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五年正月末，因听闻云贵总督李侍尧在滇种种贪腐、索贿劣迹，乾隆连续发出三道谕令。

派户部左侍郎和珅、刑部右侍郎喀宁阿前往贵州查办案件 ……

命兵部右侍郎颜希深驰往贵州，等候和珅到达之时由其传谕旨 ……

谕军机大臣严密稽查沿途驿站，防止透漏消息，并传谕湖南巡抚李湖…严密稽查，如有私骑驿马由北往南，便系透漏消息之人，即予截拿 ……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零三》

不但派出钦差大员前往勘查，还严防消息走漏。乾隆如此重视的原因是，李侍尧是他一手提拔且几十年来一直信任和器重的宠臣 -- “惟侍尧向不姑息属僚，朕所深信”。乾隆无法容忍李侍尧在自己最痛恨的贪腐问题上背叛自己。

但是案件的审理结果却让乾隆非常失望 – “至如李侍尧之赃私累累逾闲荡检，实朕意想所不到”。仅李侍尧在滇收受、勒索属下白银这一项，查实的金额就达三万五千两（李侍尧对此供认不讳）。

因为有和珅这个巨贪，不少人认为乾隆治贪不严。其实整个清朝对贪腐下手最狠的人不是雍正而是乾隆。

乾隆十四年，乾隆的小舅子浙江巡抚鄂乐舜勒索商人八千两白银，被乾隆赐自尽；

乾隆二十二年，云贵总督恒文被下属举报贪腐，赐自尽；

乾隆三十一年，山西巡抚和其衷因贪污和亏空，斩首；

乾隆三十二年，湖南巡抚李因培因亏空，赐自尽；

乾隆三十三年，皇贵妃高佳氏的弟弟高恒因两淮盐政任上的贪腐被绞刑处死 ……

督抚以下的州县官员，因贪腐被处死的更多了；

在“李侍尧案”之前，贪腐案发的高级官员中仅有浙江巡抚兼盐政卢焯一人，因治下民众大规模的集体请愿，被乾隆特旨免死改发军台效力。所以朝堂上下普遍认为李侍尧这次有死无生。

然而和珅上报三司的拟判（类初审）仅为斩监侯，籍没家产。朝堂大学士和九卿商议后主张依旧例从严，改判“斩立决”。面对两种不同意见，乾隆并未直接表明态度，而是让军机处向各省督抚发出廷寄，要求他们给出意见。

注：在清朝官员们被判“斩监侯”基本就不会处死了，可以等待大赦，也可以通过议功议银等方式减刑。

皇帝给出了暗示，自然有能读懂暗示的人。安徽巡抚闵鄂元回奏称，李侍尧虽罪孽深重，但是朝廷也应考虑他的贡献“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久为中外推服”，对其罪行给予一些减免“照八议条内议勤、议能之文，稍宽一线，不予立决”。

注：“八议”为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官员违法判刑后八议每确认一项即可减罪一等（一般罚银代之）。

虽然只有闵鄂元一人求情（其他督抚因同为封疆，为避嫌都不敢为李侍尧说项），但乾隆依然从善如流，以“诸臣中既有仍请从宽者，则罪疑惟轻”为由发布上谕将斩立决改回为斩监侯。

乾隆如此破例，让当时的朝野内外议论纷纷。

有的人认为乾隆是顾惜李侍尧的才干，因为不到半年后甘肃爆发“苏四十三起事”，李侍尧就被特赦并任命为代理陕甘总督前往平叛。其后又赴任浙闽总督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事”（此役被乾隆列为“十全武功”之一），督办台湾军务。

也有人认为李侍尧贪腐的主要目的是“办贡”，乾隆明白李侍尧是在为他“贪钱”。如朝鲜使臣对此案的记载中就有“大抵侍尧贪赃中，五之三入于贡，故皇帝心欲囿之”的描述。

真的只有这些原因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紧随其后的贪腐大案“王亶望案”。

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地瘠民贫”奏请朝廷允许陕甘地区“捐监”，以留作赈灾之本。乾隆在批准的同时为确保专款专用，不但要求以粮捐纳（捐粮四十石可给予国子监监生名分），并任命王亶望为甘肃布政使办理捐监。

从乾隆三十九年到乾隆四十二年，甘肃开始年年报（旱）灾并申请开仓赈济，共计支出赈灾粮七百三十万石。乾隆四十六年在处理“甘肃回乱”时，一份“大雨误期”的军报引起了乾隆对甘肃历年灾情的怀疑，并委任和珅、阿桂入甘详查。

这一查就挖出了一个大型贪腐窝案，甘肃的“捐监赈灾”就是个骗局。

首先捐监就没有收粮，而是直接折白银五十两收取，至案发时已累计收银一千余万两。而这一千万两白银，被王亶望伙同山东各州府官员捏造灾情后，以赈灾开销记账全部私分了，涉案官员大小共计一百零二人。

虽然乾隆的手段依然狠辣，处死了包括陕甘总督勒尔谨、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浙江巡抚王亶望（案发前已升任）在内的五十六名官吏，但不少人没有注意到乾隆的一个细节。在此案中乾隆把斩立决的上限提升到两万两，而清律官员贪污一千两就是“立决”。

有种观点认为乾隆是被迫拔高标准，不然甘肃官场要被清空，短期内甘肃的政务要瘫痪。这个观点看着是这么回事，其实并不符合事实。

首先被处死的官员全位居府县及以上的地方要职，没了他们甘肃政务本就要停滞。其次那些没被处死的官员（流放、下狱等），也全部革职离任了，没有戴罪留任的。也就是说不论是杀还是恩减，甘肃的官场都被清空了。

乾隆“开恩”的主要原因是他对贪腐和贪官的态度变了。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乾隆以及历朝历代的其他皇帝对贪腐的认识和我们是不一样的。皇帝们反贪的主要原因不是官员们盘剥了民众，而是官员们在“偷盗”皇帝的“私产”。

自雍正开始实现“惟以一人治天下”这个皇帝终极梦想后，“家天下”的概念被进一步巩固，皇权也被进一步加强，因此乾隆反贪的手段也更为严苛。谁都会视侵占自己私产的人为敌，区别只在于大家报复的能力不同。

但是乾隆当朝几十年后，也逐渐认识到一个问题。

天下之大，皇帝没有能力一个人来统御，必须依靠官员们的协助。而官员们之所以愿意为官，自然不是“为国为民”，无外乎都是为“权”为“利”。

“权”是皇帝高高在上的根本，绝对不能让。在此情况下再不让“利”，官员们凭什么卖命并效忠他这个皇帝呢？

虽然皇帝也可以不让利，依靠自己的皇权强迫官员们按他的意愿行事。但是官员们也会产生“被动抵制”，也就是乾隆勤政几十年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 人浮于事、不推不动、阳奉阴违、敷衍塞责。

而且乾隆在他自己不知不觉的懈怠中，个人生活也日趋奢靡，中后期的乾隆开始面临一个难题 – 钱不够花。

因此他需要官员们帮他弄钱，这也是他三令五申要求官员们停止上贡，但又默认官员上贡的原因。但是除了极少数具备商业头脑的官员（如李卫），其余大部分敛财的主要办法就是“贪腐”了。

所以乾隆被迫与自己的臣属们妥协 – 共享皇朝财富，或者说纵贪。这一点更为直接的证明，就是让乾隆心花怒放的“议罪银”以及巨贪和珅的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