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化及出身于隋代的武川（今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西）的一个显赫家族。他的家族世代为官，且与皇室有着密切的关系。其父宇文述，在北周时期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成为上柱国，并被封为淄阳郡公。

进入隋朝后，宇文述担任右卫大将军，凭借对晋王杨广的支持，助其登上了太子之位，从而获得了极大的恩宠，成为了朝廷中的显要人物。

为了表彰宇文述的忠诚和支持，杨广即位后，将自己最年长的女儿南阳公主嫁给了宇文述的第三个儿子宇文士及。同时，杨广还将宇文述晋升为左翊卫大将军，并加封为许国公，使他在隋朝的权力结构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这样一个显赫的家庭背景下，宇文化及自幼便享受着奢华的生活，养成了纨绔子弟的习气。他目睹了上层社会的种种腐败与贪婪，这些经历塑造了他的性格，使他变得骄纵、不守规矩。他常常带着家仆，骑着高头大马，手持弓箭，在长安的街道上横冲直撞，因此被市民们戏称为“轻薄公子”。

隋炀帝在位期间，宇文化及的仕途可谓一波三折。作为隋炀帝太子时期的旧部，宇文化及曾担任千牛一职，负责太子的安全。然而，他在任期内多次因贪污受贿而被隋文帝免职，但每次都因太子杨广的庇护而得以复职。宇文化及不仅没有悔改，反而变得更加嚣张跋扈，经常与长安市井中的无赖混迹，见到美丽的女子或珍贵的物品便强行夺取。

到了大业二年（607年），宇文化及的行为几乎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时，隋炀帝北巡榆林，宇文化及和他的弟弟宇文智及趁机违反隋朝的禁令，与突厥人进行非法交易。根据隋朝法律，这种行为被视为严重犯罪，违者将被处以死刑。

消息传到隋炀帝耳中后，他勃然大怒，下令将宇文化及兄弟逮捕入狱，并在返回榆林后坚持要将他们处死。宇文述为了保全儿子的性命，向隋炀帝苦苦求情。最终，隋炀帝虽然免除了他们的死罪，但将他们免官，并贬为家奴，交由宇文述管教。

这次处罚使宇文化及兄弟失去了官职，他们在家中度过了长达九年的沉寂期。这段时间，隋炀帝的大规模建设、频繁的军事行动和沉重的赋税引起了广泛的民愤，各地纷纷爆发起义。特别是大业十二年（616年），翟让和李密领导的瓦岗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以及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成为三股强大的反隋势力，其中瓦岗军尤为突出。这些起义军的崛起，最终动摇了隋朝的统治基础。

面对农民起义的严峻局势，隋炀帝采取了两面策略：一方面派遣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则加紧建造龙舟，准备南逃至江都。

宇文述随同炀帝抵达江都后不久，不幸身患重病，卧床不起。自知时日无多，宇文述向隋炀帝上奏道：“宇文化及是我的长子，早年曾在东宫侍奉陛下，恳请陛下怜悯他。”

隋炀帝听后，不禁泪流满面，感慨地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朕不会忘记你的请求。”

大业十二年（616）十月，宇文述在江都病逝。隋炀帝念及旧情，决定重新启用因罪在家闲置了九年的宇文化及兄弟。化及被任命为右屯卫将军，智及则担任将作少监，并允许化及继承父亲的爵位——许国公。然而，隋炀帝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决定最终导致了他自己的悲剧结局。

大业十三年（617）年底，隋王朝已处于土崩瓦解的边缘。各地起义军对洛阳形成了严密的包围。与此同时，一场由宇文化及和禁军将领司马德戡策划的武装政变正在秘密酝酿中。隋炀帝在江都，身边护驾的骁果卫士多为关中人，他们长期远离家乡，思念亲人。

由于隋炀帝无意返回长安，这些卫士们纷纷议论，计划逃离。

司马德戡，扶风雍（今陕西省凤翔县）人，以机敏狡诈著称，深得隋炀帝信任。他负责统领左右备身府骁果卫士一万余人，驻守江都东城，负责江都宫的警卫工作。面对隋朝即将灭亡的局势，司马德戡也萌生了率部西归的念头。

司马德戡见统领的卫士相继叛逃，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又无法阻止，便与关系亲密的虎贲郎将元礼还有直周裴虔通这两人密谋。

司马德戡说道：“听说陛下已经命令修缮丹阳宫（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并无西返之意。如今卫士们人心涣散，纷纷打算逃亡。若此事被陛下知晓，你我必定难逃其咎，大祸临头。我们的家人都在关中，不如趁此机会胁迫骁果，率众西归，这是唯一的求生之道。”

三人密谋后，开始四处活动，拉拢同伙。不久，虎贲郎将赵行枢、鹰扬将军孟秉、直长许弘仁和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桤、勋侍杨士览等人都加入了他们的计划。众人歃血为盟，日夜密谋，决定在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十五日，劫持十二卫的人马，掠夺江都城中的财物，举兵叛乱，结伴西归。

赵行枢原本是太常乐户，家境富裕，与宇文化及兄弟关系密切；而勋侍杨士览则是宇文兄弟的外甥。两人将密谋的事告知了宇文化及兄弟。

宇文化及见隋朝大势已去，心中早有异志，如今看到机会来临，大喜过望。他先派宇文智及去见司马德戡，说道：“足下顺应民心，谋划大事，实在令人敬佩。然而，如果你们只是率众西走，恐怕并非长久之计。”

司马德戡闻言，急忙问道：“此话怎讲？”

宇文智及趁机煽动说：“如今皇上虽然荒淫无道，但朝臣仍畏惧朝廷。如果你们率领众人向西逃跑，皇上得知后必定会派大军追捕，这岂不是自寻死路？如今天下已经大乱，英雄四起，同心反叛的人已有数万之多。我们不如乘机胁迫骁果，闯入宫中，废黜昏君，另立明主，以安定天下。这才是长远之计，成就帝王之业。”

司马德戡听了宇文智及的话，欣然同意。

于是，赵行枢、薛世良提议拥立宇文化及为主，策划叛乱。计划确定后，才将此事告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虽然骄横凶险，早有异心，但性格怯懦，庸愚无能。听到要推他为主的消息后，脸色大变，汗流不止，沉默了许久。最终，他还是狠下心来，答应了。

司马德戡也在暗中活动。他派许弘仁、张俏到左、右府散布谣言，称：“皇上听说骁果想要叛逃，已经准备了毒酒，打算设宴杀害所有北方人，只留下南方人在江都留守。”

这一谣言传出后，人心惶惶。

三月十日，司马德戡召集骁果，公开煽动兵变。

黄昏时分，司马德戡率领部下的骁果从马厩牵出马匹，喂饱马匹，磨利兵器，准备行动。宫内的各门虚掩，未上锁。三更时分，司马德戡在东城召集数万名骁果，点燃城外的火堆作为信号。城外的宇文智及、孟秉见到城中的火光，劫持了巡夜的侯卫冯乐普，部署兵力，控制了街道。

隋炀帝被喧哗声惊醒，看到外面火光冲天，急忙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守卫的裴虔通欺骗他说：“外面的草坊着火了，众人正在救火，所以喧闹。”

隋炀帝信以为真。五更时分，司马德戡将手下的亲信交给裴虔通指挥，以替换守卫宫门的卫士。

裴虔通率数百骑兵打开宫门，直奔成象殿。殿中的宿卫兵士不堪一击，纷纷丢盔弃甲，四散奔逃。唯有屯卫将军独孤盛率领十余人奋力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被乱兵所杀。

隋炀帝在寝殿内听到外面的混乱，惊慌失措，急忙换上便服，逃往西局。

裴虔通率兵搜捕，最终将其擒获。

次日清晨，孟秉率骑兵迎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此时还不确定兵变是否成功，全身发抖，说不出话来。直到他到达江都宫城门，司马德戡前来迎接，才确认事变已成。

于是，在众将的簇拥下，宇文化及步入朝堂，自封为丞相。裴虔通等人欲将隋炀帝带到江都宫门示众，宇文化及厉声喝道：“何必让这废物出来，还不快杀了他！”

宇文化及随即命令校尉令狐行达用一条绳索勒死了隋炀帝。

隋炀帝的被杀，标志着隋朝统治的终结。宇文化及野心勃勃，早有称帝之心，但又不敢直接称帝，担心将士们不会同意。因此，他先立隋炀帝的侄子、泰王杨浩为傀儡皇帝，自任大丞相，掌控朝政。

大业十四年（618）二月底，宇文化及率领江淮骁果和关中禁军十余万人，沿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水路西进，声称返回关中。途中，他命令卫士严密看守杨浩，禁止百官朝见，自己则在帐中南面而坐，接受朝臣的奏事，俨然以皇帝自居。

四月，宇文化及抵达彭城，由于水路不通，他命令军队抢夺当地百姓的牛车，共获得两千多辆。这些牛车用于运送宫人和珍宝，而武器装备则由士兵背负。长途跋涉导致士兵疲惫不堪，三军开始心生怨言。

司马德戡与赵行枢等人对宇文化及的行为也感到不满，试图利用士兵的怨气，率领后军袭击宇文化及，并拥立司马德戡为主。然而，计划泄露，宇文化及设下圈套将他们擒获并杀害。

司马德戡的被杀标志着宇文氏集团的公开分裂，其势力也因此受到削弱。宇文化及任命裴虔通留守彭城，自己则继续向西进发。

然而，当行至中原时，瓦岗军在成皋至洛口（今河南省巩义市）一带阻击，使其无法继续西进。此时，宇文化及面临着两大强敌：一是东都的隋军将领王世充，二是瓦岗军。

隋炀帝去世后，隋朝官员拥立其孙越王杨侗为皇帝，改元皇泰，史称皇泰帝，而实际掌权者是王世充。为了对抗宇文化及，王世充封李密为太尉、尚书令、魏国公等官职，诱使其攻打宇文化及。李密陷入两难境地，既要东拒宇文化及，又要西防东都的隋军。为了避免两面受敌，李密接受了皇泰帝的封赏，背叛了农民起义军。

七月，李密率领的瓦岗军在洛阳附近的童山与宇文化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决战。在这场战斗中，李密虽然重创了宇文化及的军队，但自身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此时，困守洛阳的王世充看到了机会，他趁机袭击了疲惫不堪的瓦岗军，扮演了类似滑铁卢战役中普鲁士元帅布留歇尔的角色。最终，李密战败，逃亡关中。

九月，宇文化及率领残余的两万余人从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西南）撤退至魏县（今河北省大名县）。到达魏县后，他的亲信张俏和将领陈伯又密谋叛逃，但计划败露，被宇文化及处决。

随着心腹的相继离去，宇文化及的势力日渐衰微，他变得无计可施，只能每天与亲信饮酒解愁。

在醉酒时，宇文化及常常责怪其弟智及：“江都兵变之事，皆由你首谋，强行推举我为主。如今人马离散，一事无成，又背负弑君叛逆的恶名，天下不容，将来身死族灭，难道不全是因为你吗？”说罢，他抱着两个儿子痛哭流涕。

宇文化及深知自己的失败已成定局，于是感叹道：“人生终有一死，不如做一天皇帝。”随后，他派人毒杀了杨浩，并在魏县自立为帝，因曾受封许国公，国号定为“许”，改元“天寿”，设立了百官。然而，这不过是他在绝境中的自我安慰罢了。

唐武德二年（619年）二月，高祖李渊派遣淮安王李神通进攻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被迫逃往聊城（今山东省聊城市）。

不久，河北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率军攻破聊城，俘虏了宇文化及。次日，窦建德下令将宇文化及的弟弟智及、杨士览、孟秉、许弘仁等人斩首示众，然后用槛车将宇文化及及其两个儿子押送至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市），最终将他们处决。此时，距离隋炀帝杨广被弑还不到一年。

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杨广调动全国的力量，集结军队和粮草，准备对高句丽发动战争。山东各郡成为主要征兵区域。然而，由于道路艰险和官员的剥削，许多被征召的民夫和物资在途中消失无踪，导致山东各地民心不稳，多地爆发了起义，窦建德也是其中之一。

窦建德，来自山东清河郡漳南县（今河北省故城县东北），自幼崇尚侠义，胆识过人，深受乡邻敬重。在漳南县的征兵活动中，他因英勇而被任命为二百人的首领。他的一个朋友孙安祖，同样因勇猛被征召入伍。不幸的是，当时山东发生水灾，孙家受灾严重，若孙安祖应征，家中妻儿将无以为生，因此他请求免除兵役。

漳南县令处理问题的方式粗暴，认为孙安祖逃避兵役，下令鞭打他。孙安祖一怒之下刺杀了县令，逃到窦建德家中避难。随着时间的推移，窦建德窝藏孙安祖的事情逐渐暴露，孙安祖无法继续藏身。

于是，窦建德与孙安祖商议，认为征讨高句丽必将引发天下大乱，这正是英雄建功立业的机会。窦建德豪言壮语道：“大丈夫不死，当立大功。”这句话成为了他一生的座右铭。随后，窦建德出面召集了数百名同乡，由孙安祖率领，正式举兵起义。

在漳南县，有一片广阔的大湖，名为高鸡泊，面积达数百里。孙安祖曾以此地为据点。然而，窦建德并没有与孙安祖一同起事，而是在送走了孙安祖及其部众后，回到了家中继续担任他的两百人长。遗憾的是，官府并未放过窦建德。由于他在当地声望极高，各路起义军在劫掠时从不靠近窦家，这引起了官府的怀疑，认为窦建德要么是强盗头子，要么至少与匪徒有勾结。再加上他曾窝藏过杀官逃犯孙安祖，官府终于找到了借口来对付他。某天，官府突然袭击了窦建德的家，虽然窦建德侥幸逃脱，但他的家人全部被剿匪的官军杀害。

面对如此境况，窦建德别无选择，只能造反。他迅速召集了两百多人，投奔了清河郡内的一股较大起义军——高士达。

高士达对窦建德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并任命他为“司兵”，即军事指挥官。与此同时，孙安祖的队伍与另一支起义军张金称发生了冲突，孙安祖不幸战死，其部众纷纷投奔窦建德。

凭借窦建德的声望和才能，他很快吸引了大量忠于他的士兵，人数达到了万人之多。尽管如此，窦建德此时仍未成气候，只是高士达手下的一员大将。

而高士达本人也只是自称为东海公，在山东各路起义军中占据一席之地。与高士达地位相当的起义军领袖还有邹平的知世郎王薄、平原豆子洲的刘霸道、河曲的张金称等。

窦建德的“司兵”生涯一直持续到大业十二年（616年）。这一年，隋炀帝杨广派遣大将杨义臣征讨河北、山东地区的各路起义军。杨义臣是隋朝少数几位能征善战的大将之一，他首先击败了张金称，随后迅速转向高士达的部队。

此时，高士达刚刚利用窦建德的诈降计策消灭了隋将郭绚的部队，士气正盛。窦建德建议暂时避开杨义臣，退守高鸡泊以固守待机。

然而，高士达并没有采纳窦建德的建议，而是任命窦建德留守营地，自己亲率大军迎战杨义臣。高士达的部队确实战斗力较强，初次交锋便取得了胜利。高士达因此得意忘形，认为杨义臣不过尔尔，于是在营中设宴庆祝，犒赏三军。

然而，这次胜利只是小胜，杨义臣的主力并未受到重创。高士达因小胜而轻敌，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甚至可能是杨义臣故意为之的战术安排。果然，五天后，杨义臣突然发起袭击，高士达的部队毫无防备，最终惨败，高士达也在战斗中阵亡。

杨义臣乘胜追击，直逼窦建德驻守的阵地。窦建德仅率领百余人勉强逃脱。尽管如此，杨义臣认为窦建德不过是小股盗匪，不足为虑，因此没有继续追击，班师回朝。然而，事实证明，这是杨义臣一生中最大的失误。

杨义臣撤兵之后，窦建德返回了高鸡泊。高士达、张金称的残部纷纷前来投靠，窦建德因此自立为将军，成为了一支独立的起义军。如果高士达还在世，窦建德或许会继续担任“司兵”，或者可能会与高士达发生冲突，甚至取而代之，也有可能被高士达以某种借口除掉。

然而，随着高士达的战死，失去领导的窦建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新的首领。此时，窦建德的势力仍然薄弱，如果杨义臣再次返回，窦建德恐怕难逃一死。幸运的是，杨义臣这个强大的对手再也不会出现了。

这一切的背后，是隋炀帝杨广的好大喜功和不愿听闻坏消息的性格。他的手下大臣们为了迎合圣意，从不向他报告各地起义军的情况。每当有地方官员请求救援的紧急文书，掌管文书的大臣虞世基就会设法隐瞒，不让杨广看到。如果实在无法隐瞒，虞世基则会轻描淡写地说，某地有一些小蟊贼在作乱，郡县正在积极围剿，很快就能平息，陛下不必担心。

在这种环境下，杨广被蒙在鼓里，自认为天下依旧太平。杨义臣此次在河北、山东地区消灭了最大的两股起义军——张金称和高士达，战功赫赫，上报时称平定了数十万人。然而，杨广对此表示怀疑，心想这天下一片安宁，怎么会有数十万人造反？他怀疑杨义臣虚报战功。

虞世基趁机进谗言，称杨义臣的部队都是他的亲信，兵力雄厚，战斗力强，将来可能会成为朝廷的隐患。杨广听后深信不疑，立即下令解散杨义臣的部队。可怜杨义臣出生入死，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

当窦建德自立为王时，隋朝已经风雨飘摇，多数郡县的地方官员无力抵抗各地的起义军。起初，起义军对待隋朝官员极为严酷，一律处死，导致许多官员宁愿坚守城池也不愿投降。

然而，窦建德自立后，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对投降的隋朝官员给予一定的优待。这一政策吸引了大量地方官员的归顺，使得窦建德的势力迅速壮大，拥有了十余万部众。

大业十三年（617年），窦建德在河间郡的乐寿自封为长乐王，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同年，窦建德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时，瓦岗军领袖翟让和李密正猛烈攻打东都洛阳，迫使隋炀帝杨广调集全国精兵前往支援。这些军队包括从江都出发的王世充、从岭南出发的张镇周等将领，而河北涿郡的大将薛世雄则担任此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杨广命令薛世雄在行军途中顺便消灭沿途的起义军。于是，薛世雄率领三万大军，一路剿灭起义军，于七月抵达河间郡的七里井。

此时，窦建德的军队正因缺粮而分散各地征粮，作为长乐王的他身边仅剩下不到两千人。面对三万敌军，窦建德似乎只有逃走或投降两条路可选。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窦建德选择了第三条路——主动进攻。

关于窦建德为何会做出如此冒险近乎自我毁灭的决定，历史上有一个传说。据说，当薛世雄的大军逼近时，窦建德正为此事焦虑不已。有人推荐他去咨询一位女巫。

窦建德便前往询问自己的前途吉凶，女巫告诉他，无论是逃跑还是投降，都是大凶之兆，唯有在日出前发起进攻，才能大吉大利。

占卜之时已是午后，窦部与薛世雄部相距一百四十里，能否在次日日出前赶到仍是个未知数。于是，窦建德召集手下，下令立即出发进攻薛世雄，并约定若在日出前抵达，则全力进攻；若在日出后抵达，则全军投降。

不论女巫的传说真假如何，窦建德已下定决心孤注一掷。他亲自率领一支由二百八十人组成的敢死队作为先锋，其余部队随后跟进。窦部一夜急行军，当他们距离七里井还有不到两里时，天色已渐亮，窦懊恼不已，只得准备投降。

然而，就在这一刻，整件事情出现了最不可思议的转折——突然间，浓雾四起，咫尺之内难见人影。

窦建德高呼：“天助我也！”他的部队士气大振，随即发动突袭，杀向敌阵。

薛世雄自恃兵力强大，轻敌之心甚重，扎营时竟未设防备。

窦部的突然袭击让薛世雄部措手不及，三万大军在朦胧中不知敌军数量，顿时失去了斗志，当场溃败。幸好薛世雄有早起的习惯，当时已穿戴整齐，才得以在第一时间逃出生天，仅以身免。薛世雄逃回涿郡后，又羞又怒，不久便因病去世。

在隋末的动荡时期，河间七里井之战具有深远的影响，成就了两位重要的历史人物。首先，窦建德在这场战役中声名鹊起，逐渐成为河北地区最强大的起义军领袖。他的势力迅速壮大，成为一方霸主。

其次，这场战役也间接影响了王世充的命运。薛世雄战死后，隋炀帝杨广任命王世充接替其职位，担任洛阳地区的总指挥。这是王世充首次担任如此重要的军事职务，他麾下集结了来自各地的隋朝精兵，为他日后在河南称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切的起因，竟然是因为一场大雾。如果史书的记载没有夸大其词，那么只能认为这场大雾是天意，无意中助了窦建德一臂之力。

在成功攻克薛世雄后，窦建德率军进围河间郡城。河间郡守王琮坚守不降，双方从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一直僵持到大业十四年（618年）七月。此时，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叛乱，隋炀帝杨广遇害的消息传到了河间。

得知这一消息后，窦建德立即停止了攻城，并派遣使者进城吊唁。当天，王琮便打开城门投降。

在这长达一年的围城战中，窦建德的军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许多士兵被王琮所杀。因此，窦建德的将领们纷纷要求处死王琮，以泄心头之恨。

然而，窦建德坚决反对这一提议。他回忆起自己早年在高鸡泊当强盗时，不得不杀人以自保，但如今他志在天下，王琮这样的忠臣正是他所需要的。

窦建德下令全军，任何敢对王琮不利的人，将被夷灭三族。他不仅善待王琮，还给予了他应有的尊重和礼遇。

窦建德的这一举动在政治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河北、山东等地仍有许多地方官员忠于隋朝，他们与起义军长期对抗，隋炀帝的去世使他们失去了效忠的对象，陷入了迷茫。这些官员虽然被迫考虑投降，但多年来的敌对情绪使得他们对投降后的命运充满疑虑，担心自己的性命和财产无法得到保障。窦建德以实际行动向他们展示了“各为其主、既往不咎”的态度，赢得了广泛的信任和支持。于是，各地的郡县纷纷向窦建德投诚。

在此背景下，窦建德正式建国，定都于乐寿，标志着他在河北地区的势力进一步巩固。他的宽容政策不仅赢得了人心，也为他未来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一月，五只巨大的鸟带领数万只小鸟飞临乐寿，停留数日后才离去。不久后，有人向窦建德献上了一块宝玉，这块玉据说是夏禹时代的宝物。这两件奇异的事件被视作窦建德建国的祥瑞之兆，因此他决定将年号定为“五凤”，并改国号为“夏”。

此时，在河北地区能够与夏国抗衡的主要势力只有魏刀儿。魏刀儿原是漫天王王须拔的副将，王须拔在进攻幽州时阵亡后，魏刀儿继承了他的势力，并逐渐壮大。当窦建德称王时，魏刀儿已经自立为魏帝，麾下拥有十余万人马。

一山不容二虎，窦建德深知这一点。为了消除潜在的威胁，他先是假意与魏刀儿结盟，暗中却策划了一场突袭。趁魏刀儿毫无防备之际，窦建德突然发兵，一举消灭了魏刀儿的势力，吞并了他的地盘。魏刀儿本人也被俘虏并处死。尽管这种手段显得不够光明正大，但在乱世之中，这样的权谋并不罕见。

然而，窦建德在这场行动中并未做到尽善尽美。他放跑了魏刀儿的结义兄弟宋金刚。宋金刚后来投奔了刘武周，成为李世民的一大劲敌，给唐朝的统一进程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从这个角度来看，窦建德的这一疏忽间接帮助了李世民的对手，也算是他的一次失误。

在隋朝大业十四年（618）年末，窦建德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所到之处，各地纷纷归降。然而，当他进攻幽州时，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此时，幽州的守将罗艺已经投降唐朝，并被赐姓为李氏。

罗艺在薛世雄的两个儿子——薛万均和薛万彻的帮助下，坚守幽州，与窦建德僵持了百余天。面对如此坚固的防御，窦建德最终意识到取胜无望，不得不撤兵。此后，罗艺继续为唐朝镇守幽州，与窦建德连年交战。

唐武德二年（619）闰三月，窦建德亲自率领主力部队进攻宇文化及。此时的宇文化及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的都城魏县已被唐朝将领李神通攻陷，宇文化及本人也被唐军围困在聊城。窦建德此时进攻宇文化及，实际上是在与唐朝争夺消灭宇文氏的战果。

唐军为了在窦建德到达之前结束战斗，对聊城展开了猛烈攻击。然而，由于主将李神通指挥不力，唐军未能如愿。面对窦建德的强大攻势，李神通不得不主动退让，由窦建德继续进攻聊城。

在窦建德的指挥下，唐军未能攻克的聊城终于被攻陷。宇文化及重金聘请来协助守城的知世郎王薄开城投降，宇文化及的最后势力被彻底消灭。宇文三兄弟中，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被窦建德处死，而宇文士及则投奔了唐朝的李渊。

这场战役不仅标志着宇文化及政权的终结，也显示了窦建德在当时的强大军事实力，以及他与唐朝之间的复杂博弈。

窦建德消灭宇文化及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作为隋炀帝杨广的弑君者，宇文化及的覆灭不仅象征着为隋朝复仇，还为窦建德赢得了广泛的道德和政治资本，极大地增强了他在原隋朝官员和民众中的声望。

为了最大化这一胜利的政治效果，窦建德精心策划了一场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秀”。攻克聊城后，他立即前往参见隋炀帝的遗孀萧皇后，恭敬地自称为臣，并为隋炀帝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同时，他下令处决了所有参与谋杀隋炀帝的宇文氏党羽，进一步强化了自己为隋朝复仇的形象。

通过这些举动，窦建德不仅赢得了旧隋势力的支持，还成功提升了自身的政治合法性。随后，他派遣使者与洛阳的王世充修好，而王世充所拥立的隋皇泰主则封窦建德为夏王。这样一来，窦建德的身份从一个“盗匪”转变为正式的政府官员，获得了广泛的政治认可。

此外，窦建德还得到了宇文化及手中的重要象征物——隋朝的传国玉玺、天子仪仗，以及大批原隋朝的大臣，包括裴矩、虞世南等著名人物。这些象征性物品和人才的获得，进一步巩固了窦建德的政治地位，使其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大增。

这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行动，不仅为窦建德赢得了道义上的支持，也为他未来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窦建德的霸业巅峰出现在武德二年（619）十月，当时他与唐朝的河北军团在黎阳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决战。此时，唐军的主要根据地关中正遭受刘武周和宋金刚的猛烈攻击，无暇顾及河北地区，窦建德抓住这一时机，对由李神通和李世勣率领的唐军河北部队发起了进攻。

这场决战的结果是唐军惨败，几乎全军覆没。李神通被俘虏，而李世勣虽然成功突围，但由于其父李盖被窦建德扣押为人质，最终不得不投降。

随着唐军河北军团的溃败，窦建德迅速占领了唐在河北的所有州县。与此同时，原本已归降唐朝的徐圆朗也趁机叛变，投靠了窦建德。至此，窦建德不仅巩固了他在河北的统治，还将都城从乐寿迁至洺州（今河北永年），这或许只是他暂时的选择，因为他心中可能早已觊觎长安和洛阳这两座中原重镇。

在此期间，窦建德的统治区内社会安定，政治清明，据史书记载，当时的河北达到了“夜不闭户，商旅野宿”的繁荣景象，标志着窦建德的势力达到了鼎盛时期。此时的窦建德境内再无强敌，百姓安居乐业，展现出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