全包围，完全被敌人所打散，丧失了战斗力，情况相当于全军覆没。师级建制被美军击溃，这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史中也很稀少，代师长郑其贵也因此被免职处理。
他之所以是“代师长”而非“师长”，也因为他是匆忙上阵的。原任180师师长的邓仕俊升职成了参谋长，时任副师长的郑其贵便递补成为了180师的代师长。
1951年5月下旬，随着第五次战役接近尾声，志愿军司令部也下达了参战部队“全线后撤”的命令。其中，180师承担了主要的断后任务，但由于通讯不畅等综合原因，原本受命在北汉江南岸坚守3天的180师面临了侧翼兄弟部队全部撤走、两翼暴露在敌军面前的局面。
而在此之前，原本已经连续作战一个星期的180师弹药濒临枯竭，兵员也处于伤病疲惫、亟待休整的状态。
等到180师接到终于传达的撤退命令时，全师已经身处于三万余敌军的包围之中。这时候郑其贵不得不决定分散突围，由538团担任先锋部队，从美军坦克中冲出一条血路，最终率领2000人的兵力突出重围，回到了鹰峰。
在当时，中央将180师存在的问题定性为“政治动摇”的现象；但后来，曾经亲历战斗的营教导员、南京政治学校副校长关志超在回忆中表示，主要原因还应考虑代师长郑其贵在决策层面的犹疑和反复。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师内也曾有其他干部向郑分析局势、并劝说他审时度势、尽快下令后撤。但或许是墨守成规，或许是坚持命令，郑其贵并未接受这些“灵活一些”的建议，而是决定继续固守等待来自司令部的命令。这一决定最终葬送了可能以较小代价撤军的最后机会，使得整个180师成了一支深陷在敌军包围之中的孤军。
打到最后牺牲的人数超过了3000人，被俘虏的战士人数也超过了这个数，归建的人数只有四千，这也是此战震动很大、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之一。
纵观以上五位师级军官，他们都曾在朝鲜战场上失误过，但一次失败并不代表他们的真正能力，因此评军衔时实际上并未过多考虑这些失误，而是综合其资历、贡献等标准加以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