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历史的上空，无数风花雪月的爱恨纠缠，始于一见钟情，“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也不例外。以至在同窗家中偶然看见的一幅玉照，亦能虏去他的心。

照片上的女子俏丽时尚，自带一种典雅的名媛贵气，让他只看一眼，便深深迷恋住了。

那时顾维钧的妻子刚刚意外离世不久，留下一双儿女无人照料。加上时任驻外大使的他时常出席活动，少不了妻子陪伴。出于生活和事业的双重需求，他热切希望能有这么一位尊贵、体面又美丽的女子作为自己的续弦夫人。

当顾维钧后来知道，那日在照片里看到的女子乃是富可敌国的东南亚“糖王”的女儿黄蕙兰时，见惯各种富贵达官的他，还是不免惊叹了一番。

顾维钧对黄蕙兰一见倾心，但是两人初见之时，黄蕙兰对他的印象却很一般，她回忆道：

“他留着老式的平头，衣着和我的男朋友们常穿的英国剪裁的服装也相去甚远。”

“他既不跳舞，又不懂骑马，甚至不会开汽车，我断定此人不值得我注意。”

彼时的顾维钧虽然英俊倜傥，是闻名的“京城三大美男”之一，但这对于从小混迹于欧洲上流社会，见过各种绅士伯爵的黄蕙兰而言，似乎并不具备什么杀伤力。

作为首富千金，黄蕙兰小小年纪就阅人无数。她自幼研习音乐、舞蹈、美术，艺术气质绝佳，同时会说六国语言。

当青年时代的顾维钧在岳丈的资助下，才得以远渡重洋艰苦求学之际，“生在罗马”的黄蕙兰则忙着在伦敦、巴黎这些世界中心与年轻的男骑士们赛马，开着母亲的劳斯莱斯广交国际名流。

作为一个集年轻、美貌、财富于一身的名女子，黄蕙兰身后的追求者无数，那些风流多情的伯爵们如狂蜂浪蝶般追求左右，献花赠物宴请，以至于当顾维钧也闯入她的追求者队列时，就显得那么稀疏平常。

不过不可否认，作为一个聪明的外交官，顾维钧的天才是全方位的，包括在情事上。在两人的谈话之间，不管黄蕙兰说什么做什么，都没有使他失去追逐的勇气。

面对这个年仅19岁又不懂政治的名媛，顾维钧没有大谈自己的外交天地，反而是通过谈话的细节，去关心她的生活，了解她的世界，这种体贴的沟通方式和自然流露的涵养，让黄蕙兰有些陶醉了。

晚宴过后，他们适时地到马路上散步。当言及次日要到枫丹白露郊游时，顾维钧立即用比英语还流利的法语对她说：“明天我来接你，坐我的车去。”

那是一辆由法国政府供给的享受外交特权的车子，还配有专职司机。后来他们去听歌剧，享用的也是政府为“要人”保留的国事包厢。

出于一个少女的虚荣心，黄蕙兰对这样的待遇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她知道这些是父亲花再多的钱也买不来的特权。

黄蕙兰认为这样的相处不坏，于是她开始接受顾维钧送来的糖果和鲜花，开始享受他的追求。

那段时间，顾维钧几乎每天都差人给她送花，有时一天之内几次造访问候。有一回，顾维钧为了找她，竟不顾自己作为巴黎和会代表团第二代表的身份，有失得体地追到了美容院门口等她。

顾维钧以一种自信、从容的姿态引领着黄蕙兰去展望另一个新世界——什么白金汉宫、爱丽舍宫和白宫等神秘而高贵的所在，这让崇尚荣华的黄蕙兰逐渐为之倾倒。但黄蕙兰对此并非没有犹疑。

求婚当日，她问顾维钧为什么想要娶他，他对她说：“我有两个孩子，需要一个母亲。”从头到尾，却没有那句她期待的“我爱你”。黄蕙兰犹豫了，她欣赏顾维钧真诚的同时，却不确定自己能否真正接受他膝下一双儿女。

关键时刻，母亲却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告诉她：“你一定要答应这门亲事！”姐姐也鼓励道：“蕙兰，你一定要嫁给顾维钧。你想想，你将成为‘Madame’（法语“夫人”的意思）顾维钧，旁人要称你为‘高贵的夫人’。”

有钱人对权势的执念，比一般人来得深。一向孝顺的黄蕙兰到头来还是接受了母亲为她择定的这条人生路。

1920年10月2日，顾维钧与黄蕙兰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中国使馆举行婚礼，许多外交使节都前来助兴。婚礼虽然安排得紧张仓促，却极尽奢华。

黄蕙兰的母亲为两人定制了一套36件的餐具，皆由纯金纯银打造，就连陪嫁的枕头套都是镶钻的！黄家还为顾维钧定制了纯金的名片架，上面錾着金光闪闪的中文“顾”字。此外，还有一辆配有司机的劳斯莱斯高级轿车。场面之盛大豪华，挑战所有人的想象力。

这一天，作为新娘的黄蕙兰被满心满怀的幸福填满，开始期待一个浪漫完美的新婚之夜。

他们的新房设在旅馆的一间大套房里。当黄蕙兰穿着精心挑选的漂亮晚装走进起居室，希望得到新郎的称赞时，顾维钧却连头都没有抬一下。他正在办公，口述备忘录，四个秘书手持笔记本围着他做记录。

因为国联大会次日就要召开，顾维钧又是中国代表团团长，他们只能连夜赶往日内瓦。就这样，黄蕙兰在颠簸的火车上度过了自己茫然又沮丧的新婚夜。

不过这种新婚的不快没有持续很久。

正所谓夫荣妻贵，黄蕙兰嫁给顾维钧后，凭借娘家的财力和自己的社交能力，开始活跃于国际外交权贵中，她陪同丈夫参加白金汉宫的宫廷舞会，与英国大使和女王握手，出席杜鲁门总统的就职典礼，称职地担任起了外交官夫人一职。

社交场上的她高贵典雅、大方得体，加之黄蕙兰深谙欧美文化，总能以流利的各国语言在王公伯爵之间谈笑自若。一时之间，她因为出众的外交形象，被誉为“远东最美丽的珍珠”。

在财力上，黄蕙兰给予顾维钧的帮衬更是不少。当时中国使馆经费拮据，顾维钧的许多外交应酬，全靠黄蕙兰掏钱撑场面。

波特兰广场的破旧使馆，让黄蕙兰觉得很丢中国人的面子，她就自掏腰包将其翻修一新。顾维钧回国内工作时，她又一掷二十万美金购下北京狮子胡同陈圆圆的故居做公馆。父亲寄来大把大把的钱，她都交给顾维钧，要用，再向他拿。

在夫人的全力支持下，顾维钧的外交事业屡被称颂，宋美龄曾客观地说：“别忘了大使夫人所起的作用啊！”另一位外交官袁道丰也坦言：“很少有中国大使的太太能够和她相比拟。”

黄蕙兰雄厚的财力，游刃有余的社交一次次把顾维钧的事业推向高峰。遗憾的是，两人生活中的感情却不似事业般顺风顺水。

黄蕙兰和顾维钧，一个是不食人间烟火、享乐至上的首富千金，一个山河破碎之际心忧天下、力挽狂澜的外交官。不同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注定了他们在这段婚姻里的摩擦。

作为一个从小锦衣玉食的女子，黄蕙兰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普通人难以想象的钻石珠宝首饰，在她看来是稀松平常之物。追求品质生活、享受好的物质，在她是件自然而然的事。

在使馆接待外宾时，黄蕙兰总是衣着雍容、珠光宝气。顾维钧对此很不以为然，他曾对黄蕙兰说：“以我现在的地位，你戴的为众人所欣羡的珠宝一望而知不是来自我的，我希望你除了我给你买的饰物，什么也不戴。”

顾维钧还希望妻子取消母亲为他们订购的汽车，坚持要使用前任公使使用的旧车。黄蕙兰却不以为然：“这将有助于使他们理解中国不能被忽视，我们来自有权受到重视的国家！”

在她看来，享用父亲的钱是件自然不过的事情，而且她认为在外交场合有必要装潢门面。这种价值观的差异，随着日月流逝，使顾维钧与黄蕙兰之间的隔膜日益加深。

黄蕙兰虽然是心高气傲、光芒万丈的女子，但是褪去社交舞台上的兴奋与荣耀后，依然像寻常女子一样渴望丈夫的呵护与爱。

在无数个时刻，他随夫盛装出场，其实只为等待丈夫的一句赞许，可是顾维钧往往只是“心不在焉地看一眼”。

有一次外交活动后，一位法国外交官试图靠近黄蕙兰，她机智地大喊：“维钧，那个老头想知道中国话怎么样说‘我爱你’。”令她心寒的是，顾维钧一动没动，只顾思考自己的事情。

黄蕙兰后来这样评价两人的感情：“他对待我，就是忍让，人前客客气气，私下抛在一边。”可见在这段婚姻中，顾维钧从来只是将太太当做了社交场上的一件“装饰品”，事业上的一部“升官梯”。

可是即便丈夫对自己冷漠至此，历久的岁月反而沉淀出了黄蕙兰对顾维钧更深的感情。她不愿意相信这段婚姻已死，于是以自己的方式力挽狂澜。

她开始热心投入华人慈善事业，希望得到丈夫的欣赏和肯定。二战期间，她曾在狂轰滥炸的难区抢救伤员，每天工作8个小时，一直坚持了4个月。

遗憾的是，一切的一切，也没能让顾维钧重新审视这个深爱自己的妻子。再后来，顾维钧终于背叛了这段婚姻，另有所爱。他每个星期都要到纽约度周末，与自己在联合国任职的红粉知己严幼韵约会。

眼见数十年的婚姻就这样走到了尽头，黄蕙兰的心中充满了对当初决定结婚的悔意，不过她还是顾全大局，配合顾维钧的一切外交活动，直到1956年顾维钧卸任驻美大使，黄蕙兰这才提出了离婚。两人和平分手。

离婚后的黄蕙兰定居纽约，余生没有再婚。由于父亲在爪哇的财产被日本人侵占，世界各地的房产也受战火的影响不复存在，晚年的黄蕙兰只能依靠50万美元存银行的利息过日子，终日与狗为伴，生活孤苦无依。

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黄蕙兰曾写下英文自传《没有不散的宴席》。翻开细读，字里行间，竟满是对与顾维钧在一起的那段岁月的怀恋。

在自传里，黄蕙兰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假如我年轻时学得更明智，更世故些，我可能就会容忍顾维钧对某种女人的诱惑，把它视为小事一桩而不去计较了。”

可见那一刻，这位昔日的豪门千金，也卑微到了尘埃里。

直到离世之前，黄蕙兰一直以“顾维钧夫人”自居，而另一头的顾维钧在与黄蕙兰离婚后的第三年，就再娶了友人的遗孀，也是他过去的红粉知己严幼韵。对此，黄蕙兰始终没有一句恶语评价丈夫，她只说：“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1993年12月，100岁高龄的黄蕙兰在纽约辞世，而她身后留下最多的遗物，却是满墙的照片。这些，都是她当年与顾维钧并肩出访各种活动的时候留下的，不曾想老来竟成了黄蕙兰追溯那段燃情岁月的最好见证。

至死，黄蕙兰都爱着顾维钧，她认定他是此生唯一一次爱恋。只遗憾，自己不是他的唯一。