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军区大院来了一位老汉，哨兵将其打发走，司令得知却亲自去请
1971年的一个寒冷冬日，济南军区大门外站着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他的面容憔悴，双手因长途跋涉而布满老茧，但那双眼睛却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哨兵见状，不耐烦地挥手示意老人离开。然而，这位老人却倔强地守在门口，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话：＂请让我见见杨司令，我叫侯礼祥...＂
这位看似落魄的老人，为何如此执着地要见杨司令？他又为何会说出＂侯礼祥＂这个名字？更令人不解的是，当杨司令得知这个消息后，为何会如此激动，甚至亲自出门相迎？
一、红军团长的光辉岁月
说起侯礼祥的从军经历，还要从1928年说起。那一年的春天，十六岁的侯礼祥告别了家乡湖北江陵，只身一人来到了南昌。彼时的南昌，正值红军扩编，许多年轻人争相报名参军。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侯礼祥站在红三军团五师十四团的报名处，报出了自己的名字。因为当时填写的时候只写了＂礼祥＂两个字，登记的战士就顺手把他登记成了＂李祥＂，这个无心之错，却让他在后来吃尽了苦头。
刚入伍的侯礼祥被分到了五连。那时候，连里的老兵都说他年纪小，该去预备队。但侯礼祥却在每次训练中都格外认真，不管是擦枪还是站岗，都一丝不苟。渐渐地，连队里的战士们都对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刮目相看。
1930年的一天，部队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五连奉命担任掩护任务。在这次行动中，侯礼祥第一次见到了血。他看着身边的战友倒下，却没有丝毫退缩，而是冷静地端起枪，朝着敌人的方向射击。这一仗，他连续击退了敌人三次冲锋，最后还救下了两个受伤的战友。
这次战斗之后，侯礼祥很快就在连队里出了名。不久后，他被调入了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个改变他一生的人：团长杨得志和营长孙继先。
当时的杨得志刚满二十出头，已经是红一军团的一个团长。他最欣赏侯礼祥的就是打仗时的冷静和平时的刻苦。有一次训练间隙，杨得志问侯礼祥：＂你是怎么练出这么好的枪法的？＂侯礼祥答道：＂每天早上天没亮就起来练，一练就是两个小时。＂
1934年，长征开始了。作为先锋营的战士，侯礼祥的任务是为大部队探路。在穿越湘江时，他带领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成功在对岸建立了防线。就在这次战斗中，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颈部，所幸没有伤及要害。
最让人难忘的是强渡大渡河的那一战。当时敌人在对岸布置了严密的火力网，渡河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就在这时，侯礼祥主动请缨，加入了渡河突击队。那天晚上，他和其他十七名勇士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用皮筏子横渡大渡河。这一战，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的奇迹。
长征结束后，侯礼祥被提拔为一营营长。在陕北时期，他还有幸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在这里，他不仅认识了许世友这样的好友，还经常能听到毛主席的教导。那时候，他还和邓小平同志有过一段趣事。有一次，他帮邓小平写标语，用石灰在墙上写完后，开玩笑说自己是＂白字大王＂。这句话逗得邓小平哈哈大笑。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红军团长，后来会经历那么多的坎坷...
二、命运转折与身份之谜
1939年的一天，一个不起眼的皮箱，彻底改变了侯礼祥的人生轨迹。那是一个装着他全部身份证明的皮箱，里面有他的军官证、残疾军人证，还有一些重要的军队文件。这个皮箱，就这样在一个平常的夜晚被小偷偷走了。
当时的侯礼祥正在湖北洪湖一带执行特殊任务。组织安排他以国民党伪联保主任的身份，深入敌后搜集情报。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将证明自己红军身份的所有文件都藏在了那个皮箱里。
得知皮箱被盗的消息后，地下党组织立即对侯礼祥进行了紧急转移。那时候，国民党特务正在四处搜捕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一旦被发现真实身份，不仅会危及他个人的生命安全，更会给整个地下组织带来灭顶之灾。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一位曾经共事过的同志投靠了国民党，开始向特务机关提供地下党员的情报。形势万分危急，侯礼祥不得不改名换姓，隐藏在乡下农户家中。
为了掩护身份，他开始学着耕田种地。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红军团长，第一次拿起了锄头。他的手上很快就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但这些都不算什么，最难的是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1940年，侯礼祥在当地认识了一位叫杨绪儿的姑娘。为了建立更好的掩护身份，他们成亲了。两人一起开了一间小小的牌室。那时候，他们住在一间破旧的瓦房里，靠着牌室的收入勉强维持生活。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42年。那一年，武汉军区副司令张秀龙的部队来到了湖北潜江县。侯礼祥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赶到部队驻地，希望能找到组织。然而，就在他刚到达的时候，敌人突然发动了袭击。
张秀龙误以为是侯礼祥引来了敌人，带着部队火速撤离了。这一走，又是数年。直到新中国成立，侯礼祥想要恢复组织关系，却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
更糟糕的是，因为曾经担任过伪联保长的经历，侯礼祥反而被当地一些人误解成了＂历史有问题＂的人。他试图向村里人解释自己的革命经历，却只换来一阵阵嘲笑。
就这样，曾经的红军团长，开始了一段不为人知的隐忍岁月...
三、十年蒙冤与坚守
在江陵县的一个偏僻村庄里，每天清晨都能看到一位老人赶着牛群去放牧。这个老人就是侯礼祥，当年威风凛凛的红军团长，如今却成了一名普通的牧牛人。
1950年代初，公社安排他去喂牛。对于从未干过农活的侯礼祥来说，这份工作并不轻松。第一天去放牛，他就把牛放丢了三头，找了整整一天才找回来。村里人笑话他连牛都看不好，还说自己是红军团长。
有一次，他在放牛时遇到了邻村的老支书。两人坐在田埂上闲聊，侯礼祥说起自己曾经在长征路上的经历。他讲到强渡大渡河时，自己是怎样带领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过河，又是如何在陕北见到过毛主席。老支书听完只是摇头叹气：＂老侯啊，你这故事编得真像，要不是知道你是个放牛的，我都要信了。＂
每到这时，侯礼祥就会摸摸自己的脖子上的伤疤。这道伤疤是在湘江战役中留下的，子弹从他的颈部穿过，差一点就要了他的命。这些伤疤就是他曾经战斗过的明证，可惜没人相信。
1961年的国庆节，侯礼祥在一张破旧的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消息：他的老战友杨得志已经成为了将军。这个消息让他看到了希望。他找来纸笔，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寄给了中央军委。
三个月后，杨得志真的回信了。侯礼祥拿着这封信去找公社干部，希望能证明自己的身份。谁知道，等待他的却是更大的打击。公社干部不但不相信信的真实性，反而认定他是伪造了将军的信件。
从那以后，村里人看他的眼神更不对了。有人说他是装疯卖傻，有人说他是想沽名钓誉。每天早上去放牛的路上，他都能听到身后的议论声。
但侯礼祥并没有放弃。他开始在放牛的间隙里记录自己的经历，用小本子把能记住的每一个战斗、每一个地名都写下来。他相信总有一天，这些记录能帮他找回真实的身份。
十年间，他写了整整七个小本子。上面不仅有他参加过的战斗，还有和战友们的合影，甚至连他在陕北时和邓小平同志开玩笑的＂白字大王＂的故事都记录在案。这些泛黄的纸页，承载着他对组织的一片赤诚。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侯礼祥依然每天准时赶着牛群出门。他不知道的是，命运的转机即将到来。在他60岁那年，他终于下定决心，要走出这个困住他十多年的牢笼...
四、寻找战友的漫漫长路
1971年的早春，江陵县的一个寒冷清晨，侯礼祥悄悄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他带上了那七本记录往事的笔记本，揣着仅有的十几块钱，踏上了寻找战友的漫长旅程。
从江陵到济南，这段路程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都不轻松，更何况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侯礼祥先是步行到了沙市，在那里打听到了去济南的路线。为了省钱，他大部分时候都是走路，偶尔搭乘路过的货车。
一路上，他经常饿着肚子赶路。有时候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边的小店里买一个馒头充饥。夜晚来临时，他就在车站或是荒野中将就一宿。就这样，他的衣服越来越破旧，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风尘仆仆的乞丐。
有一次，他在徐州火车站歇脚，遇到一位老乡问他去哪里。侯礼祥说要去济南找杨得志将军。老乡笑着说：＂你这样的老头子，人家将军能见你吗？＂侯礼祥没有解释，只是默默地掏出了那本泛黄的笔记本，翻到其中一页，上面歪歪扭扭地记着：＂1935年春，大渡河畔，与团长杨得志共同突围...＂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跋涉，侯礼祥终于到达了济南军区。站在军区大门口，他的双脚已经磨出了血泡，衣服上沾满了尘土。他对门口的哨兵说：＂小同志，我找杨司令，我叫侯礼祥。＂
哨兵上下打量着这位衣衫褴褛的老人，漫不经心地回答：＂司令不在，您还是回去吧。＂但侯礼祥没有离开，他就站在军区门口，一站就是一整天。
当天晚上，执勤的战士看他可怜，便安排他在招待所住下。第二天一早，侯礼祥又准时出现在军区门口。他掏出那些布满褶皱的笔记本，一遍又一遍地向每一个经过的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就在这时，一位老军官路过，听到了侯礼祥提到＂大渡河突击队＂的经历。这位老军官仔细询问了一些细节，发现侯礼祥说的每一个细节都与历史记载吻合。这位老军官立即向杨得志将军报告了这个情况。
当杨得志听说门口等候的老人提到了大渡河突击队的详细情况，立即派人仔细核实。很快，通过侯礼祥提供的笔记本和他对往事的描述，杨得志确认了这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老战友...
五、真相大白与最终归宿
在杨得志将军的亲自证明下，侯礼祥的身份终于得到了组织的认可。1975年的一个春日，江陵县委正式发出通知，恢复侯礼祥的红军待遇。当通知书递到侯礼祥手中时，他紧紧握着这张来之不易的证明，久久不能言语。
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子。那些曾经对他冷眼相待的村民，纷纷登门道歉。老支书专门组织了一场欢迎会，请侯礼祥讲述他的革命经历。这一次，当他说起强渡大渡河的往事时，再没有人说他是在编故事了。
县里特意为侯礼祥安排了一套新房，就在县城最热闹的街道上。但侯礼祥并没有搬进去，他说：＂我已经习惯了老房子，还是留在村里好。＂每天清晨，他依然准时去放牛，只是这次不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
1976年春节前夕，杨得志将军特意派人送来了一封信，邀请侯礼祥去济南过年。信中还附带着一张老照片，是1935年在陕北时他们的合影。侯礼祥婉拒了邀请，他在回信中写道：＂将军您太客气了，我就在村里过年，看着现在的好日子，就是最大的幸福。＂
晚年的侯礼祥经常被邀请去学校讲述革命故事。每当讲到长征途中的艰难岁月，他总会掏出那个留着弹痕的老水壶。这是他在长征途中一直带着的，上面还留着一个弹孔，是在强渡大渡河时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的。
1980年，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专程来到江陵，为侯礼祥拍摄了一段纪录片。镜头前的老人，讲述着那段蒙冤的岁月，声音依然洪亮，目光依然坚定。当被问到为什么要坚持这么多年时，他说：＂因为我是一个红军战士，红军战士就要对得起这身军装。＂
1985年，侯礼祥的事迹被编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史》。书中专门用了一个章节，记录了这位在逆境中坚守信念的老红军的故事。当地还在他曾经放牛的山坡上，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红军团长侯礼祥放牛处＂。
1991年深冬，在江陵的一个平常的日子里，年迈的侯礼祥安详地离世了。他的追悼会上，前来送别的人中，有当年的老战友，有村里的乡亲，还有特意从济南赶来的杨得志将军。按照他的遗愿，家人把那个带着弹痕的老水壶和七本泛黄的笔记本，一同安放在了他的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