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晚年回忆自己写九大报告时说:
“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批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记得,毛主席的话,我向周恩来同志报告过。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一个稿子。
实际上,起草人名单虽是毛主席定的,却叫林彪来抓起草工作——因为毛主席已指定林彪来作政治报告。1969年2月下旬,林彪在毛家湾召见了三位“大秀才”——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林彪说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张春桥、姚文元对陈伯达说:“你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叫!”
于是,陈伯达在米粮库胡同埋头于写政治报告,与钓鱼台分庭抗礼。他要秘书王文耀、王保春到处打电话,为他收集资料。
一、要新华社给他送来工厂、农村的生产情况资料;要中央研究室的“秀才”们帮助他找资料,查马列经典著作;
二、给李雪峰打电话,从石家庄弄来河北省的一些资料……
三、他想要北京市的资料,托秘书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打电话。
谁知却碰了钉子。谢富治说:“如果是中央要材料,我给。如果是你陈伯达个人要材料,我不能给!”
陈冠任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记述了九大召开的前后情况。该书真实记述了毛泽东27年治国理政的历史,真实地记述了毛泽东时代,为读者喜爱的经典国史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