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黄巾大起义失败，朝廷里宦官与党人们缓过劲来，又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政治争斗。本来党人的势力是不如宦官的，但黄巾起义不仅逼得皇帝解除了党锢，而且也让部分党人拥有了兵权，于是双方势均力敌，党争愈演愈烈，甚至西羌之乱再次爆发，朝廷大臣们也无心平定，反而建议放弃凉州（注1）。如前所述，大将军何进本是宦官的同盟军，士族党人虽已崛起，但在势力上仍处于弱势。在这种情况下，士族集团的青年领袖袁绍只得亲自出马，进入何进幕府成为其谋主，欲说动何进背叛宦官而加盟党人集团。袁绍告诉何进，宦官是很可怕的，前几任外戚如梁冀、窦武都在死在他们手上，你跟他们联盟能有啥好下场？不如还是跟我们士族联盟一起对付宦官，毕竟咱可是读圣贤书的，可不会背信弃义哦！
何进一听就被忽悠了，他出身屠户之门，根基浅薄，本以为只能跟宦官同流合污，没想到士族居然也能看得起他。于是何进果断与宦官集团决裂，任命了一大堆党人进入自己的幕府，并拜大儒杨赐（杨修祖父）为师，极力讨好士族（注2）。然而何进并不知道，士族们只是表面上利用他而已，内心其实并不拿他当自己人。
据《三国志·王粲传》记载，当时何进为了结交士人，提出要与自己的部下、大将军长史王谦结亲，愿把女儿嫁给王谦的儿子王粲。但王谦出身山阳王氏，乃高门大儒，乃名公之后（注3），怎么可能跟你这屠户家门结亲呢？于是断然拒绝了这门亲事，为此还不惜辞官回乡。由此亦可见，何进只是表面风光，实际只是个被利用的货，根本控制不了局势。这一切，其实还是得怪汉灵帝，东汉是个豪族政权，所以历代外戚几乎都是与刘秀一起打天下的豪门士族之后，常常身兼外戚与士人领袖的身份，唯有汉灵帝离经叛道，让何家这样的南阳屠户成为外戚，这表面上好像减少了外戚势力对皇权的掣肘，但实际却动摇了东汉这个豪族政权的政治基础，也让朝堂上的激烈党争愈演愈烈。
当时还在担任济南相的曹操，也被这些党争弄得心力交瘁，还遭到了奸邪们数次打击报复与陷害诬告，曹操后来在自己的作品《让县自明本志令》中也说当时自己“违忤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将上上下下的宦官头子与地方豪强得罪了遍，若不是父亲曹嵩大花钱财为他消灾，他早就不知死多少次了。
终于，曹操累了，他不想再斗了，又担心连累家人，于是拒绝了朝廷调他去东郡当太守的任命，奏请自降官位，从两千石大员回头再去宫中担任六百石的议郎，没过多久，他又再次辜负了组织对他的培养与信任，竟然称病请假回乡，在老家谯县城东五十里的郊外盖了个小别墅，远离尘世，谢绝宾客，面朝小河，春暖花开。开始了一段悠哉而又苦闷的隐居生活。
虽怀一介志，是时其能与（注4）！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注5）！
春夏天，曹操便读书，待家当个老宅男；秋冬天，曹操就射猎，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跑去森林里跟愤怒的小鸟较劲。总之，从今开始，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曹操甚至表示（《让县自明本志令》），自己今年才不过三十二岁，完全可以再隐居二十年以待清平，也不见得有多老，正好赶上同级干部的平均年龄水平嘛！我那些“同岁”们有的都快六十了，不还整天拍着胸脯说自己年轻吗（注6）？
如果你真相信曹操说的，那你就是太傻太天真了。曹操只是想静下心来沉淀一下自己，过过“岩穴知名之士”的瘾而已（注7），并非真的要打退堂鼓了。在熙熙攘攘的尘世间、在浑浊肮脏的官场里，能搞来大把的时间反思过去、规划未来，这可是个求也求不来的好机遇。其实从古至今之伟人，都有在其事业低谷期类似的经历：时机未到，时局未明；便潜心修性，潜龙勿用。
与其深陷泥潭，不如退步登高，冷静旁观，然后可飞龙在天。
曹操相信，时局一定会变，而且会来得很快。最多数年，根本不用二十年。
汉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时局没怎么变，曹操家里倒是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曹操的次子、也是他与正妻卞氏的第一个儿子曹丕出生了。曹丕善骑射，好击剑，天资文藻，博闻强识，可谓才艺兼该，文武双全。闲暇时生的儿子看来尤其出色。
第二件事：公元187年年底，曹操的父亲曹嵩用他这些年做官赚来的钱，甭管正当不正当的总共是一亿的天价，竞标买了个官，把自己从大鸿胪升到了太尉，成为朝廷三公之首。
自光武帝建立东汉以来，“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朝廷机构设尚书台，总览行政权（注8）；外戚则为大将军，总览军权；后又有宦官擅政，把持了秘书与传达诏书之权。所谓百官之首的太尉，虽然名义上仍主管国家军事事务，但其实际职权已逐渐被架空，成了徒具其名的空衔。而且，朝廷一旦碰到灾异，不去责罚执政的外戚宦官，“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仲长统《昌言·法诫篇》），特别是汉末桓、灵帝时期，三公的任免极为频繁，桓帝二十年总共换了九个太尉，灵帝更夸张，二十年间有21人曾担任太尉。平均来说，一两年就要换一个太尉（注9）。而据东汉的官员品秩，三公秩万石，每年四十二万钱，即便不考虑利息，曹嵩也需要两百年才能收回成本。
那么，曹嵩为何要斥废巨资去买这样一个有名无实而且任期短暂的虚衔呢？是他官瘾太大？还是贪慕虚荣？还是他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其实，这一亿钱，乃是一笔保护曹家的巨额保护费。
原来，咱们这位汉灵帝，在登上帝位之前，祖父三辈都只是小小的亭侯。只因在他之前的汉桓帝，没有子嗣，所以他被挑中来继承皇位。灵帝在做亭侯的时候，经济状况不太好，“常苦贫”，经常过穷日子。因为有这样一种生活经验，所以汉灵帝登上皇位以后就想，现在做皇帝，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受穷了。但是他查了一下汉桓帝留下来的皇家私库，发现里面没多少余钱，他就有点看法：“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曾无私钱。”感叹桓帝不善理财，都没点私房钱，于是就想自己理理财，挣点钱儿。如果说宋徽宗是艺术家皇帝，明熹宗是木匠皇帝，咱们这位汉灵帝可以算是财迷皇帝。这位财迷皇帝想出来的第一个挣钱的法子，就是做生意。
熹平四年（175年），汉灵帝将大司农手下的“平准”之官改为“中准”，改由宦官担任，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赚钱大业。所谓平准，就是用国家权力来调控物价，贱时买进，贵时卖出，汉武帝当年发明此官职，为他打匈奴赚了不少钱；汉灵帝熟悉历史，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油水部门，遂立刻收入囊中，为自己赚到了第一桶金。
汉灵帝想出的第二个赚钱法子，更为简单粗暴，那就是卖官。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好不容易坐上皇帝，不来个权钱交易，岂不是可惜了？于是他在皇宫的西园，专门开辟了一个地方，公开买卖官爵，他身边那些奶妈、常侍，就是为他经营卖官生意的“职业经理人”，专门负责招揽客户、联系官员、讨价还价。
其实呢，这也不能怪汉灵帝财迷，关键东汉帝国实在太穷了。我们在前面刘秀篇与班超篇就提过，东汉初年，由于大量官僚被乱世毁灭，刘秀又是凭借地方豪族起家，所以不得不将“盐铁官营”这个大钱袋让给地方，并坚持低税政策以获取臣民的支持（注10）。所以东汉的财政一向不充裕，平均每年也就是六十亿钱左右，这其中一半要花在官员的俸禄上，另外一半则要负责皇室的开销与公共基建的支出，本就捉襟见肘；偏偏汉章帝是个弟控，对一群弟弟诸侯王们大方过头了，竟下令“诸国户口皆等，租入岁各八千万”，即让8个弟弟每年各有八千万的租税收入，总计6.4亿，超过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0%。另外这帮诸侯王死也死的很贵，东汉政府对第一任诸侯王的死，照例给治丧费三千万钱再加布三万匹，其后世嗣王则减为一千万、布万匹。但到了汉和帝时就更夸张了，当时掌权的窦太后与窦宪与中山王刘焉关系很好（窦太后的母亲是中山王哥哥刘彊的女儿），所以这位中山王死后朝廷竟给了治丧费一亿钱，并动员了一万多人，为他修冢茔，起神道，平夷百姓的祖坟以千数，把中山国及附近三郡的柏树都砍光了还不够，后来又征伐了其他州郡的人民给他运送木料。
一个诸侯王就如此，那么随着东汉诸侯王一代代越封越多，事情当然也就越来越糟糕了。到了公元140年，东汉已有20个诸侯王，共有食邑179万户，人口1095万，占天下总人口的22%，若再加上列侯的封邑，国家的财政份额被分去了多少，你就可以想象了。
更糟的是，从公元107年开始，关中与凉州地区汉羌矛盾大爆发，开启了六十年的西羌之乱，六十年高强度的战争，不仅使关中一片狼藉，民众大量南迁，经济也日益崩溃。仅汉安帝与汉顺帝时期两次汉羌战争就耗费了东汉帝国总共320亿的军费，平均每年军费15.23亿，结果东汉财政一下子崩溃了。史称“官负人责（债）数十亿万”（《后汉书·庞参传》），其财政赤字之恐怖，让朝廷只能向民众贷款（县官不足，辄贷于民）。故汉末思想家仲长统反思东汉税制，不由痛心疾首道：“规为轻税，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计骞短，坐视战士之蔬食，立望饿殍之满道。”事实上，由于财政窘迫、政治腐败，东汉后期各级政府都不注意水利设施的兴修和维护，再加上气候变冷等因素，导致桓帝、灵帝时期水旱灾害不断发生。据统计，东汉时期大的水灾共发生二十七次，桓、灵时就有十三次；大的旱灾共发生十七次，桓、灵时就有六次，再加上地震、瘟疫、暴雪和蝗灾，基本上，桓、灵在位42年间天下年年都在受灾，相较西汉214年中的灾害年份总共才32年（15%），东汉后期的情况可谓恐怖（注11）。
特别是在汉桓帝元嘉三年（公元153）秋天，三十二个郡国出现蝗灾，同时黄河发洪水，冀州受灾尤为严重。无家可归、饥饿穷困、流亡道路的百姓达数十万户，但朝廷没有办法拨下额外的财物救灾，只能让当地州郡自行赈济灾民，并下诏让有“积谷”的王侯吏民帮助朝廷“禀贷”灾民，等新租上收以后再偿还。可惜效果都不佳，此后两年，北方再次出现洪水、蝗灾、粮食减产，在冀州甚至司隶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相。
到了延熹二年（159年）汉桓帝实在受不了了，只能发动政变抄了大将军梁冀的家才搞到30亿钱，得以“用减天下税租之半”（《后汉书·梁冀传》）。但到了延熹四年(161年）西羌与武陵蛮又同起叛乱，汉桓帝干脆下诏大量减少百官的俸禄，但东汉财政依然困难，汉桓帝最终穷到就连宫殿失火都没钱重建，许多宫人都在临时搭建的小木屋中凑合居住，所以汉灵帝即位后，就想赶紧赚点钱把宫殿修一修，但熹平五年（176年），西南夷又爆发大规模反叛，逼得朝廷差点放弃西南。然后没过几年也就是黄巾起义前一年的公元183年，气候又异常到离谱：夏天大旱，庄稼大面积枯死；秋天洪水地震，金城河水溢，五原山岸崩；冬天又极寒，东海、东莱、琅琊等淮海地区竟然井水结冰，厚达尺余。大灾之后紧接着又是大瘟疫疫、大叛乱，轮流折腾，不死不休。
总之，连年战乱与天灾，东汉后期的财政已接近破产，汉灵帝再不搞点新招式来揽财，他这个皇帝可就当得太惨了；所以他卖官鬻爵，主要也是为维系皇室的权威与财政支出（注12）。再说了，两次党锢之祸，使朝廷一下子少了一千多名士族官员，这些空出来的官位刚好拿出来卖，这叫有需求，有动力，有货源，非常完美的商业模式。
据澳洲学者张磊夫指出，其实西方也有类似的卖官制度。公元18世纪，法国贵族地位能够免除部分赋税，政府遂卖官鬻爵作为年金的一种形式：购买者买官时一次性付的钱由免税的收益与将来的薪金弥补。公元17世纪30年代，英格兰查理一世在与议会的斗争中被剥夺了税收收入，于是强迫富有的地主接受骑士爵位，然后交钱免除兵役，那些拒绝爵位的地主也不得不交钱。东汉时期的情况与法国、英格兰相差不多，朝廷长期财政紧张，而州郡世家大族控制着地方经济，朝廷无法通过常规税收获得这些财富。卖官鬻爵为缓解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法。所以，虽然史料将这种交易称为“卖”，但不如称之为“罚金”更合适（注13）。
那么汉灵帝卖的这些官儿是如何定价的呢？他规定，以俸禄等级来定价，一石一万钱，打个比方，曹操之前担任的四百石洛阳北部尉就要价四百万，曹操后来升任的两千石济南相就要价两千万。当然，各地贫富不同，所以同级别官位价钱也是浮动的，这叫“随县好丑，丰约有价”，如果是大郡富郡，皇帝甚至狮子大开口要价三千万。
灵帝也知道，他定的这价钱有点贵。所以如三公九卿这种没啥油水的京官那就便宜一些，三公只要一千万，九卿只要五百万。
另外，如果是条件比较好的人才，皇帝也可以给你打折，“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德”是说这人有名望，“次”是说这人有资历，也就是说，按名望或按资历已有条件任其职者，皇帝就少收钱。比如冀州名士崔烈想要进步一下，于是经汉灵帝小时候的保姆程夫人撮合，以五折优惠五百万钱买到司徒一职。事后，汉灵帝经常肉疼自己这次卖便宜了，听说崔烈家挺有钱的，宰少了啊。程夫人在旁边哭笑不得，说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多亏我极力撮合，陛下咋不识我的好心呢？果然，崔烈虽如愿成为三公，但名望大大衰退，因为“论者嫌其铜臭”。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只好适当再压低些价格以扩大销路，甚至答应如果实在没钱，可以用零首付与分期付款的方式先赊账，等以后有钱了再补上（当然得算上高额利息）。这就叫“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然后倍输”。比如著名清官司马直被任命为钜鹿太守，本需买官费两千万，但念在司马直为官清廉且德高望重，汉灵帝决定给他来个特价优惠大酬宾，只要三百万钱就行，司马直不愿剥削百姓还钱，于是愤然自杀，以为抗议！
真是一个可笑的世道，皇帝竟然被逼卖官，还逼人当贪官。
当然，司马直这种情况只是特例，大多数当官的还是很有钱的大地主大豪强，皇帝这么做，叫做“损有余而补不足”，毕竟他手里唯一的资源就是官职，他能跟豪强士族们讨价还价的，也只有这些官职了。据说汉灵帝甚至还在宫内造了条商业街，两边店铺成行，让数千采女、宦官扮成商人，进行“商业演习”，灵帝便可以从中吸取更多的商业经验，并培养更多的优秀“职业经理人”，以将他的卖官生意发扬光大，正所谓“治大国如摆小摊”，汉灵帝看着自己的皇家私库越积越多，开心的合不拢嘴。
而就在这个时候，曹嵩投其所好，居然花了崔烈二十倍的价钱，足足一亿钱，买下了太尉一职，过了把三公瘾；而且五个月后又主动以黄巾之乱引咎辞职，好让汉灵帝拿回去接着卖。汉灵帝是个聪明人，他明白曹嵩的意思，曹嵩这是在为曹家交保护费呢，毕竟他儿子曹操太能惹事了，简直就是年少轻狂，成天都想着廓清吏治、惩除奸佞，结果为官一任，便得罪一圈宦官或权贵，灵帝一次一次将其调离，可他每调到一个新地方，仍执迷不悟地继续跟豪强做对，于是很快就又被调走，如此循环往复，汉灵帝终于不敢再用曹操了，先让他回老家反省反省吧。
现在，既然曹嵩交了这么多钱，那又不一样了，汉灵帝刚在崔烈一事上肉疼的受不了，如今可一口气多少倍找补回来了，真开心。于是，公元188年八月，汉灵帝在禁军中自创了一个新系统，称“西园新军”，让他最宠幸的八位年轻新贵，担任西园八校尉，以执掌京都兵权。曹操，就是这其中一位。而曹操的顶头上司、西园新军总指挥，正是曾被曹操打死叔叔的小黄门蹇硕。汉灵帝告诉蹇硕，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佛面看皇帝面，不看皇帝面看钱面，总之，你和曹操那点仇，就算了吧。
这时候，曹嵩已经光荣退休了，但曹操已经靠他那一亿钱，有了名公之子与禁军将领的身份，他终于可以放手大胆，干一番大事业了！西园新军中另一位校尉袁绍告诉曹操，他如今已经搭上了大将军何进这条线，准备联手跟那群死太监狠狠的斗一场，操，你是愿意跟我干呢？还是愿意跟我干呢？
曹操大声道：操，干！
注1：足见黄巾起义只是东汉覆亡的病象，而非病因。故范晔作《后汉书》，于黄巾起义着墨甚少，也并未列为专传；反而于党锢多加致意，一篇《党锢列传》，足有两万四千余字，字数仅次于三万三千余字的《西羌传》。所以党争问题与西羌问题，才是范晔对汉亡真正病因的解读与思考。
注2：见《全后汉文·太尉杨赐碑》：“于是门生大将军何进等，瞻仰洙泗公丧之礼。”另据《后汉书·独行范冉传》与《后汉书·陈寔传》记载，当时范冉、陈寔两位德高望重的大儒去世，何进还特意遣使吊祭，并为二人命以私谥。所谓私谥就是党人因被禁锢不能做官得到朝廷谥号，而死后由亲属、朋友或门人自行标榜的谥号。此乃中古时代民间政治力量崛起的一个标志。
注3：王谦的父亲王畅、祖父王恭都曾担任三公，带领朝臣与宦官做斗争，其父王畅更曾与党人领袖李膺陈蕃齐名，被誉为“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字），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字），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字）”。
注4：曹操《善哉行其二》。
注5：《后汉书·徐稺传》著名隐士徐稺所言。
注6：所谓同岁，就是同一年被举为孝廉的士人，差不多相当于明清科举中的“同年”。如前注所述，汉桓帝时尚书令左雄改革察举制后，一般士人要四十岁以上才能被举为孝廉（比如曹操的同岁韩遂，就是大概四十多岁才被察举为孝廉的）；而曹操二十岁就被举为孝廉，因而他有此等说法（见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
注7：亦见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当时在士族之中，隐居是一种潮流风尚，特别是一些清净高洁的名士，他们痛恨于政治的黑暗，故意不去出仕。甚至就连汝南袁氏这样的“贵盛”豪门之中，都有“少励操行，苦身修节”的袁闳、袁弘等隐逸之士，他们耻于与自己那些“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的叔伯兄弟们为伍（《后汉书·袁张韩周列传第三十五》），甚至“抛弃了作为贵族与权力站在一起的家门”，安贫乐道，成为一种“在野的反权力存在、沉默的批判者”（川胜义雄《魏晋南北朝》），从而获得了“岩穴知名之士”这样的极高评价，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
注8：东汉初年，光武帝将原本属于外朝的权力大量转给宫内的尚书台与御史台（这些内朝的机要官署一般建在宫内的高台上，故名），使得尚书令与御史中丞权力大增。至东汉后期，尚书台长官尚书令已成为对君主负责总揽一切政令的首脑。比如曹操后来就以荀彧为尚书令，让他长期留守许都执掌尚书台，成为影子曹操，代为发布政令。魏晋以后，尚书令事实上即为宰相之任，并常被称为“台辅”，其任职去职则被称为“上台”和“下台”。
注9：东汉三公的平均任期也不过2.43年，而西汉时期丞相的平均任期亦不长，只有4.55年，这与现代文官的流动率，无大不同。参阅黄留珠：《汉代退免制度探讨》，《秦汉史论丛》第四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注10：光武帝时期，由于要平定西方的隗嚣、公孙述，东汉朝廷制定的田租是十五分之一；待到明帝时期国家稳定下来，就将田租降为三十分之一；到了东汉后半期，则进一步减轻到了百分之一。
注11：关于东汉西汉各种天灾统计，参阅张亚新：《曹操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8页；以及 【日】 鹤间和幸：《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201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401页。
注12：后世晋臣刘毅讽刺晋武帝贤德不如汉灵帝时就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晋书·刘毅传》）可见汉灵帝卖官鬻爵的钱，主要是用来填补中央政府财政的巨大黑洞。
注13：参阅【澳】张磊夫：《洛阳大火——公元23-220年的后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3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