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寒冬时节，毛主席写下了一首极度悲凉的词——《蝶恋花•向板仓》，这是他为了纪念爱妻杨开慧所作。诗词悲凉凄楚，但在痛恨敌人的同时，他也表达了对杨开慧深深的愧疚。

而这份愧疚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妻子最艰难的时候没有陪伴在她身边，二是误信传言，与贺子珍结了婚。

那么，在当时井冈山通信艰难的情况下，“杨开慧牺牲”的谣传是如何传到毛主席的耳中呢？

1927年8月底，毛主席奉党的指示到湘赣边界组织领导秋收起义，临走前，他把夫人杨开慧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安置在板仓隐蔽，在板仓与杨开慧告别。从此，这对夫妻两地分离，生死茫茫两不知。

10月，秋收起义受挫，毛主席带领部队到井冈山上寻找出路，“山大王”袁文才洞开寨门热烈欢迎。

在井冈山上稳定下来后，毛主席就在袁文才的安排下住进了全村最好的宅房八角楼中，从此，这里就成了他在茅坪的固定住所。

八角楼的房东叫谢池香，好客热情，经常与毛主席谈天说地，熟悉后还将自己的堂姐夫吴福寿引荐给了毛主席。

吴福寿于1864年出身小康家庭，青少年时期读过私塾，有一定的古文功底，并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可惜，吴福寿没能靠文墨吃饭，为了生存，他从18岁起投师学打银子，出师后成为了一名闻名四乡的银匠。

吴福寿在茅坪一带行艺期间，经人介绍认识了谢池香的堂姐谢桂莲，两人结为夫妻后，便在茅坪定居了下来，并开设了一间银匠店，维持生活。

由于谢池香的引荐，吴福寿与毛主席渐渐熟悉。

吴福寿年轻时候走南闯北，积攒了不少阅历，因此，毛主席非常喜欢与他交谈。另外，吴福寿对诗词字画也颇有见解，一手毛笔字写得苍劲有力，如此一来，毛主席似乎找到了知音，好几次请他抄写材料。

一来二去，比毛主席大29岁的吴福寿，竟与毛主席成了忘年交。

除了经营自家的银匠铺，吴福寿其实还是袁文才农民自卫军中的一员。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了家后，袁文才为了加强对外联络侦查，于是在谢池香家成了一个秘密交通站，专门挑选几个善于外出打探消息的人充当“坐地探”，吴福寿就是其中一个。

在井冈山立足扎根之后，毛主席就一直想要打听杨开慧的近况。

他曾于1927年11月下旬，从宁冈龙市邮局发出过一封信，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他还特意将地址写为“湖南长沙市西长街‘生生盐号’由店主转‘板仓杨霞姑收’。”信中内容仍是暗语：“我在这里做生意，初时不顺，到现在买卖兴隆，赚了钱，堪以告慰。”

这位盐号的店主是杨开慧六舅父的一个亲戚，是比较信得过的人。不过，杨开慧究竟有没有收到信，毛主席不得而知。

如今秘密交通站已建成，吴福寿自然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一日，毛主席将吴福寿请到房中，将想要请他到长沙打探杨开慧下落的事情说了出来，吴福寿一听，立刻答应了下来。

吴福寿一去就是好几天，他先去湖南茶陵和酃县打听，但没有打听到，只好暂时返回。

当时长沙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毛主席很不放心妻子与三个孩子，于是又提供了杨开慧具体住址，请吴福寿再跑一趟。吴福寿答应了，但这一次，吴福寿却带回了一个坏消息。

毛主席之所以如此着急打听杨开慧的下落，不仅是对妻儿生命安全的担忧，还有另一个原因：袁文才、王佐看上了毛主席的才干，他们认为只有让毛主席成家，才能让他留在井冈山，而当时，贺子珍正处于妙龄，与毛主席非常相配。

毛主席并不愿意，他不止一次对袁文才和王佐提到自己已有家室，但他们仍旧不肯放弃撮合。

于是，毛主席只好让吴福寿打听杨开慧的下落，如果有可能把杨开慧带上井冈山，那样就可以解决眼下的问题了。只可惜，阴差阳错之下，毛主席却听到了杨开慧已经被杀害的错误消息。

吴福寿自湖南长沙回到茅坪，当夜就来到八角楼复命，在毛主席几次心情急迫地询问下，吴福寿才艰难地说道：“毛委员，看来你们很难相见了！”

毛主席听后大吃一惊，跌坐在凳子上。良久，毛主席忽然起身走到书桌旁，从抽屉中拿出一张纸，坐下写了一首词，默默交给吴福寿。

只见纸上所写的是南唐后主李煜的《相见欢》一词：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吴福寿见状知道毛主席心里难受，便安慰道：“毛委员，不要太难过了，也许是我打探得不准。”说罢起身告辞。后来，吴福寿一直将毛主席抄录的这首《相见欢》一直带在身边。

其实杨开慧当时并没有牺牲，从后来板仓杨开慧纪念馆掌握的相关资料来看，杨开慧从1927年到1930年被捕，这三年除了几次短时间外出，其他时间都是在长沙县板仓故居躲避。

板仓是平江、汨罗、长沙三县的交界处，丘陵蜿蜒，比较封闭，敌人曾三次来板仓捉拿杨开慧都被当地群众掩护了过去。

为了更好地保护杨开慧，当地群众便刻意私下传播杨开慧已死的消息，来迷惑敌人视听，而吴福寿下山听到的消息正好是这种保护性的说法。

杨开慧牺牲的假消息随着吴福寿的回归传遍了井冈山，自然也传到了袁文才、王佐的耳中。出于红军在井冈山稳定的考虑，他们再次向毛主席催促结婚之事，无奈之下，毛主席只好答应了下来。

当然，虽然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婚姻带着联姻的性质，但两人在艰苦的岁月中也建立了感情，共同度过了十年婚姻生活。

1930年，当杨开慧被敌人杀害的消息再次传到井冈山时，众人才明白过来，当初听到的消息是假的。作为丈夫，毛主席的心境可想而知，在之后很长一段日子里，他都不能原谅自己。

因此，多年来毛主席一直思念着杨开慧，在他的感情世界中，杨开慧也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

时隔二十年后，毛主席接见杨开慧的表妹时说：“你霞姐是有小孩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不久，长子毛岸英回湖南，毛主席让其代他为杨开慧扫墓。

1957年，毛主席又在信中特别拜托李淑一，希望她在寒假或者暑假时代他看一看杨开慧的墓。

到了晚年，毛主席对杨开慧的思念更甚。据次子毛岸青和夫人邵华回忆，有一次他们请求父亲把怀念母亲杨开慧的《蝶恋花•答李淑一》送给他们作纪念，毛主席便在纸上写下了“我失杨花君失柳”的千古绝唱。

1962年，杨开慧的母亲逝世，日理万机的毛主席在写给杨开慧哥哥杨开智的信中特别强调：“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同穴。”

毛主席称杨开慧为“亲爱的夫人”，可想而知他对杨开慧是何等深情。

毛主席与杨开慧的爱情无疑是遗憾的，但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杨开慧至死眷恋着毛主席，而毛主席也终生思念着这位夫人，这便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