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瞿秋白，被国民党秘密处决。

新中国成立后，周月林被认为是出卖瞿秋白的叛徒，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服刑期间，她却无数次含冤申诉。

直到1979年春天，一份国民党旧报纸的出现，不仅解开了这段悬案，也让周月林得以昭雪。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周月林又为何会蒙冤入狱呢？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部队因此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

在此关键时刻，由博古领导的中央“最高三人团”作出决策：由伤势未复的陈毅留守，领导剩余部队继续抗争。

与此同时，留守人员的名单也尘埃落定：包括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年迈体弱的何叔衡、以及因怀孕而行动不便的项英之妻张亮，还有兼任中央政府财政部与国民经济部部长重任的邓子恢等同志。

红军撤离后，蒋介石调集重兵对瑞金地区进行了全面的清剿行动。

尽管积极动员群众进行抵抗，但面对强大的敌军，形势异常严峻，瑞金已经守不住了。

中央分局和政府办事处，不得不撤至于都的宽田和龙泉一带，隐蔽在山林中。

当时，苏维埃共和国的执行委员周月林是上海人。

她长期在上海生活并进行地下工作，对上海的社会情况非常了解。

因此，1935年2月初，留守的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由周月林带领几位因老弱病孕而留下的同志，经香港转移至上海，接受治疗并从事地下工作。

2月11日，五人小组由两个班的战士护送启程。

到达长汀的四都山区，他们与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会面。

在万永诚的安排下，他们休整了数日后，又由一个连的战士护送至永定。

他们先是藏身于商贩队伍中，随后又化装成被红军押解的战俘。

至23日夜晚，瞿秋白一行人安全抵达了长汀灌田区的水口镇，想要尽快过汀江。

然而国民党已在汀江加强了防守，只能趁夜色掩护渡江。

护送他们的红军战士，迅速搭建起简易的抬架，轮流抬着瞿秋白、何叔衡和张亮趟水过江。

其余两人则由战士扶持，艰难地步行涉水。

可惜他们刚刚渡过汀江，就被敌人发现了。

敌营长李玉迅速下令开枪追击，瞿秋白一行人不得不分散逃入山中。

他们计划在护送队伍的掩护下翻过山岭，再寻找机会进行突围。

邓子恢从前在这里打游击，对这一带地形了如指掌，率先突围成功。

何叔衡却在下山过程中，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

瞿秋白、张亮和周月林，刚刚躲进长汀县小径村路边的草丛里，敌人的搜捕队伍就紧随而至，三人不幸落入敌手。

悬赏十一载的瞿秋白最终落网，这对国民党而言，无疑是喜从天降。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一名门望族。

他精通多国语言，才华横溢，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也是革命文学事业的先驱。

国民党方面一直都希望，能将这位名震中外、威望极高的人物招至麾下。

如今瞿秋白落入他们手中，他们认为在生死一线的关键时刻，他终究还是会屈服低头的。

然而，三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在这段时间里，瞿秋白经历了软禁优待，还有多次残酷的审讯，但他始终守口如瓶，没有透露半点信息。

之后，他被转送到了长汀三十六师宋希濂的师部。

瞿秋白曾在黄埔军校给宋希濂上过课，所以宋希濂对他一直很敬重。

关押期间，宋希濂特意给瞿秋白安排了一个单独的房间，并给予他优厚的待遇。

他想要利用师生之情来劝说他投降，却被瞿秋白严词拒绝了。

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胜于鸟爱自己的翅膀。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国民党派王杰夫、陈建中、朱培璜等人前往，企图以温情攻势与心理战术劝降瞿秋白。

他们软硬兼施，用尽各种手段，却仍是一无所获。

瞿秋白始终保持沉默，不为所动。

在汀州狱中，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一文：

“永别了，我亲爱的同志们！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以‘同志’相称……永别了，我挚爱的朋友们！……永别了，这绚烂多彩的世界！”

他已抱着必死的信念，要坚守自己的信仰与气节到最后一刻。

国民党见劝降瞿秋白无望，遂起杀心。

1935年6月2日，蒋介石向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发出了处决瞿秋白的命令。

1935年6月18日，是瞿秋白英勇就义的日子。

他留下了绝笔诗：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仃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随后，他在遗言末尾，写下了“秋白绝笔”四字。

瞿秋白保持着从容的神态，缓缓走出大门。

前往刑场的路程逾两华里，他镇定自若，步伐稳健。

途中，他高唱《国际歌》与《红军歌》，并高呼着“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

随着枪声响起，年仅36岁的瞿秋白从容就义。

瞿秋白英勇就义后，周月林与张亮依旧被囚禁着。

在阴森冷峻的龙岩监狱中，周月林为张亮接生了一个男孩。

她们相依为命，在狭窄的铁窗内艰难地度过了两年。

周月林的丈夫梁柏台，在官场中有一位挚友名叫陈士明，在福建龙岩地区身居要职。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宴会上得知了龙岩监狱中两名共产党员的情况，其中一人正是周月林。

陈士明心生恻隐，便利用自己的职权积极疏通关系。

再加上“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携手抗击外敌。

在政治气氛的转变下，周月林与张亮于1938年5月被释放。

周月林重获自由离开龙岩后，首要之事便是寻找党组织。

在前往南昌的路上与张亮失散后，她独自一人来到武汉，期望能找到八路军驻武汉的办事处。

遗憾的是最终未果。

随后，她又前往丈夫梁柏台的故乡浙江新昌县，探听到他的消息。

可是，就在周月林被捕后的第十天，梁柏台也在突围时负伤被俘，最终在信丰小汾牺牲。

心灰意冷的周月林，最终返回了自己的出生地上海。

可此时的上海已经成了一座孤岛，他的父母也已经去世。

为了维持生计，在别人的介绍下，年仅31岁的她嫁给了一个贫苦的船工。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瞿秋白的遗骸从长汀罗汉岭盘龙岗，空运至北京，并专门拨款为其修建陵墓。

同年6月18日，正值瞿秋白英勇就义20周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遗骸安葬仪式。

此后，为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瞿秋白纪念馆、纪念塔、故居及塑像等纪念设施相继落成，供后人瞻仰与缅怀。

瞿秋白的英雄形象，也永远镌刻在了人民心中。

然而，关于瞿秋白的就义，始终有一个未解之谜：他究竟是如何暴露身份的呢？

事实上，瞿秋白、周月林与张亮三人，在被捕前就秘密商定了对策：他们更名改姓，并统一了口径。

瞿秋白化名“林祺祥”，周月林化名“陈秀英”，张亮则自称为“周莲玉”。

起初，敌人只是根据瞿秋白的衣着和他携带的财物，以及有武装人员护送的情况，猜测他可能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但在审讯时，三人的口供高度一致，敌人未能发现任何破绽。

因此，敌人也只是对他们实施了普通的关押措施。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两个月后，瞿秋白的真实身份竟然暴露了。

敌人究竟是如何发现“林祺祥”就是瞿秋白的？这背后显然有叛徒的出卖。

1955年，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向中央提出请求，希望查明背叛并出卖瞿秋白的叛徒。

中央相关部门立即行动，成立了专门调查组。

而重点调查人物，自然就是与瞿秋白一同被捕的张亮和周月林。

当时，他们三人一同落入敌手，共同制定了应对策略。

包括各自的化名，也只有他们三人知道。

瞿秋白不可能自己说出，那么可能的泄密者，就只剩下张亮和周月林。

而由于张亮在解放前就已失去踪迹，调查组因此将调查重点放在了周月林身上。

公安部门迅速确认，周月林尚在人世，居住在上海。

1955年8月24日，根据上级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将周月林逮捕。

随后，她被押送至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度过了长达十年的囚禁生涯。

直至1965年12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才正式以“背叛并出卖党的领导人瞿秋白”的罪名，判处周月林有期徒刑十二年。

周月林成了出卖瞿秋白的“叛徒”，但她始终拒不承认这莫须有的罪名。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牢狱生涯中，周月林不断提出申诉。

她反复上诉，屡遭驳回，也从未停止过努力。

虽然周月林深知自己可能已无法扭转局面，但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她就要为自己洗刷冤屈。

从秦城监狱到山西榆次劳改工厂，由于“罪行重大”，12年刑期服满后，周月林仍然没能获得自由。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周月林终于等来了沉冤得雪这一天。

1979年11月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原判决，为周月林恢复了名誉。

那年春天，周月林鼓起勇气，再次向党组织提交了申诉书。

这一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公安部，对她的申诉给予了高度重视，并迅速启动了复查程序。

依据周月林提供的线索，相关部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最终，在一份国民党的旧报纸上，发现了重要线索：“闽省共产党书记之妻投降，并指认瞿秋白为匪首”。

这一报道与“郑大鹏秘密指认瞿秋白”的材料相互印证，彻底推翻了之前关于“两名女性出卖瞿秋白”的错误说法。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原来真正出卖瞿秋白的，是郑大鹏和万永诚的妻子徐氏。

1935年2月17日，瞿秋白等人遇到了万永诚，徐氏也认出了瞿秋白。

同年4月，万永诚在战斗中捐躯，徐氏随后被捕，向敌人透露了瞿秋白的行踪。

敌人依据徐氏的供述，在被俘人员中锁定了瞿秋白。

为了进一步确认身份，敌人还暗中安排了在苏区有过工作经历的叛徒郑大鹏进行指认。

最终确认，化名“林祺祥”的正是瞿秋白。

至此，事件的全部真相已经完全浮出水面，真相大白于天下。

然而周月林平反之时，已是七旬高龄，她在冤狱中，足足度过了25载春秋。

获得自由后，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决定，为周月林恢复应有的待遇。

依据政策，她可以享受离休红军干部的待遇。

再加上她1925年就投身革命的资历，可以领取行政14级的干部薪资。

但周月林却觉得，自己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未能为革命、为人民做出贡献。

如今年岁已高，只求安稳生活，因此只接受了17级的干部薪资。

1997年12月28日，这位饱经风霜的红军女战士，平静地告别了人世，结束了她91年的传奇人生。

参考文献

王振江、曾能芳、赖荣恩《瞿秋白就义的历史细节》

孟昭庚《瞿秋白就义，是谁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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