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纪毅（汉军旗）/文
张学良承父荫，但无纨绔气。幼年时代，只一心向善，旧知识得自前清举人白永贞的循循善诱。新知识由青年会熏染而得。关于世界知识、英语及正当运动如网球、高尔夫球等，皆在青年会时引起的兴趣。军事知识得之讲武堂。在学期间，教官郭松龄督教甚严，时常晓以大义及将来的责任。因之他对郭亦十分尊重。后任军职时，约为辅弼，颇为倚重。 乃翁升任奉天督军时，二十七师师长由五十四旅旅长孙烈臣升任，当时汤玉麟是五十三旅旅长未得升任，内心甚为不满，谣传将出动乱。在最紧要关头，他曾亲自登门劝阻，晓以大义，虽未能即时扭转汤之蛮干气焰，但终于出走投附张勋，沈阳免于涂炭。可见他虽年幼，却能如此关怀民命(所谓二十七师师长由孙升任，汤不满之说不对，张初任将军时仍兼任师长)。后掌军政，一心向善，此其发轫之行动。 1919年赴日本参观秋季军事演习，当时他认为日本是中国、尤其是东北心腹之患。日本兵力愈强野心愈大，东北首当其冲，所受的威胁愈大。真是触目惊心。他的抗日决心，希望中国内部团结的信念在此种下根苗。回国后，尽力送学生赴日留学。并在东京组织同泽俱乐部(组织俱乐部是以后事)，希望借此勉励留日学生，学习日本人的优点，并探悉日本的内情，以便将来整理政治之借鉴。 1921年华北运动会在沈阳举行，他尽最大力量在万泉河上修建了体育场，对各省远道而来的选手，饮食起居照料得非常周到。大会结束时由张于凤至夫人发奖(此节时间待考或是1929年之事。周华章签注)。 1921年，他当卫队旅旅长时，吉林地方土匪猖獗，民不聊生。更兼所练之兵无机以实弹与活人做演习。为除吉林人民的痛苦，他率全旅赴吉林剿匪。所到之处，真的剿匪，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即所用的柴草也都按值付款，老百姓都说少帅的卫队真仁义，而吉林队伍在剿匪期间，吃喝都得白供应。匪帮也说卫队旅是真打实追，毫不留情，故而不能不逃散。缘吉林队伍多是向空放枪，双方互相谅解，必要时，留下点物资，俾剿匪队伍报捷之用。所以匪愈剿愈多。对少帅的红帽卫队无人不钦敬。 1922年第一次奉直战时，他任第二梯队司令。在杨柳青下车，循唐二里、尤家堡向信安镇进驻，预期进占保定。这时他才22岁，初次指挥作战部队，兴趣勃勃。每到前线视察，他和士兵一样，亲自荷枪；在战线上与士兵说话时，士兵都催促他离开阵地，他却很为镇定。正在节节胜利中，忽传西路张景惠溃败，他派高纪毅与中路张作相联络，知其正在混乱中。旋奉到总退却命令，军队按战术规定，派出后卫部队由郭松龄率领，有秩序地退出山海关与李景林的第三梯队严密布防。经与直军王承斌等部队多次激战，双方死伤极多，终于阻止直军未得继续东进。 在此战役中有趣事如稍有停战休息时，双方的军官即凑到一起聚谈，如我方团长王造周阵亡时，直军的军官学校出身的军官均痛哭王老师。张学良闻悉此情，不胜伤感，因而种下停战根苗。 双方对峙约2个月，6月17日他奉命做代表与直军代表王承斌停战议和。双方代表同登秦皇岛英国兵舰“卡留号”，议定条件六项： 一、奉直两军为中华民国同心协力； 二、奉军于18日午前9时撤去前进阵地； 三、奉军于19日午前6时撤去二郎庙以南阵地，直军同日午前集中留守营； 四、奉直两军于20日午前6时开始撤退； 五、两军在3日内完全撤尽； 六、直军不得进入东三省。 此条件很顺利地签了字，双方人员在英国兵舰上共进午餐之后而散。双方均履行条件，毫无延误。铁路即马上恢复通车，改为奉榆、京山两段，各设路局管理。 东北军各归原防，多系散居民宅。张学良认为这样骚扰百姓，极不合理，赶紧在东陵、东山嘴子、昌图、锦州各处，大造兵营房屋。这是他关心百姓的种种表现。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东北方面整军经武。张学良想到未来的战争，飞机最为重要。东北航空处总办原是乔汉章，调安东采木公司理事长(乔汉章名赓云，是奉张旧幕僚。周华章注)。张自兼总办，扩充航空事业与整理陆军并重。一面购备大批新机，一面派留学生到法国学习驾驶等。当时东北的航空事业在国内可算首屈一指。后来对日抗战，东北籍的空军人员贡献也很大。
1924年第二次奉直战争时，他办的航空事业很有成绩。满可使用于战争轰炸，可是他只作侦察用，这是他顾惜民命的具体表现。 整军关于械弹至为重要，奉天兵工厂系由韩麟春创办，不久即被杨宇霆夺到手中，大肆扩张，购机器买材料，经费支出浩大，弊端百出。从看货样订合同，甚至验收付款中间手续繁重，一处打点不到，就有一发被牵而动全身之虑，对于杨之弄权贪污，张学良未尝不知，但因杨是乃父信任之人，更以为水清无鱼，能将械弹作出供用也算满意。为投鼠忌器，不便追查。后来杨被处死，此其种因之一也。 当时还由李宜春创办了一个迫击炮厂，聘请英籍技师(该英籍技师名沙顿。周华章签)。该厂规模较小，开支少，但出品精良，东北军每团增设迫击炮连，均是由这个小厂供应的。在第二次奉直战争中作用很大。其实应当叫兵工厂做迫击炮。但他另叫李来创办，张学良有意叫杨宇霆看看，促他自动对兵工厂有所改善，但杨没有理它。 东北旧有军队甚为复杂，连最基本的学识技术也不曾学过。所以一打仗就蒙头转向。第一次奉直战争时，有一趣事，可为说明。写出以备将来参考。有一次，汤玉麟在梯队司令部听侦探报告吴佩孚到战场来了。汤说快去把他抓来。说罢就率队而去。旋即回来说：敌人有炮，不能抓。恰为舞台上丑将军的表演一样，令人可笑又复可耻。他以为汤系父执未予深责。 东北旧有的各师旅率皆不重学识，既受到第一次奉直战的教训，必须大加整理。于是有东北陆军整理处之成立。统监张作霖，总监孙烈臣，副监韩麟春、姜登选，张学良任参谋长。把东北军改为十八个旅，原三八旅改为二六旅，他与郭松龄分任旅长。整理的计划先由二六旅试验、训练，用证理想与事实能否配合有无障碍，又兼郭松龄精于训练军队，认为可行的然后推行全军。不到二年，军队素质大有提高，后来雪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败绩之耻，正是张学良苦干收得的结果。 东北军与孙中山先生的合作，系由叶恭绰奔走联系的。当时很多人都不赞成，独他看到北洋军阀无主义，无组织，终将失败。极力劝说乃父，终于促成合作，并汇给中山先生100万元。后汪精卫到沈阳，他也殷勤招待，并派宁武招呼一切。 1923年冬，吉督孙烈臣逝世，张作相升任吉林督军，他升为二十七师师长，整训的精神与二六旅相同，旅长未动，团长均换学生出身的，气象为之一新。他住在司令部的时候，每日办公早升国旗，晚降国旗，均由军乐连奏国乐，他与一般官兵一样的闻乐声而起立正致敬，颇有朝气。 1924年，第二次奉直战争开始，他以二十七师二六旅编为一三联军。他与郭松龄担任攻击山海关正面，姜登选担任右翼，在黑山窑向秦皇岛方面进攻。直军主力是彭寿莘、杨清臣所部，双方对峙了月余，不分胜败。郭松龄向喜攻坚，伤亡甚众，后抽调刘一飞等三团到黑山窑，拟会同姜登选以新增的强大兵力突破秦皇岛，断山海关的后路。姜则以轻蔑的口吻说郭没有能力攻破山海关，乃来利用别人即将胜利的阵地助攻，略示有取巧之意。郭一怒即将所部带走，并扬言不下山海关就自杀。姜登选又利用机会向张学良说，像郭这样行动的军人如不杀掉，前途堪虑。张学良随即就带一部分武装追赶郭松龄。见面时，他责郭松龄不应随便行动。郭对曰：不能在人家即将胜利之阵地巧夺人家的战功。两人同时痛哭，郭并说，这行动是不对，要杀请就杀吧。他怒郭之行，命急速把兵带上作主攻，果于次日拂晓占领了秦皇岛。常闻兵败如山倒，今竟验矣。仅刘一飞一团竟能缴直军两师的械。 骄兵必败，吴佩孚举全国之兵以为必胜，以官长的行装而论，直军都是缎被褥，吃的用的均甚丰富，准备到奉过年。而奉军行装甚简，团长以上准带毛毯两条，官兵抱定不胜必死之念，故哀者胜矣。吴佩孚增援部队有欠计划，来一部了一部，均被各个击破。
当奉军在山海关获胜时，张宗昌由冷口进占滦州，李景林由喜峰口近逼天津。最伤吴佩孚的脑筋者，10月23日，冯玉祥由古北口返师北京，将曹锟禁在延庆楼。大事遽变，直军失去重心，吴佩孚虽仍挣扎，不久瓦解。奉军将雪当年第一次奉直战惨败之耻。 战争胜利后，论功行赏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他尊重乃父意旨，先尽外来的人优予地位。李景林督直，张宗昌督鲁，姜登选督皖，杨宇霆督苏，只把练兵最勤、战争最力的郭松龄原职未动，郭率领作战之部下，苦恼竟有表现于语言行动者，在郭实亦觉对不起部下。水涨船高，张宗昌、褚玉璞等的部下马弁随从之类，都编为营团长，甚而上之。郭的部下亦因而原职不动，心怀不满。郭内心不免郁结一股怨气，致成为1925年倒戈因素之一。 杨宇霆、姜登选之荣督苏、皖，这是出一般人预料之外。杨向未掌过方面，今竟因宠而得，一味骄纵，不久即为孙传芳所败，逃回奉天。又请张作霖再次派兵南下，企图收复苏、皖，复任苏督。 杨得张作霖的宠信，为所欲为，独对在军队中未得插足，以为憾事。乃规定所有军队官兵出缺，一律不准自行补充，必须由预备军成建制的给以补充。预备军长系士官出身的于珍。其最毒者叫旧有的东北军，由京汉线打到汉口，再转战山区而夺回南京，以便回任江苏督军。 像这样一来，旧的东北军将损失极重，成建制的士官系预备军就得到插进军队的机会，久之将使东北军全部为士官系所掌握。郭松龄时在日本参观军事演习，奉调回国准备再次南下作战。郭识破杨之诡计，并告诉了张学良，张允回奉向乃父转报。一日，张作霖三次电调郭松龄回奉，郭恐于己不利，乃决定倒戈。其通电中“有曳兵之将犹怀卷土之心”。这是骄纵弄权不顾全局横行压迫而产出之倒戈革命，诚为东北损丧元气最大不幸之事。 郭之倒戈失败后，杨宇霆、吴俊陞等都力主把这次参加战斗的团长以上的军官均予处死。张学良知道这些军官都是他自己的干部，如此处理就等于解除他自己的武装。他说，一三联军向来是张、郭共同署名发号施令，此次倒戈由始至终，全是共同署名的，部下无从得知悉底细，不能责及部下。故不特没有采纳杨宇霆等的主张，反令各复原职，因之他的势力在东北军中仍居第一位。后能辅弼乃父做全国海陆空军大元帅。 1925年，在上海5月30日发生惨案后，6月1日公共租界全体罢工罢市，江苏省长郑谦到沪，认为上海非有驻军不可，乃商请他南下。他见到京津学生抗日的高潮，很为同情，乃率队到沪设司令部于闸北共和路。出发前特制黄缎徽章，横书“保国卫民和平处事”八字。每天接见各界人士，采纳意见，拒绝应酬，日夜办公，终得解决，定于6月26日开始开市复工。这年他才25岁，正是美少年在上海繁华世界，处处都在诱惑人，他居然能有实力把握得住，真算是难能可贵的。 1927年河南之战，当开封指日可下之时，不料于珍第十军、赵恩臻第十一军相继失败。富双英在上蔡被俘，陈深被处死刑。张学良极不高兴，因与韩麟春共吸鸦片，借以解闷。不久烟瘾就很深，后改为注射毒针以致精神颓丧。直到1933年出国前在上海时，经过很剧烈的痛苦，终于戒除。这件事很可表现他的毅力。 陈深原任重炮营长驻沈阳，郭松龄倒戈时没有参加，因得重视升为师长。特别优遇官兵双饷，陈即妄自尊大，骄气横生。河南战役隶属十一军，向不把赵恩臻军长放在眼里，当战况稍有失利时，陈未受命令擅自撤退，全军溃败。盖基于陈之自由行动，军长赵恩臻请把陈处死以肃军纪。张学良颇想维护陈之性命，但为情势所不许，挥泪斩之。后常照顾陈之家属。 进入河南的军队，陆续北撤，石家庄由万福麟军队驻守，幸而阎锡山未出兵石家庄阻断归路，军团部驻保定。韩麟春军团长因病回沈，旋即脑充血而逝。他很伤感好朋友又少一人。 张宗昌在北京枪杀有名的报人邵飘萍、林白水，将及成舍我，张学良闻之大诧说：不经法律审判，随意杀人，成何世界。张宗昌因而未敢放肆，成舍我得免于死。此乃重视舆论和尊重人权之行为。 当年傅作义率晋军越太行山袭取涿州，东北军将傅军团团围住。张学良认为傅军孤军深入，后援被截，不难解决，因命炮兵不得使用重炮，更不派空军轰炸，免得人民的生命财产遭池鱼之殃，结果由地方士绅联合教会人士调停解围。张对傅军不以俘虏对待，并迎傅作义到保定居住。
1928年3月张学良率领各处人员乘专车一列，到达东光车站校阅于学忠的部队，将干部编入三、四方面军，所有饷械服装待遇与东北第一线对待。从此，张、于二人以诚相待，有始有终。 他生来境遇有似唐太宗，他也未尝不以唐太宗自况。他要读《贞观政要》，曾到处托好友代购，惜终不得善本，后由张弧送给一部宋崭本甚为珍爱，置案头随时阅读。 韩麟春故后，他把杨宇霆邀作三、四方面军团长，杨总想要抓军权，甚为高兴。杨在京汉线上赞襄军务，常带着许多卫士另乘一列专车。就连一攻一守都要请教术士择吉日择吉时。他不欢迎也未尝反对。说来可笑，有一天，专车停在马头镇站，忽有一白兔闯进车内，旋即逃去，这般术士说卯酉相冲，下午酉时必有不幸的事，把车退出该站，果于下午有敌之骑兵窜进该站放火烧房，因为凑巧故并志之。 在攻彰德之前，军团长的专车每日白天向南开进，经过磁州马头镇直抵彰河北岸，夜间归邯郸过宿。张学良亲自征求民意，访问地方耆老，在专车上请他们吃饭，详询东北军有无骚扰情事。诚嘱乡老无需顾虑，席间畅所欲言，尽欢而散。 在磁州乡间购得一方墓志，文中有些简字，如国字作圀，他一见就说这是武则天遗物，看末尾果有垂拱年号，顺便带回沈阳，赠给奉天省教育会，磁州士绅听说后，向他请求交还磁州作纪念存物，他已允之。惜“九一八”失去。 河南村庄都是聚居，有很高很厚的围墙，叫寨子，开南北两门曰寨门，有红枪会防守。围墙四角有瞭望台，指挥寨门之启闭。张学良每过这些寨子，必绕道而行，不穿行，以示尊重乡民的纪律。他更极力安抚流亡，严禁骚扰。他还沿途常召乡农父老亲自慰问疾苦，散布些零钱，为数虽然无多，也传播得欢声雷动。 1928年春，奉军处境严重，河北外围尽失，北伐军在京汉、津浦两路愈逼愈近，北京变成局处一隅。彰德的胜利如同空入宝山，大致与第一次直奉战被牵联的不得不败。张学良由保定回北京，劝张作霖的奉军撤回东北老家，他恭送张作霖乘车返奉，专车竟于6月4日在皇姑屯站被炸，张作霖不久身死。 像张、褚这种无知识的败类，只知吃喝玩乐，任何方面哪有不失败之理。他们的队伍概皆乌合之众，到处骚扰百姓，东北军的名声叫他们闹得扫地，后在滦河还想要求很大的编制，吃住骚扰于东北各地方，他实在不能允许，竟在滦何与胡玉坤军冲突，被击溃败。张宗昌乘民船逃往大连，褚玉璞回沈入南满站。 阴历四月十七日，正是他的生日，晨起已知皇姑屯炸车之事，精神很不兴奋。当天虽有宾客来贺，仓促叙谈一会就散了。军团部的人员随即乘专车赴军粮城，用电话与于翼之联系，知乃父确在皇姑屯殉国，他镇静地布置一切，并沉痛地说：一生不再做寿。 专车开到昌黎，他与杨宇霆均住在铁道北山坡上的庙内。过了几天，秘密地与卫士全换上士兵服装开赴沈阳。据说：是在航空处叉道下车进城。此事弄得很严密，军团各处长都不知晓，后杨率军团专车改驻山海关，军队由参谋长鲍文樾集结完毕，仍有进可攻退可守之力量。 张学良回到沈阳后，东北方面才为张作霖发丧。8月初正式开吊，各方吊祭者甚众。蒋介石也送有花圈，上款称雨公千古的字样。他是哀毁逾恒焦思竭虑。他认为御外侮报父仇必先谋全国统一。双方信使往还已是不绝于途。日本也派特使林权助来吊。他曾特往日本领事馆作外交礼节上的答拜。每次接谈酬答之工，词令之妙，使日人无机可乘。如林问他年岁，这在外交上是很失礼的，他答曰与贵国天皇同岁。这种随机应变的问答，足证聪明绝顶。 日本人办的《满洲报》销路很广，曾举办一次民意测验的花样，将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万福麟等数十人列为一表，下面印有选票，读者可选东三省军政首长一人，奉、吉、黑三省主席各一人，写完剪下寄还该报。杨宇霆利用这个机会，伪造民意，买了几千份报，填上他的名字，结果他所得的票数仍不及张学良的多，可见民意所归。白为报馆增卖出几千份报纸，后因杨家卖出几千份报纸，这才泄漏出竞选的秘密来。 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时，捐出乃父遗产1000万元，半以扩充东北大学，添筑文、法学院、图书馆、体育场、汉卿楼等。又礼聘了很多有名的学者为教授，一时誉为全国有名学府；另一半作东北中小学基金，归董事会管理之。 东北为缩减经费开支，整编军队，将军长改为军事参议官，师长改为旅长，裁减细目由军事参议官开会决定。一切进行均很顺利。独有杨宇霆主办的兵工厂反而要求扩充经费。张学良向杨说：经费有限，你是知道的，要增加经费有何办法?杨答：铁路可月拨若干。常荫槐亦当面应许。在此以前，张学良曾与常面商，希望由铁路上筹拨若干经费，补充军费，常绝口拒绝说：不行。今竟为杨而行之，前后相较，足证彼二人互相勾结。后被一同处死，此其种因之一。 军事参议官开会时，张学良因精神不好，不能完全主持。杨宇霆每自任主席。张偶尔下楼有所主张时，常遭杨的拒绝，并竟说“你不知道，你不用管”等语。像这样喧宾夺主的行为表现出极不尊重的姿态。张学良对此虽表面上淡然置之，但内心或因此种下了杀机。且给任何位置全不接受，杨只住在沈阳拉拢文武官员，坐等机会。并流露出来说：他每日注射针甚多，将必自毙。 1928年10月9日，他被任国府委员，次日举行阅兵，他8时入场，着上将服，左臂绕黑纱，骑骏马巡行阅兵毕，登台检阅分列式，空军也在天空做受阅的飞翔，这是东北空前的盛举。 1929年春，距春节不远的一天下午约5时许，张学良用电话召高纪毅直入卧室密告曰：杨、常逼余太甚，阻碍全国统一，并硬要发表常荫槐为东北铁路督办，成立公署管理东省铁路。张说这事对苏外交，并涉及中央职权，须从长计议。杨就拿出已写就的纸条逼张签字发表。张仍说必须考虑，正到吃晚饭的时候，待晚饭后再研究。等饭后归来，二人进入老虎厅内。张令高纪毅、谭海率卫士六人进厅宣布；奉长官命令待杨、常再来时，立即处死。事后，一面用电话告诉在天津的胡若愚速赴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一面用文字作成军法会审形式，列举杨、常罪名，报南京备案。据胡谈果有人到南京奔走起诉，当然不得要领。
1928年12月29日，东北正式易帜，改悬青天白日旗。是由被服厂连夜密制的。易帜后，沈阳市容为之一变。东北军在各街上游行。日本人看之很是惊讶，大概他们负情报责任的人在事前一点也不知要受到处分的。过了几天，张学良在省府礼堂宣誓，就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之职。奉天省改辽宁省，省主席及委员亦均发表，同时宣誓就职。中央派方本仁监誓。方为政务委员，常住沈阳，以示双方团结。 日本不甘心坐看中国统一，准备对外，于是由南满铁道派木村理事向张学良要求解决有关铁道问题的悬案。张派高纪毅负责办理。双方议定组织委员会研究办法。但日方委员始终未派出，故未得开会。木村在会谈中表示，日本军方对此极为重视，如不能早日解决，难免发生意外。 在这以前日人强要修筑吉会铁道。中国人都明白，一旦有事，日本可由大连、安东、会宁三路进兵。惜乏实力可以抵御。乃由高崇民等创设外交后援会，因金泽臣也是同志，故借其所办的北平公司楼上秘密开会。参加的人很多，日本人认为不可轻犯，便暂时沉寂下来，这是他以人民为后盾与日本人第一次交涉。1929年，在日本军人的支持下，朝鲜人在沈阳北陵前种稻田，强占民地，并拆毁铁路支线。外交协会当时由阎宝航等领导的东北外交协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日本人竟要求张学良予以取缔，张回答说：这是民意所系，为何能够制止?日人见交涉无结果，更不甘心，后遂酿成九一八事变。关于这点另记于后。 张学良任东北边防长官时，曾特制学生日记本二万册，皮面印有相片，送给沈阳各校中学生。又购《万有文库》1000部送给全省各中学的图书馆，这是他注重教育的表现。奉天商务印书馆经理臧启芳经手特制折扣得与他认识，并很得重视，时常召进府中谈学说理，后推荐天津市社会局长并代理市长。 张学良喜欢与欧派人士接近，与顾维钧、罗文干约为异性兄弟。1928年东北军出关，罗文干随到沈阳作东北大学教授，是北陵别墅的常客，后借张之力做了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态度剧变，对东北的事特别挑剔，一般人对罗的行为提起来没有不摇头的，他却淡然置之不加评论。顾维钧虽亦属势利之流，尚未及罗之甚。顾维钧在“九一八”之后曾陪同李顿赴沈阳调查。此二均为自己做官发财计不得不尔，他并不予以深责。 王永江当省长兼财政厅长时，家眷即住财政厅后院官舍。后来刘尚清任财政厅长时，由刘的家眷住入，旋即改组省府人事。不久，刘任省长，他注重学历。张学良因教育厅长祁公亮系留英学经济的，就调祁任财政厅长。祁既喜出望外，便举趾离心不固矣，祁坚要刘省长让出官舍，刘求缓不得，诉之张学良。张觉祁之行为很不合适，立即撤了他的职，改任张振鹭。祁之财政厅长仅昙花一现，前后不出七日。 王永江在奉天善于理财，更能想到创办东北大学，实属难得，然无大进展，经保安会委他为校长，经他扩充成为全国有名的学府，已如前述。 王永江在奉天理财有功。1927年王病殁金州，张学良正为惋惜。王的儿子在东北大学念书，不知上进，常在舞场和班子里鬼混，他找来劝导无效，很伤感地说：岷老不幸有这样的儿子! 1929年夏，他认为东北既和关内统一，铁路尚分京山、奉榆两局管理，殊不合理，因派高纪毅赴南京陈述合并意见，深得蒋介石的赞许，即改为北宁铁路局，任高纪毅为局长。 1929年，张学良认为东北的铁路运输及吐纳港口均受日本人控制，令高纪毅妥拟对付办法，呈候核夺。经高详细研究，除铁道网须按步施行外，并拟出两种办法： 一、把沈海、吉海、吉长、吉敦等四路联运起来，名为东四路联运，把打通、四洮、洮昂、齐克等四路联运，名为西四路联运。这样，可以把日人控制的南满铁道包围起来，把吉林、黑龙江两省的物产运至营口、秦皇岛、天津，经海陆联运出口； 二、建筑葫芦岛港口，每月由北宁路局拨出50万元专款，半做修筑港口，半做修建商埠之用，并与荷兰制港公司代表商得同意，按月付款。 高以此方案来当面请示，以他的英明判定，认为可行，张学良同意这一计划，面嘱急办。 高奉此后，一面与荷兰制港公司签订筑港合同，一面呈铁道部备案。说明是奉张长官的命令指办的。并拟在路局设港务处驻该岛专管筑港事务。铁道部批准备案。递批派定处长，路局如急需开工，派宁武为副处长先行组织到港开始办公。 1930年6月21日，是他三十初度，也是张作霖逝世第二周年忌日，他早已有言在先，一生不做寿，而张群、吴铁城辈大献殷勤，以三十整寿又逢全国海陆空副司令新发表，硬要给他做寿，也就有人借口按旧历计算他的生日，比忌日晚四天。做寿这天，北陵别墅高搭彩棚，唱了堂会，热闹通宵。张群等人固属逢迎无耻，张学良本人究竟有欠坚定。 1930年7月2日，举行葫芦岛筑港开工典礼，他亲莅主持，并在西山上竖立一座石碑，书葫芦岛筑港开工纪念碑。 典礼盛况空前。张群、吴铁城等均随来。山西派崔廷献，南满铁路派两位理事，东省铁道派理事华局长，并由津沈对开一次专车，招待绅商，大家全在很高兴的气氛中闭会。他着海军制服登“海圻”舰校阅海军，又在岛上住了两天，然后去北戴河。 阎锡山联络汪精卫、冯玉祥等在北京开扩大会议，和蒋介石打得很激烈。事前，张学良曾在3月间发出冬电，谓“政见无妨磋商，而不可为意气用事之争，武力有时必须，而不可为萁豆相煎之具。”他苦口婆心希望和平，而事与愿违，双方交战至六七个月。倘再任其拖延下去，不但百姓苦招涂炭，甚至引进外侮，亦实堪忧。为维护国家统一，他又于9月18日发出巧电，有云：“素以爱护民众，维护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庶几国际地位可免堕落之虞。”此电一出，东北军随即入关，阎、汪、冯等的扩大会议瓦解。国家统一局面得以维持。
北京改名为北平，东北军第四次入关，以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周大文、胡若愚分别为北平、青岛市长，臧启芳为天津市社会局长代理市长，张学铭为公安局长(后任市长)。山西省主席、绥远省主席以旧晋军将领商震、傅作义分别任命。东北军未进驻两省，阎锡山的原有组织亦未拆改。此对1928年阎未向石家庄派兵截断归路之因果相循。 北方的事大体布置就绪，又曾改军税制，免除苛杂，崇文门税务等一律免除，对入关的东北军训勉破除已往的恶习，华北局面为之一新。然后去南京与蒋介石会商。他由天津到浦口后，登威胜舰过长江，沿站都贴满欢迎标语，停在下关的军舰都放礼炮，表示欢迎。南京并已布置好了副司令行辕。并由政府公布各部及省市对副司令行文都用“呈”等表示优崇。不过在南京的一般人，均未料到他出席报告东北的内政外交时，说得透彻详明，连胡汉民也称赞他毕竟不凡。在易帜后，中央党部拟选他为中央委员，因年岁不够，今年整30岁，便已当选为中央委员。政府推他为国府委员。 他在南京住了一个多月，宴会各院部长，招待新闻记者，均在欣欢的气氛中度过，间与宋子文畅游金、焦，饱览江南胜况，然后北返。先在津小住，过1931年的新年才回沈阳过旧历年。王树翰的文官长、刘尚清的内政部长、刘一飞的察哈尔主席均在这时期先后发表。 回沈后，东北选举国民会议代表。在竞选中，东北大学有几位教授因得票较多，另有些不甘自己失败的人向他告密说这些教授有垄断选举的嫌疑，失掉选举的真精神。张学良把东大教授孙国封、汪席珍等人邀进府中，责以不当有门户之见，朋党之争。各人均留学欧美者，当然以民选，应当竞选作争执，弄得他勃然大怒，掷以纸笔，叫他们写遗嘱，准备处死。旋大家促王树翰到府恳切地说：不能这样做。在他原系故意做作，为的是传到南京，叫他们知道东北的选举不像南京似的伪造民意，搞什么圈定指派等鬼花样。当然准了这个人情，反来对孙国树诸人不特未逼写遗嘱，还温慰有嘉，叫他们回作正当的选举。但他后来却深悔此行为憾事。 国民代表选定后，各自报到。1931年5月，张学良去南京出席国民会议，会议对东北代表表示特别欢迎。东北代表的提案件件通过。会后拍全体照片时，中间给张学良留有空位，恰好班禅来到，他把班禅拉到他与蒋介石的中间。 宋子文对他十分要好，择做盟兄弟。张在宋家吃饭。因为多吃了芒果，肠胃发炎变成伤寒，回到北平就病倒在床。因协和医院治疗得法，得脱危险。在逐渐康复中，沈阳日人所办的报纸滥造谣言，扰得东北人心惶惶。最后《新民晚报》把他病愈在协和医院照的相片刊登，谣言始息。 在他病愈出院的晚上，曾到开明戏院去看梅兰芳演出的霸王别姬，借慰病久住院的苦闷。哪知苦闷更大，当晚沈阳来电话，日本兵正在袭击北大营，参谋长荣臻请示办法。他回府后即电报蒋介石请示，以便传令荣参谋长照办。 自他继掌东北军政大权，一切措施没有一事不使日本人看之眼红的。旧的悬案既不能解决，而新的木村交涉亦不能满其要求。在日本人对他的想法也许会说：勿使枝蔓，蔓难图也。尤其在日本军人更为浮躁，想开疆拓土，要立功勋。以“九一八”作为试验，胜则继续进展，不胜则作为地方事件，随时可以结束。恰巧就遇到当时的南京中央不令抵抗，听候中央办理。坐使日本军队在无抵抗中得寸进尺，几天的工夫就占了东北。 荣参谋长奉到不抵抗的命令后，即转达于北大营第七旅王以哲退至东山嘴子。到天明，日兵已把沈阳城郊占领，以致航空军亦未得起飞。计东北沦陷到日军手里，前后共有14年之久，而在南京中央向未主张抗战，总以外交解决。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在南京中央一方面主张不抵抗，另一方面使全国舆论骂他不抵抗，而他始终维护国家体面，宁肯忍痛含冤，未尝予以申辩。 日军占据沈阳大帅府，门户洞开，所掠夺去的财物无法统计。本庄繁因为做过他的顾问，事后还假惺惺的为维护交谊，把剩余的东西装上木箱用轮船运到塘沽。可是他始终未派人去取，后来不知此物落在何处。 北宁路局把英籍职员全部派到沈阳，勉强维持客车通到沈阳。对行车员工简直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敌前工作。得到他的命令，按照战时规定从优给恤。故员工皆振奋爱国，不顾一切把车通到沈阳约有三个月之久，在沈阳之文武员工及爱国的民众志士得到入关之方便。 沈阳沦陷后，在锦州成立辽宁临时省政府，以米春霖为主席。他在北平召开过一次会议，秘密宣布得到日本首相犬养毅的同意，以锦州为缓冲地带。两国进行交涉，东北军以关内为第二家乡，须严肃军纪，冀得民心等痛心之谈。但日本军人正在得意忘形之际，哪肯听什么首相之话。日军继续进攻，锦州既失，乃把军队进入关内。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将日本的侵略罪行向国联提出申诉，在日内瓦国联召开大会。当时东北人只有听信政府，看国联的行动。国联派以李顿为首的调查团来中国调查。张学良很重视这次调查，命北宁铁路局预备一列很舒适的客车。每个代表有一辆火车，内有客厅、卧室、浴室，另有洗衣理发等设备。在车上不次于在家，各代表甚为满意，很想乘此车出山海关，被日人拒绝。调查团在北平时，他曾亲自陪同到八达岭游览万里长城。 东北空军有十几年的历史，九一八事变仓促未得起飞，沦陷敌方，实为可惜，但有爱国思想的驾驶员等设法进关，依旧投祖国怀抱，加入杭州笕桥空校，成为中坚分子。抗日战争时特别立功者，多系东北籍的驾驶员，这是他的储蓄贡献祖国的成果。 他对航空既感兴趣又有经验，在1932年冬偕端纳、刘多荃、雍医生等人乘自己飞机到杭州笕桥参观空校，并对该校学生讲话，特别对东北籍的学生格外勉励，杭州学生执旗结队向他请愿，要求他加紧抗日，他很感动地接受这个意见，并很诚恳地说：此志不渝敢告天日，在湖边蒋的别墅小住两日，经汉口返回北平。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最关心的是热河的防务，日军随时有侵热的可能。热河一失，即威胁北平。张学良为坚守热河，屡向南京请求做有计划的抵抗。南京政府不得已才派宋子文前来视察，敷衍面子。张学良曾亲自陪宋子文等到热河承德视察，宋子文拍着胸膛说：你们抗战，军费包在余的身上。在百忙之中，有人进入行宫游览，尚发现有做“白面儿”的设备，真是丢尽东北人之脸。 热河都统汤玉麟是个毫无胆识，见利忘义的人。他为优遇父执忘掉国家的责任，并把第一次奉直战，汤曾作为像演戏一样说：去活捉吴佩孚，因敌人有炮即返的丑剧也忘掉。张学良竟要汤守卫热河，真是荒唐之极。若要换人，又怕汤投降日本。但是贩烟土，做白面儿，早在洞鉴之中，他不能早为之，所以致日兵未到，就弃甲曳兵而逃，丢尽东北人之脸皮。也不能怪宋子文失信，倘如早派胆识具备的人镇守热河，城亡与亡，使日本人及南京看看有多么光荣，蒋亦无词可措叫他下野。 汤之弃城逃走，固是出他意料之外，赶紧派兵堵防古北口。诸葛亮误用马谡，但马还是战败而失街亭。今汤玉麟未战而失热河，这是他知人而却未能善任的恶果。热河失守，蒋介石利用这并为维持他自己的地位，电约张学良到保定会谈，蒋坐专车到石家庄，先派宋子文到保定，向张说明要请他下野以缓和国内的空气，他慨然应允。蒋的专车才开来保定，与张面谈。张学良回北平后即通电下野。第二天即乘飞机到沪，住福照路181号，戒除毒瘾。
在沪住了一个多月，做出国的准备。行前电嘱诸将领不要远道来沪送行。南京方面有吴铁城、宋子文颇献殷勤，舱位定的是意大利康悌罗素号轮船，是航行欧亚间第一条快船。同行的有于夫人、赵四小姐和三个子女，及顾问端纳，苏格兰人伊雅格，翻译沈祖同夫妇。在船上不过二十几天，就到达罗马。举室同行，当不致过于寂寞。 他甫离沪上，张继突然发表一段谈话说：他带走颐和园几张名画，必须归还。按颐和园属于北平市，市长周大文急切声明说：他在北平为鉴别真伪曾借几张画作研究资料。过了几天，在飞沪之前，曾面交余送回该园，有经手人为证，这才算了结张溥泉的这段谈话，张在南京可算是一个老实人，爱护国家财物是对的，但对国民党拿走的最珍贵的珠宝磁铜书画等名物运赴欧美，名为展览，不闻运回，连国子监的10个石鼓都不知去向，张却闭口未闻一谈，独对他做望风捕影，下井投石之谈，绝非燕赵之英雄好汉。 意大利古迹既多，人民也温和易近，加之驻中国公使的齐亚诺私交尚好，来电坚约，所以他到意大利在罗马小住，身体健康，精神饱满，他先参观了意大利的飞机，又往法国参观空军，赴丹麦考察农业，并送子女到英国留学，然后再回到罗马，这已用了大半年的光景。他看到西欧各国的强盛，感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回国之念油然而兴。顾问端纳先回中国预为布置。说明东北将领纷纷电恳他回国领导，已得许可，他便携眷搭邮船回国。一般旧部及各方代表特来上海，在四马路浮水码头附近等候邮船，船将要靠岸，这般欢迎的人热烈欢呼，蜂拥直前，一到船边，方知他已由海关专轮接到浦东早已上岸，这时便都赶到已租定的莫利爱路住所去晤谈。在门簿上登记之数近千人，颇极一时之盛。 从前做他顾问的日本人柴山兼四郎曾亲自到沪，传述倘或蒋对之有不合适的话，如拟离开时，在江边备有军舰一只，可随便登用。他是一心爱国，任何牺牲在所不惜，哪肯上日本兵舰，特派王树常去婉言致谢。 张学良回国后，蒋介石派他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打内战。张虽觉事与愿违，也只好勉强接受，他却认为应当稍安勿躁，终有达到救国目的的一天。他曾发表过，果因抗日而战，就立刻跑到前线，情愿当名士卒。再看看何应钦在他出国之后签了《塘沽协定》。丧权辱国，遭国人唾骂，更给他一个严重警惕。即赴汉口就职。办公地点先设在银行公会，后移武昌旧巡抚衙门。他每天除到公外，忙于接见东北军前来谒见的各将领。蒋介石对他不放心，派钱大钧为参谋长，二人无丝毫摩擦。张学良在武汉年余，将大部分东北军调到内地，参加剿共。1934年夏，蒋介石调东北军将领到庐山受训，张学良也住在牯岭，到庐山训练团讲过话。 有时同端纳爬山，足力甚健。 日本这时疯狂特甚，吞吃了东北，依《塘沽协定》又特殊化了华北，尚尤以为未足，还压迫南京不准中国作抗日的言论和运动。东北籍的杜重远为了一篇闲话皇帝，入上海监狱。杜是留学日本的，在外交协会为重要角色，也是抗日的积极分子，因与他颇契，亟谋营救，遭蒋拒绝，颇为痛心，曾派人到狱中探视慰问，另无他法可以救杜出来，只好听之自然。 1935年他在南京参加一个大会，遇到汪精卫正在入门时，发现刺客，他在当场很勇敢地飞起一脚将刺客的手枪踢掉。这时人声哄杂中，蒋的随从将刺客枪杀，致无活口。他这种救人急难行为真是公而忘私，实在令人佩服。后有人赞佩他的勇敢，也有人说他无意中违背了蒋的意旨。 1935年10月，张学良改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迁驻西安，于学忠调任甘肃主席，东北军也纷纷向陕甘调动，准备进“剿”到达陕北的红军。 到处为家的东北人也纷纷随之前往。他曾建筑了东北新村，使这些人生有安身之所，他同时又顾及到死有葬身之地，他命高纪毅在北平筹办东北义园。高筹款10万元，买定王怀庆、邵英两个花园略加修理，于1936年请以正式开幕，直到现在东北人之作古北京者能有葬身之地。同时曾拨给天津张作相五万元，虽购得一块土地，惜未修筑，钱存银行，已不翼而飞矣。 东北军调到西北与八路军作战垮了两师，总合双方伤亡，确是对外实力上一个绝大损失。他认为自相残杀的内战万不能再拖延下去。蒋还吵嚷着攘外必先安内，就是坚决打内战。他这才深自警惕抗日的事必须自己来做。这时已与陕北中共取得了联系，并很秘密地在咸阳与共产党要人见过面。据周总理说，他曾送给共产党二万元，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在西安组织了救国会，高崇民、车向忱、陈先舟、栗又文、阎宝航、卢广绩、周京文、杜重远诸人都是中坚分子，抗日救国运动很快展开。先创办《西北响导》和《西北文化》两个期刊。并想将北平《晨报》全部迁到西安，为宋哲元所阻，仅拆运了一架机器，发刊《西京日报》，号召抗日。东北大学也迁来西安，学生情绪特别兴奋，对抗日运动更起了很大的作用。 西安总部参谋长晏道刚名为幕僚长，实是监军，事事掣肘，使他与蒋的摩擦日有增进，抗日的事哪有希望。他认为非下决心向蒋痛切陈词贯彻主张不可。第一次在1936年夏，他飞往南京，略陈抗日理论，蒋是决心打内战，当然不会赞同的。
第二次在洛阳蒋做五十寿，一般人都是胁肩谄笑，大献谀词。他独密谈联合抗日，当然遭到蒋的严词驳斥，致使裂痕逐渐露骨，蒋办寿毕，于12月4日率领文臣武将到西安。他是率着部下在机场欢迎为仪。蒋进城稍作勾留就忙着赴华清池去住，每天传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将领，讲些共产党现在被迫缩驻一隅，力量有限，如经痛剿，不难根除等谬论。诸将领全不耐烦。 这时西安的学生听说蒋来，自动地结成大队在城内游行，要赴临潼请愿。学生大队走到半途，被他劝回。他发誓说，一定替大家要求。这几天他不断到临潼向蒋陈情，比在南京、洛阳两处所说的更为透彻详尽。怎奈蒋是执迷不悟，一定要先剿灭共产党，最后说到无转圜的余地，他就决心使用兵谏。于是导演了临潼捉蒋。 华清池之役，钱大钧脑部受伤，毛裕礼、蒋孝先和宪兵多名被打死。同时更有个不幸事件发生，即属于十七路军的孙蔚如警备旅一部在西安招待所打死了邵元冲，伤了胡若愚。 他一天到新城去数次，很热烈地希望蒋领导抗日，而蒋却默默寡言，又说：你办好啦，何必问余。他在西安的住宅是借高桂滋的房子，距新城较远，往来不便。14日下午把蒋接到他住宅。同日端纳飞来与蒋同住对面平房，他派自己的飞机送蒋鼎文回南京，说明西安真实情况，原自蒋被扣，南京各方已乱作一团。何应钦、顾祝同主张施用武力，而宋子文、孔祥熙辈力主缓和，正在焦急之际，听说蒋鼎文回来，确悉蒋尚在人间，于是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戴笠等相继同来西安，这时蒋的另一副假牙亦带来，蒋被扣时不食，并非绝食，是无牙之故。 宋子文兄妹在西安很尽力疏解，蒋就逐渐开腔，答应了八大主张，不过蒋要求先回南京方可施行。宋子文兄妹也口头保证必施行，更无恶意。这时东北各派在这严重局势下，组织了大会，由高崇民领导，对于放蒋事，都说蒋是不顾信义的人，尤以鲍文樾大声疾呼说，政治与道德不能相提并论，不能以很空洞的“答应”两字就送他返南京，这成为一致的主张。但在12月25日下午4时左右，他就同蒋到了飞机场，准备同往南京，这时一般人都不知道，据周总理说：赶到飞机场已起飞矣。 他到南京后住了三天，政府组织军法会审。鹿钟麟也列为委员，据鹿说：他在公堂上很慷慨地承认为抗日救国，用兵谏委员长，这完全是其个人的主张与行为，实与他人无干据闻军事法庭判徒刑10年，蒋后生诡计，呈请取消判刑，改为交军委会管制，但未定年限，实即无期徒刑，直到现在仍未能予以自由，可叹也夫。张将军事迹的追述至此结束。 (1959年8月10日) *作者曾任张学良的副官长、副官处长及奉天省警务处长、辽宁省公安管理处长、北宁铁路管理局长等职。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