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底，全军授衔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许多起义的国军高级将领也参与其中。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三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孔从洲、曾泽生等则获得了中将军衔。然而，傅作义，作为北平和平解放的核心人物，却没有获得任何军衔。

事实上，在讨论军衔的过程中，曾有人建议授予傅作义上将军衔，但这一提议最终没有通过。对此，毛主席曾说，给傅作义上将军衔，实在是委屈他了。毛主席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毛主席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傅作义功劳巨大，无人能出其右；二是一旦授予傅作义上将军衔，他的待遇反倒会不升反降。

在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国军将领相继起义，而傅作义的功劳和影响力无疑是其中最大的。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按照之前谈好的条件，主动从北平撤兵，并通电正式起义。

傅作义的起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它让平津战役得以提前结束，避免了解放军和国军士兵间的一场惨烈厮杀，从而减少了军民的伤亡，这无疑是功德无量的。其次，傅作义的起义保住了北平这座千年古城，使得新中国的首都不至于在焦土之上重新建立，这也是居功至伟的。

如果当时傅作义不接受谈判，战争的代价将会极其惨烈。在傅作义掌管华北地区时，麾下约有57万兵力，尽管经过几次与解放军的交战后兵力有所下降，如天津战役损失约13万、张家口战役损失约6.6万、新保安和塘沽等战斗损失约7.4万，但在北平和平解放时，国军仍有25万人接受改编。此外，傅作义的影响力还延伸到绥远地区，其老部下董其武掌控着约8万兵力，正是在傅作义的工作下，董其武才没有抵抗到底。

因此，傅作义的贡献是巨大的，以他的功劳授予上将军衔，似乎是对他的一种委屈。许多人认为，授予傅作义大将军衔似乎更为合适，但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傅作义是否适合授衔。

虽然傅作义功劳卓著，但他并未参与授衔，原因有二：一是他的功劳授上将军衔确实显得不够，但授予大将军衔又不合适；二是傅作义当时已不在军队工作，这也使得他不符合授衔的标准。

在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央继续重用傅作义，让他暂时掌管原有部队；建国后，傅作义被任命为绥远军区司令员，主管一方军务。然而，1952年8月，绥远军区并入蒙绥军区，傅作义辞去司令员职务，彻底离开了部队，转而担任国家水利部部长。由于傅作义已在政府部门任职，且离开了部队，他自然不符合授衔标准。

当然，规则是人定的，偶尔也有例外，陈毅元帅就是个例子，但那也取决于情况是否特殊。对于傅作义来说，他显然不具备这样的特殊性。

此外，大将军衔的另一授衔标准是必须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师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并参加过我党早期的起义。而这些经历，傅作义一个也没有，自然不符合大将军衔的标准。

因此，如果傅作义参与授衔，最多也只能授予上将军衔，但这样一来，反倒会使他的待遇不升反降，令人感到委屈。根据规定，水利部部长享受的是行政四级待遇，而上将军衔的待遇为行政五级。如果傅作义因授衔而待遇降低，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会让傅作义感到为难：董其武、陈明仁等都是傅作义的下属或后辈，无论是在国军中的地位，还是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的贡献，他们都难以与傅作义相比。如果他们与傅作义并列授上将军衔，傅作义难免会感到委屈。

或许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毛主席才说：让傅作义授上将，那就委屈他了。与其让傅作义受委屈，不如按照规定来办。

对于傅作义的最终决定，曾引起不少争议。有些人认为，蒋介石和国民党信任傅作义，让他掌管华北地区，但他却“忘恩负义”地选择了起义。然而，傅作义的决定其实有其历史背景和正当性。

解放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性质不同，前者是一场内部的矛盾，而后者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对外之战。傅作义选择起义，不仅避免了军民的伤亡，也保住了北平这座千年古城，他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与其纠结于傅作义的“忠诚”与“背叛”，不如承认他的功绩，这才是对历史最为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