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吴志强

编发/史乎文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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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2月，刚满十八岁的我，积极响应号召，应征入伍，来到铁道兵部队。在六十年代中期，铁道兵部队担负着各地各类的施工任务，包括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等。因此，铁道兵的符号上面，不仅有代表海军的锚，代表空军的双翼，还有我们平常使用的施工工具（钳子和铁锤），因此我们自己也常常打趣道，“无论是海、路，还是空，铁道兵全都修。”

乘坐闷罐火车一路北上，到部队后，我被分到了二营七连三排十班（当时，我们连是一个排四个班）。我们团长姓吴（中校），团政委姓徐（中校）；营长姓徐（大尉），连长姓梁（1945年入伍，上尉），指导员姓许（1946年入伍，上尉），排长姓罗（中尉）；班长姓王（上士，1959年入伍），副班长也姓王（上等兵，1963年入伍）。

当时，我们九班除了班长和副班长是老兵外，剩下的全都是1965年的新兵。同时，我们部队还是新扩编组建的部队，这次的任务是去京参加地铁施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的编制，跟正常部队也不一样（正常部队都是三、三编制：一个连三个排，一个排三个班），我们一个营有四个连，一个连有三个排，一个排有四个班。

1965年2月10日下午，我们全体新兵在天津北站广场集合，以区为单位点名排队，然后依次进入大礼堂，参加欢送大会。大会后，我们按照顺序登上火车，开始出发前往新兵连营地。

火车的启动，不仅意味着我们告别了十几年的家乡生活，更意味着我们崭新的、让人难忘的部队生活，要开始了。而随着火车渐渐提速，随着车轮由慢到快的滚动，随着列车的轰鸣，那家乡的景物和站台上的父老乡亲，也开始逐渐变得模糊，直至消失。在这样的氛围下，车厢里的大家也由刚开始的有说有笑和兴奋，逐渐变得安静、沉默。毕竟，这一走，我们不仅远离了家乡，远离了父母、远离了亲人，而且更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再回来。

伴随着闷罐火车的一路轰鸣，和老解放卡车的一路颠簸，在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房山琉璃河）。到达琉璃河后，连长又带领着我们这批新兵走了大概四五里路，然后到了一个小村子。在村口的篮球场上，其他先到的新兵们，都已经站好了队（我们是最后到达的一批）。

因为此时天已经全黑了，所以连长只是简单讲了几句欢迎的话后，就由各班班长按照已经分好的名单，把自己班的新战士带回各班宿舍（我被分到了三排十班）。

当时，因为七连是新组建的连队（营房还没有建设），所以我们都借住在村里的乡亲们家。我们十班临时住在一户姓张的老乡家的西房里。虽然张大叔家里的房子很大，但一下住进来十几个人，还是稍显拥挤。我们跟着班长刚走进西屋，班长就笑着说：“大家先放下背包，然后赶紧洗一洗，马上就开饭了。”听了班长的话，我们都开始忙活起来。毕竟，奔波了一天到现在，我们还没吃上一顿热乎的饭。

整理完后，班长就让三个个子高的新兵去伙房打饭。不一会儿，饭就打回来了。我上前一看，一个木桶里的是米饭（二米饭），另一个黑铁桶里是稀饭；一个盆里是肉菜（猪肉白菜炖粉条），另一个盆里是素菜。

看着这热气腾腾的饭菜，我馋的口水直流，就等班长说开饭了。等到我们全都收拾妥当，班长一声令下，我们就排队盛起了饭。每人一大碗二米饭，再加上一勺猪肉白菜炖粉条，真是香极了。我们这十几个新兵，全都低着头大口的吃，因此，没一会儿功夫，那大半桶二米饭，就见了底（在当时，新兵们都很能吃，每人一顿饭至少吃两大碗二米饭）。吃完饭，由于奔波劳累了一天，再加上刚到新兵连，大家都不是很熟悉，所以熄灯号一响，大家就在班长的安排下睡觉了。

而在随后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和生活里，让我最难忘的，就莫过于紧急集合了。记得当时，我们有一天晚上，整整进行了四次紧急集合，我们这些新兵都被集合的晕头转向，一个个神经兮兮，不敢脱衣服，不敢睡觉，都直愣愣的坐在床上。看到我们的样子，王班长笑着说，“光坐着也不是办法，你们都去睡觉，我看今晚上应该不会集合了。”

听了王班长的话，虽然我们是半信半疑，但确实，一直坐着也不是办法。于是我们又重新脱下了衣服，进入了温暖的被窝。果然，哨声没有响起，但就在我带着侥幸的心理，正准备进入梦乡时，那划破夜空，让人瞬间清醒的紧急集合的哨声，又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

于是我们都只能再次手忙脚乱的穿起衣服。同时，因为时间很紧，再加上每次一集合就开始跑步。所以，这下可就热闹了。我们跑着跑着，有的新兵背包散了，有的新兵帽子掉了，有的新兵鞋带开了。但无论怎么样，没有一个人停下，那整齐的“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声，也随之划破了夜空。

紧张的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后，在1965年6月中旬，我们部队就整装待发，准备去京修地铁（在大部队出发前，每个连队都各派了两个班提前前往，作为先遣部队，为大部队的到达做准备）。我们团是6月底到达的（驻扎在五棵松），到了目的地安顿好后，那一排排的牛毛帐篷，真是整齐有序，延绵不绝。

1965年7月1日，修建地铁正式开工。当时许多领导都参加了开工仪式。我们团，是罗参加了开工仪式，在一营四连的工地上举行的。罗使用过的铁锨，当时我们还用红绸子包裹起来，由四连代为保存。

在进行了两个月艰苦卓绝的施工后（当时结合实际，决定采用明面开挖的施工方法），在1965年8月中旬，部队忽然传出了即将前往越南的消息。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在战士之间引起巨大反响。毕竟，这地铁刚刚施工两个月，建设正到关键时刻，却要出发前往越南，这也太突然了。但很快，正式命令就下来了，我们真的要停止施工，然后准备出发前往越南。

同时，在命令正式下发后，我们向外寄出的信件，都不能封口，要经过连部检查，合格后统一封口（当时消息是保密的）。因为即将要前往越南，这一去，也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回来，所以大家也都纷纷给家里写信，希望家人能来连队探一次亲。当时，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也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希望父亲能来部队探一次亲。

我的信，是托连里的“上士”给寄出去的（1965年6月1日，部队取消了军衔制）。而当时的“上士”（习惯称呼），其实就是给养员，工作是在司务长的带领下，负责连队的油、盐、菜、米、面等伙食的采购工作。信发出仅两天，连里就通知我，让我去车站接我父亲和表弟（当时我父亲已经五十多岁，身体不好，所以在信中，我就让表弟与他同行）。车站离我们连队距离不算远，因此没多长时间，我就把我父亲和表弟给接到了连队（当时，连里战士们的家属，至少来了一半）。

同时，因为来的战士家属太多，再加上当时不少农村兵结婚早（年龄大一点的，甚至都孩子了），所以到处都是大人、小孩，连里都快顾不过来了。吃还好，大锅饭一起吃，没有什么问题。最不好办的，就是住宿问题了，你想，一下来了这么多人，还有女人孩子，真是太难办了。

但没办法，方法总比困难多。已经来了，就要想办法解决。最后连里讨论决定，一个帐篷住四家家属（有的甚至住了六家），帐篷中间用布隔开。当时，王班长对我非常好，见我来了两个家属，再加上我父亲身体不好，他就自己出去找地方睡，把床铺让给我了我父亲（我和表弟挤一张床），我很是感动。

但为了不影响部队正常的训练和生活，连里在商议后，决定动员战士家属尽快离开部队。因此我的父亲和表弟，他俩在部队住了三、四天，就回家了（这期间，刚好有休息日，我带他俩逛了故宫，还照了相片）。

战士家属们离队后，在1965年8月下旬，我们开始做入越前的学习和准备（大概一周时间）。在为期一周的学习即将结束之际，连里又下达了命令，所有战士，除了部队发放的衣物、装备以及学习书籍、用品之外，其余全部东西都要寄回家乡，为出发前往越南做最后的准备。

1965年8月26日上午，出发誓师大会上，在首长“今天在这里欢送你们，明年的今天，还在这里欢迎你们”的动员下，我们全体战士，按照事先安排，依次登上了火车。当时的我们，只知道要出发前往越南，但具体要去什么地方，我们是不清楚的。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因此，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火车一路南下，过了黄河，再过长江，过湖北，过湖南，最后到达贵州进行休整。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在当兵之前，绝大多数连火车都没坐过，更不用说出远门了。因此，在这一路南下的旅途中，我们不仅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而且也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而后，在贵州进行为期一天的休整后，紧接着，我们就再次踏上了出发前往越南的路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