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63年，华北多地遭受了严重的雨灾。连续七天七夜的大雨如注，使得太行山区的许多村庄都遭受了严重的灾害。大寨村也未能幸免，特大洪水席卷而来，房屋、窑洞全部被冲塌，梯田与庄稼被冲毁殆尽。然而，就在这大灾之年，大寨人民展现出了惊人的坚韧与毅力。他们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响亮口号——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同时保证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社员口粮不少，粮食产量不少。
在陈永贵领导的党支部带领下，大寨人民自力更生，奋勇抗灾，不仅没有向国家伸手要粮食，还将救灾物资转赠给了其他地方。他们迅速展开了家园重建工作，在大灾之年仍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粮食总产量达到42万斤，亩产高达745斤，卖给国家粮食24万斤，社员口粮也达到了400斤，各项指标均与上年持平。这其中所蕴含的艰辛与困苦，所洒下的汗水与泪水，或许只有大寨村民自己才能真正体会。
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大寨人民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的种田方法，如合理密植、“三浅”变“三深”、创建“海绵田”、“四不专种三不空”等，使得每亩产量甚至超过了平原地区良田上的产量。大寨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生产现代化，成为了全国农业战线上的璀璨明星。
山西省委、省政府对太行山上的这个小山村给予了高度重视，发现了大寨这一典型，并作出了全省向大寨学习的决定。而大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力，则源于1963年《人民日报》刊登的长篇通讯报道，该报道详细介绍了大寨公社、大寨村党支部以及大寨的好领导陈永贵的先进事迹。
后来，毛主席在了解了大寨的事迹后，对大寨的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特别是在1963年大寨不靠国家帮助，仅凭自己的力量战胜洪灾，实现了“三不少”，做到了“三不要”，充分展现了大寨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以及顾全大局、不向国家伸手的高尚品质。
然而，在1968年10月的现场会上，陈永贵在介绍大寨经验时，除了谈及阶级斗争外，还将大寨经验归结为抓“斗私批修”的结果，是“思想教育人”的成果；而大寨的艰苦奋斗精神、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则被放在了次要位置。
然而，这种对大寨经验的扭曲解读，对全国产生了不良影响。在运动期间，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逐渐转向突出强调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有的地方甚至总结出：“学大寨就必须抓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学大寨就是一句空话”。还有的地方借学大寨之名，搞生产队核算向大队核算过渡；有的地方则借学大寨的口号，全部收回了社员的自留地，连农民自己开垦的荒地也一并收回。
大寨典型的崛起与走出山西，进而成为全国的典范，这一历程是特定历史时期多重因素交织、社会广泛建构的必然结果。首先，地方的敏锐发现与积极推动，无疑为大寨典型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农业学大寨”口号的广泛传播，大寨逐渐成为了全国农村朝圣的殿堂。据统计，全国农村有超过1000万人次前往大寨学习取经，更有来自134个国家和地区的2344批、共计25633名外宾慕名参观大寨。然而，随着“十年运动”的深入发展，大寨的典型意义也逐渐发生了转变，由最初的农业生产典型逐渐演变为运动的典型。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理论界对大寨劳动分配办法的深入批评与反思，中共山西省委多次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山西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标志着历时15年之久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式走向终结。
回顾历史，大寨无疑是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农村发展的一面鲜明旗帜。而小岗村则是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其代表的模式也彰显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形式。对待大寨和小岗村的经验，我们应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既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一概而论。既要看到它们成功的地方，也要正视其存在的不足。客观地看，大寨既有其“大”的宏伟与壮观，也有其“小”的局限与不足；同样，小岗村也是既有其“大”的突破与创新，也有其“小”的局限与挑战。
当然，大寨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大寨过于理想主义，生产关系脱离了生产力的现实基础。当生产关系过于超越生产力的现实时，就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副作用，大寨的经验就深刻揭示了这一点。
再次，大寨的苦干精神虽然值得称赞，但缺乏科学精神的指导。苦干精神如果没有科学精神的统领，就会变得盲目而无效。同样，科学精神也离不开苦干精神的支持与实践。只有苦干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结合，才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当小岗村那创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一颗新星般闪耀在世人面前时，社会各界对这一制度创新的态度各异，犹如万花筒般纷繁复杂。不同的社会主体在这一变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而这些角色及其作用又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悄然变化。万里也直言：这么多年的大寨，学出了什么名堂?安徽的小岗村，才是希望！
在那个时代，一部分人深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他们坚信“人民公社”就是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对其虔诚地信仰，因此，对于小岗村农民的大胆尝试，他们给予了坚决的反对。
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既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又更主要地以“左”的面目示人，坚决抵制制度创新。当然，也有人看到了家庭承包制的实际效果，但他们一时之间难以理解和接受这种新的模式，认为它并非“社会主义”的正统，因此选择保持沉默，实则是害怕表态失误。这些人的态度，无不透露出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考量。
然而，对于农民来说，他们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吃饭问题。于是，在改革中出现了“干部要方向，农民要产量”的争论，形象地反映了“干部怕错，农民怕饿”的现实困境。
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背景下，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命运更多地取决于政治家对这一创新的态度。幸运的是，当时有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如邓公、万里等，成为了改革的坚定支持者。
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预见到了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巨大潜在效益。其次，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知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再次，他们有着个人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希望通过改革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安康。
1979年2月，省农委工作组前往肥西进行考察。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业文件明确规定不准包产到户。然而，周曰礼从山南返回合肥后，却向万里反映了老百姓对包产到户的强烈要求。省委常委会对此进行了讨论。在大家发言后，万里表示：“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有的可能是批对了，有的也可能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却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我们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如果利大于弊，那就可以推广。”
2月16日，万里在六安、滁县、巢湖三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座谈会上又强调说：“肥西有的公社已经包产到户了，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地种好。我说你们就干吧，等搞富了再说。搞包产到户如果要检讨，我检讨。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现在我们变革生产关系，就是要解除对生产力的束缚，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大的政策已经有了，我们要解放思想，百花齐放，千方百计把生产搞上去。”
省委的意见一经宣布，不仅山南公社开始了包产到户的试点工作，而且山南区的六个公社都纷纷效仿。不到一个多月的时间，肥西县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就占到了总数的40%。这一年夏季，山南区的粮食产量较1978年增产了一倍以上。
在滁县地区，以包产到组、包干到组为主的生产方式也曾盛行一时。然而，到了1978年底，也有部分生产队开始尝试包产到户。其中，凤阳县小岗生产队更是暗中搞起了“大包干到户”。小岗队在土地改革后曾经历过一段粮食增产、农民安居乐业的黄金时期。然而，这个队没有经过初级社阶段，1956年一步到位进入了高级社。
1978年秋后，凤阳县开始搞包产到组。小岗生产队先被划为4个作业组，但效果不佳。于是又分成了8个组，但仍然无法解决问题。最后，干部和社员们商议决定干脆搞个大包干到户。他们瞒上不瞒下，如果因为土地包到户而导致干部出事、蹲班房，全队社员将共同负责，把他的孩子抚养到18岁。就这样，1978年底，大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在小岗队悄然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