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晚年回忆自己写九大报告时说:

“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批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记得，毛主席的话，我向周恩来同志报告过。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一个稿子。

实际上，起草人名单虽是毛主席定的，却叫林彪来抓起草工作——因为毛主席已指定林彪来作政治报告。1969年2月下旬，林彪在毛家湾召见了三位“大秀才”——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林彪说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张春桥、姚文元对陈伯达说:“你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叫！”

于是，陈伯达在米粮库胡同埋头于写政治报告，与钓鱼台分庭抗礼。他要秘书王文耀、王保春到处打电话，为他收集资料。

一、要新华社给他送来工厂、农村的生产情况资料；要中央研究室的“秀才”们帮助他找资料，查马列经典著作；

二、给李雪峰打电话，从石家庄弄来河北省的一些资料……

三、他想要北京市的资料，托秘书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打电话。

谁知却碰了钉子。谢富治说：“如果是中央要材料，我给。如果是你陈伯达个人要材料，我不能给！”

陈冠任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记述了九大召开的前后情况。该书真实记述了毛泽东27年治国理政的历史，真实地记述了毛泽东时代，为读者喜爱的经典国史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